秦穆公召见了九方皋，派他去找千里马。三个月以后，九方皋回来报告，说已经找到了千里马，就在沙丘那儿，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穆公派人把马牵来，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生气，召见伯乐，说你举荐的人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怎么能识马呢？伯乐长叹一声，说：“他竟然达到这样的地步吗？这就是他胜我千万倍的关键呵！他观察到的，是马的内在素质，抓住了关键，而忽略了无关紧要的地方；看到内中，而忽略了外表。他只去看他所要看的，不看他所不需要看的；只观察他所应观察的，不观察他所不需要观察的。像九方皋这样相马的方法，就有比相马更重要的价值呀！”果然，九方皋所找到的是天下突出的千里马。
对马的观察是这样，对人的认识更是这样，只有抓住根本，看到本质，才能在小的方面不斤斤计较，才能真正与人相好。那种以貌取人，纠缠于小节、纠缠于表面而不能看到别人真正价值的人，是很难找到有益的真朋友，发现真人才的。历史上有名的“和氏璧”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似在讲玉，实则喻人。
战国时期，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从荆山上得到一块玉璞（含在石头里未经过加工的玉），他恭恭敬敬地把玉璞献给楚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定。玉匠看了看，便断定，“这是一块石头，不是玉。”厉王认为卞和欺骗他，下令砍了卞和的左脚。
厉王死后，武王继位。卞和拄着拐杖来到宫中，将玉璞献给武王，武王仍命玉匠鉴定。玉匠说：“这不是玉，是一块石头。”武王也认为卞和欺骗他，下令砍了卞和的右脚。
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这时已是一个残废人，他绝望地抱着玉璞在荆山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眼中滴出血来。文王得知后，派人将卞和请到宫中，问他：“天下有那么多人被砍了脚，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哭呢？”卞和说：“我不是痛心自己被砍掉了的双脚，而是痛心无人识得真玉，忠贞之士被看成骗子。”
文王再请玉匠来，将玉璞进行加工，去掉表面的石头，果然是一块罕见的宝玉。文王要对卞和大加封赏，卞和却独自悄悄地离开了楚国。后来，文王便将这块玉取名为：“和氏璧”。
由于为表面的现象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真正的宝玉，误把宝玉当成石头，这才是真正的糊涂。如果一般人这样糊涂，失去的可能只是一个可贵的朋友，如果一个执掌大权的人这样糊涂，失去的就可能是很多人才，甚至江山。
点滴哲理
能容人是一种气量，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更是一种智慧。
君子之行义之与比
大千世界有万种诱惑，刺激人的感官，诱发人的欲望，惑乱人的情志。浅薄之人往往见猎心喜，见异思迁，如进宝山，不甘空手而返，终至意乱情迷，乐而忘返，以至丧失真我，甚或罹祸殒身。眼前纷乱迷离之际，什么是取舍的原则，何者为立身之本呢？糊涂学尊崇一个“义”字。从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的原则出发，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朱熹注曰：“适，专主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这也就是说，只要是合乎义的事，大家都应当去做，不必拘泥于一定要做什么，或不去做什么。然而，君子也是社会中的人，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总是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权力地位的诱惑，物质财富利益的诱惑，等等不一而足。所以，人们不仅要抵御外来的侵蚀，而且要抗拒自身内在有可能膨胀的非分之想。孔子要求人们“义之与比”，无论你选择什么，义是没有选择余地的，取亦依从义，舍亦依从义；进要为义而进，退也要为义而退。
