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 club）永久会员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1991年说：“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绝对是个“西方”精英组织，也即由美国人和欧洲人组成，该俱乐部拒不接受亚洲人、中东人、拉美人或非洲人。确切地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宇宙的主宰者。即便经过精心挑选的媒体从业人员知道早在数周甚至数月前就提前决定的事，只有当事件发生时，媒体才发表相关报道。《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参加过许多次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会议。不过，它们只能被迫保持沉默。
当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不是执行委员会。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 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预计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八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尽管欧洲和美国很多人提出强烈批评，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仍我行我素：从犹太复国运动和妄自尊大者的秘密膜拜仪式都出自它之手。塞尔维亚指责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策划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幕后黑手并非没有道理。毕竟，美国需要控制至关重要的巴尔干管道线路。彼尔德伯格2002年会议被认为是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准备会议。恩达尔（William 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 Century of War：Anglo-American oil politics and the New World 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一名美国人在会上提出使欧佩克石油价格飙升400%的方案。彼尔德伯格没有阻止油价上升，反而计划如何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相关各方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显然是决定在5月对全球的工业增长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着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
虽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不允许内部使用的一个词泄漏给公众，但对外界仍有可能猜测到他们在讨论什么。彼尔德伯格2005年会讨论北约的角色和批准欧盟25个成员国制定的欧洲宪法等问题。大量工作普遍外包给乌克兰、中国和印度可能给宪法敲响丧钟：法国示威者（已唤醒德国和荷兰人）坚持认为对大公司有利的不一定对西欧工人有利。
他们有理由这样担心。布热津斯基在他所著的《大棋局》（The Great Chessboard）一书中高呼“西欧……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国”。他还坚持说：“欧洲必须解决自己的社会分配体制（它“妨碍了欧洲的积极性”）造成的问题”。欧洲宪法之父不是别人，正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德斯坦，此人碰巧与基辛格关系密切。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整件事的关键是宪法规定欧洲不可以建立一支独立于北约（也即不受美国控制）的军队。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指定了唯一方向：一个由美国控制、空前扩张的北约，一个向东空前扩大的欧盟，大规模去地方化、整合共同利益和建立不可挑战的美国军事霸权。这成为布鲁塞尔欧盟权力走廊的激烈争论焦点并不奇怪，那里的许多外交官和委员会官员都公开抱怨华盛顿横行霸道，并谴责他们自己的政府出卖国家。负责欧盟扩大的欧洲专员费尔·霍伊根（Gunther Verheugen）碰巧也是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欧洲委员会成员前往参加彼尔德伯格会议的旅行费用和日常开销都由委员会提供。这显然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自称的“私人性质”不符。
彼尔德伯格2005年会议举行时间与布什出访（访问波罗的海国家并与俄罗斯总统会晤）一致，这难道是巧合吗？
“影子政府”三边委员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能由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做出。美国在卡特任总统期间，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都由三边委员会成员占据，共达26位之多，三边委员会也一度被称作美国的“影子政府”。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是由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等人于1973年发起成立的著名政策协调机构，其成员包括北美、欧洲、亚太地区的350多位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该委员会每年都会就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研讨，形成政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七国首脑峰会（G7）机制，就是在“三边委员会”倡议和推动下建立的，此组织后来又加入了俄罗斯，成了西方八国首脑峰会。
事实上，三边委员会也有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不同的地方，例如它吸纳了当代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群体”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知道不断吸纳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极其重要。后来随着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韩国前总理，以及不同国家的前驻联合国大使、前驻美国大使、前驻俄罗斯大使于2007年11月25日至27日齐聚北京，参加一个“重量级聚会”——三边委员会亚太区会议。
三边委员会为何要到中国来开会呢？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同3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越来越意识到，没有中国不行。尤其是这一两年，世界的眼球仿佛都被中国吸引，各国都在关心中国、谈论中国。虽然三边委员会的基本目标没变，但它确实需要进行自我调整，中国的发展已使它不得不关注中国，因此选择在中国开会。