在这一点上，墨子的思想与孔子有相通之处。墨子认为，当时天下的诸侯，强力攻伐兼并，只是徒有“誉义”的虚名，而不体察其实，因而赞赏“古之知者”。在为天下图谋时，“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顺虑其义”，就是决定做某件事时，必须要考虑其是否合乎义的准则。只有在合乎义的准则的前提下，才能去实行。人们可以选择做这件事，或者不做这件事而选择做另一件事，但义是不可以选择的，义是行事必须遵循的唯一的准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聪明的人不屑为此，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首鼠两端，殚心竭虑，而自以为得计，蝇营狗苟，纷纷扰扰之际，纵使得蝇头微末之利，却丧失了长远根本之利。更何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贪利损身，求荣反辱的事，古往今来，还见得少吗？
点滴哲理
恪守一个一成不变的原则，似乎显得有些呆笨糊涂，其实却是最简明易行的为人处世之道，守一不变，神定气闲，万千色相，不扰于心。
为仁由己
“糊涂学”是一种内省的，不假外力，反求诸己的修身方法，它要求一切事情都从自己所能的做起。那么，仁义是不是能够通过自我的修养，通过内省的方法而达到呢？孔子认为，仁义的达成，完全要靠个人的努力，关键是你是否有求仁的主观意愿。
孔子在回答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的问话时有这么一段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提出了为仁的方法，就是要克制自己头脑中不正的思想意念，使之符合于礼的规定，然后才可以成为一种仁德的人。要达到这种合礼的目标，即为仁，就必须靠自己内心的自觉，就是要重视自己内心的修养，来达到仁这种最高的境界。孔子曾经批评那种认为力量不足达不到仁，因而放弃努力的人。他认为只要内心立下为仁的志向，力量小也能够达到目的。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要我有达到仁的志向，仁就会向我走来，仁不是很遥远的目标。孔子阐释了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仁需要做的几个方面，首先要笃信好学，要有一股守死善道的精神，认真地执著地追求；一切依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把希望和努力放在别人身上，即“君子求诸己”来修仁德，从自己身边的点滴事情做起；“能近取譬，为仁之方”则是修养仁德的好方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还要时时地检查自省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吾日三省吾身”，发现了不合乎仁德的苗头或行动，以及时改正为好。总起来说，孔子就是说达到仁的目标主要靠的是人们内心的自觉，君子就是用各种方法督促自己达到自觉的目的，这样才能不断地使自己靠近仁的目标，最终成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
关于仁义，儒道两家有不同的看法。儒家以为仁义是治世的法宝，而道家以为是乱世的根源。因为“道法自然”，而仁义则是人为定制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反自然之道的。所以提倡仁义，只能带来诈伪。这种看法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这也和我们现在有人认为“提倡什么就说明缺少什么”一样。但从另一方面看，“仁”是爱人，“义”是公利，呼唤爱心和提倡公利，也是顺乎社会发展的自然之道的。
点滴哲理
努力做好自己所能做的，而不必强求，不必企盼自己所不能做到的。
梦蛤蟆
韦先生是个乐善好施的人，心地善良得很，平时走路也是小心翼翼，生怕踩着了蚂蚁似的。
一天夜里，他外出归来，天很黑，没有月亮，连街灯也不亮。他是一脚高一脚低，跌跌撞撞，慌不择路地走回来的。
可刚走到家门口时，只觉得脚下踩着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且“吱”的一声响。韦先生心里慌了：“怕是踩死了一只蛤蟆吧，罪过，罪过……”
他心里越慌，就越内疚。他想：“杀”了一条小生命，这蛤蟆肯定不会放过他，晚上会来索命。这一想，心里更是怕得不得了，连忙开了门进去。
韦太太看他脸色煞白，额上直冒冷汗，便关切地问：“可是病了？”
韦先生心更慌了：“我这样子病了？”
“不然，为何出了一头冷汗，脸色这么难看。”
“我可能害了一条小生命。”韦先生心有余悸地说。
这可把韦太太吓了一跳，这可是刑事罪呀，弄不好可要枪毙的。
“不，只是踩死一只蛤蟆。”韦先生解释道。
韦太太嗔道：“我当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只蛤蟆呀。”
“那好歹也是一条生命啊！我怕那蛤蟆会来索命的呀。”此时，韦先生觉得满肚子里有很多虫子在爬似的。心想，这或许是蛤蟆的卵长在我肚子里了。