中国何以会引起世界以及三边委员会超乎寻常的关注？首先，中国现在的发展确实迅速。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连续这么多年保持这么高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史上都罕见。其次，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走的这条“和平发展道路”，与很多国家的崛起之路都不同。当各国看到今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社会相对稳定、国际舞台上又异常活跃时，就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其三，中国的迅速发展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机遇。日本的经济复苏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都与“中国”这一世界经济引擎有很大关系。其四，中国现在发展如此之快，下一步将向何处去？国际社会对此有不确定感，因此给予高度关注，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担忧。
由于三边委员会最初的任务目标显然已与正在发展的世界局势不完全适宜，所以它现在进入调整期，这会使其今后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它现在的关注点与世界整体关注的问题关系日趋紧密。从整体来看，三边委员会仍不可小视。
国际清算银行：世界的银行总部
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是英、法、德、意、比、日等国的中央银行与代表美国银行界利益的摩根银行、纽约和芝加哥的花旗银行组成的银团，根据海牙国际协定于1930年5月共同组建的。刚建立时只有7个成员国，现成员国已发展至41个。
中国于1984年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了业务联系，中国人民银行自1986年起就与国际清算银行建立了业务方面的关系，办理外汇与黄金业务。此后，每年都派代表团以客户身份参加该行年会。国际清算银行召开股东大会，中国人民银行邀请列席，并对观察员身份多次参加该行年会，这为中国广泛获取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住处发展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所。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部分是存放于国际清算银行的，这对中国人民银行灵活、迅速、安全的调拨外汇、黄金储备非常有利。自1985年起，国际清算银行已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
1996年9月9日，国际清算银行通过一项协议，接纳中国、巴西、印度、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为该行的新成员。香港金融管理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加入国际清算银行。
国际清算银行的最高级别活动是中央银行行长例会和全球经济会议。各中央银行及货币当局总裁利用这些会议，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年会和中央银行特别行长会议讨论全球经济及金融发展的最新形势和其他各方关注的专题。
这些会议讨论了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金融体系的标准和准则，金融市场、预期和货币市场的传导机制，国际资本流动，新兴市场债券市场发展等专题。
除了行长级会议之外，国际清算银行还组织中央银行及货币当局的高级官员举行专题研讨会。
关于近来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国际清算银行总裁马尔科姆·赖特（Malcolm Knight）2008年1月25日说，虽然目前次贷危机仍在发展，很难得出确切结论，但回过头来看，中央银行们可以做得更好。
他说，过去数月，主要央行们协同往市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还连续大幅减息，这些都值得赞赏，但危机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们的能力范围。回过头去看，美元利率太低，低利率时间持续太长，为市场注入了过多流动性。这是应当吸取的教训。
他还认为，无法说清危机还会如何发展，或是已经到了哪个阶段，当务之急是使市场能正确地为资本定价，而这要求提供可靠、全面、透明的信息，要求有更系统的披露。此外，风险监管必须要进步，监管者要跟踪风险特别是跟踪创新性产品，无论这些产品，是从哪一家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到了另外哪一家。
究竟谁持有资产毒垃圾？这是一个华尔街非常敏感的问题。据估计到2006年底，对冲基金手上持有10%，退休基金持有18%，保险公司持有19%，资产管理公司有22%。当然还有外国投资者。他们也是MBS，CDS和CDO市场的生力军。2003年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隆重推出”的各种“结构性投资产品”中有多少被这些“资产毒垃圾”所污染，无人得知。
国际清算银行最近警告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问题愈发凸显，但还不清楚这些问题会如何渗透到整个信贷市场。”这个“还不清楚”是否是暗示CDO市场可能崩盘？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以及建筑在其之上的CDO、CDS与合成CDO的总规模至少在3万亿美元以上。难怪近来国际清算银行强烈警告世界可能会面临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该行还认为，今后几个月全球的信贷领域的景气周期将发生趋势性的转变。
从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来看，政策制定者并不认同金融市场对于次级贷款市场的担忧，并不预期其影响将在经济中蔓延。伯南克曾于2月底表示，次级贷款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没有迹象表明正在向主要贷款市场蔓延，整体市场似乎依然健康。随后无论投资者还是官员们，都对次级贷款危机扩散的潜在风险避而不谈。
回避问题并不能消除问题，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触摸到了即将来临的危机。
如果政府托管的各类基金在资产抵押市场中损失惨重，后果就是老百姓每天都可能面对3000美元的交通罚单。如果养老基金损失了，最终大家只有延长退休年龄。要是保险公司赔了呢，各种保险费用就会上涨。
总之，华尔街的金融创新的规律是，赢了银行家拿天文数字的奖金，输了是纳税人和外国人埋单。而无论输赢，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被银行系统反复、循环和高倍抵押的债务所创造出的巨额债务货币及通货膨胀这一必然后果，则悄悄地重新瓜分着全世界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难怪这个世界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也就难怪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不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