“哎呀！你别自己吓自己了，哪有这样的事，快洗个澡睡觉吧。”韦太太劝丈夫说。
这一夜，韦先生寝不安席，老做噩梦。
梦见很多蛤蟆爬上他的身体，争先恐后地钻进他的肚子里，说是要在里面产卵，以作为对他踩死一只蛤蟆的报应。
正当他肚子里的蛤蟆越来越多时，他大叫一声，连韦太太也被他吓醒了。
韦先生心神不定，恍恍惚惚的，他一定要看个究竟，是不是真的踩死一只蛤蟆。他推门出去，走到他夜里踩死蛤蟆的地方，这才发现是一只被踩瘪了的烂茄子。
这时候，韦先生才心神稍定，肚子也不再觉得胀了，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蛤蟆在里面产卵的感觉。
滴水和尚十九岁就上了曹源寺，拜仪山和尚为师，刚开始时，只被派去替和尚们烧水洗澡。
有一次，师父洗澡嫌水太热，便让他去提一桶冷水来冲凉一下。他便去提了凉水来，把热水调凉了，他先把部分热水泼在地上，又把多余的冷水也泼在地上。
师父便骂他：“你这么冒冒失失的，地下有多少蝼蚁、草根生命，这么烫的水下去，会坏掉多少性命。而剩下的凉水，浇水多好，可活草树。你若无慈悲之心，出家又为了什么呀！”
他于是开悟了，并以“滴水”为号，所谓“曹源一滴水”的故事。曹源既是曹源寺，也是曹溪的源头，这说明真禅的源头在六祖慧能修过的曹溪。
人是有善良之心的，也就是佛说的“慈悲为怀”。生命无论多么卑微，在这世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点滴哲理
一念之差，心生障碍；曹源滴水，济心自来。
“包青天”拒砚
陈守实先生在六十年代曾说过历史的“时代价格论”。大意谓，民族灾难深重，外族入侵，人们爱看岳飞抗金戏；吏治败坏，人们爱看清官戏，什么包公呀，海瑞呀……
合肥有座包公祠，墓里躺着北宋有名的清官包拯。
宋仁宗庆历年间，包拯在端州（今广东肇庆）任知州。端州出产有名的端砚，据说始于唐代。端砚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且雕琢精美。古人有诗赞曰：“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端州石砚人间重。”端砚与湖州的毛笔、安徽的宣纸、徽墨一起，合称文房四宝。当时的皇帝附庸风雅，命端州每年向朝廷进贡六百方上好质量的端砚。作为地方官的包拯，便把这件事当作重要差事来做。
那天，包拯接到朝中送来的公文，要求提前一月催齐进贡的端砚，由水路运到首都开封，以应仲秋时节仁宗会见各国使节时，展示天朝物华天宝之用。包拯不敢怠慢，立即传唤手下各级官员商议，并请王通判和崔推官二人负责督办，派出差役到所属各县、各镇催促，不准多收一方。
宋代冗官冗兵，以文制武，文官执掌朝廷大权，一些权贵显宦多爱舞文弄墨，因此，收集名砚便成了他们的嗜好之一。端州地方的一些贪官污吏便利用每年向朝廷进贡的机会，在民间随意增加贡额，敲诈勒索，将多收的端砚作为敲门砖，结交朝中权贵，求得升官的机会。这王、崔二人见机会来了，便私下里商量如何做手脚。王通判由京城开封府尹牵线搭桥，已巴结上了仁宗宠妃张贵妃的父亲，这回私下要去五十方端砚；崔推官受了当地两名乡绅三千两银子，要为他们的儿子捐前程，也要送吏部几名主管官员几十方端砚。这两个各有所图，唯一忌惮的是铁面无私、清廉如水的包大人。
两人窃窃私语：
“包黑子不贪色、不爱财，难办哪！”
“这我知道！”崔推官接口道，“我看包黑子写得一手好字，自然也雅好文房四宝。我家有一方双龙戏珠的宝砚，不如忍痛割爱，将它悄悄放在他的案头，若他开砚磨墨用过了，咱就告他贪污宝砚，有此把柄，不怕大事不成……”
“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哈哈哈……”两人相视而笑。
包拯到端州已一年多了，他明察暗访已弄清这里一班贪官污吏的作为。端州百姓每年有多少人因交不出乱摊派的石砚，弄得家破人亡！因此，他想了一个办法，命人在州衙大堂外，架起了一只铜钟，并在门口张贴告示，说百姓若检举污吏，逢五逢十日，击钟三下，知州包拯一定亲自升堂受理，这样的告示还贴到所属各乡镇。
王、崔二人利欲熏心，带领一带差役到处威逼利诱，四处多收石砚，还说这是奉知州之命，为朝廷效力，不从者严惩不怠！老百姓被逼得怨气冲天，状告他们的状纸不断。包拯心下明白，这王、崔两人，定在下面假公济私，横行不法。他下决心要碰硬，将贪官污吏依律法办。
包拯坐到自己的书桌旁，抬头看了看自己书写的用以自勉的条幅：“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定定心后，想往砚台里注水磨墨，忽然觉得不对头，这方砚台不是自己平时所用的，而是一方新的双龙戏珠名砚。他立即传唤童仆包仁，问：“这是怎么回事？”
包仁每天在这里打扫，他说没有见过陌生人来过。不知谁把砚台调换了。
包拯猛然记起，今日上午他在外书房会客，主簿赵成送来户籍典册，他命赵成直接进入内书房放在书桌上，会不会就是他干的？对，就是他！赵成是崔推官的表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