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争赔偿与战争债务的愚行、未能营造良性的货币与贸易秩序，以及拙劣地重回金本位制，造成了欧洲的超级通货膨胀，后来的应对行动又使欧洲陷入萧条。通货紧缩政策迫使全球贸易急转直下，1929年到1932年间贸易值减少60％，贸易量萎缩35％，而且虽然美国可能占去全球经济萧条的80％，1929年到1932年间欧洲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以上。艰难时期保护主义逐日高涨是典型的反应，包括1930年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s），而且他们的国家政策加深了以邻为壑的做法，设法将失业的烦恼问题丢给贸易伙伴。
1928年到1932年间欧洲经济事务的可悲状态，与国际层面的管理失当脱离不了关系。当然了，管理全球事务，以确保稳定及开放的货币与贸易结构，不是任何单一国家或机构的责任，更何况是管理需求，以消除盛衰循环的重责大任。没有一个强权有能力或有意愿，扮演对他国发号施令的霸主角色。但是不管国际联盟的宏愿多么崇高，历史学家仍有权利说，国际层面的经济管理出现缺口，事情才会出差错。
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伤害已经造成。1933年，希特勒已能说服足够多的德国人民，相信他们的苦难源于不公平的和平，只有靠他的极端国家主义，才能拯救他们。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查尔斯·范斯坦（Charles Feinstein）和他的共同作者认为：“纳粹政权之害，必须视为经济大萧条的最恶劣影响之一。”
这不能开脱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导人言行上的历史责任。但是如果魏玛宪法下的战后德国，享有20世纪50年代及20世纪60年代西德那般的繁荣与稳定，很难想像这些人能够如愿以偿。他们一旦掌权，有了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当代许多观察家并不清楚），那么不管希特勒在重建经济上做的成功或失败，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实现。
这里不谈如果其他世界领袖早点认清希特勒的真正目的，并以更坚定的行动阻止他，纳粹会不会就此打住。或许他们办得到，也可能办不到。但历史学家可以肯定，他们没有去做该做的事，希特勒则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他能够去做，是因为凡尔赛和约后的世界（尤其是德国）经济体系，运作不良，以至于极端国家主义滋长，并且号召到足够多的追随者。两次大战期间的根本失败在此，并使1939年的欧洲和更广大的世界重回1914年的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背后的图谋
对西方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的爆发有其社会根源，主要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国内外的矛盾达到空前的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力量发展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发展比较突出，经济实力明显增长；英、法、美等国则先后出现停滞局面。1929年和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国家走上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在政治上也日益法西斯化，并逐渐形成美、英、法和德、意、日两大政治军事集团。
实际上，这些因素只是二次大战的主要原因，因为在二战爆发之前，当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仍然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的泥沼里无力自拔，德国却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便迅速完成了经济复苏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自从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执政以来，德国不仅完全摆脱了1923年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灾难，而且也从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快速地恢复了过来！当时的德国不仅承受住了巨额战争赔款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而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建设了大量的军事工厂，自行生产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仅仅用了短短6年的时间便拥有了欧洲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军事力量。
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仅凭德国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达到的！
华尔街银行的算盘：两大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于1924年制定了德国赔款支付计划。由于德国财力枯竭，加上战胜国争夺德国赔款的矛盾，德国按《凡尔赛和约》支付赔款问题成为20年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纠纷难以解决。根据英国提议，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增设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研究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金融之方法，一个调查德国资本外流情况并设计引回的方法。两个专门委员会以美国银行家C·G·道威斯为主席。
12月，由法、比、意、英、美5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赴德调查，研究德国赔款问题。1924年4月9日道威斯拟定一项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史称道威斯计划。该计划经同年7月16日~8月16日的伦敦会议（英、法、意、日、比、希、葡、罗、南、美参加）讨论并通过，同年9月1日生效。该计划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
1924~1929年德国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获得外国各种贷款约210亿金马克。1928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于破产，无力执行该计划。1930年为扬格计划所取代。
“道威斯计划”是道威斯高超的经济、政治才华的结晶之一，也是一战后美国迈向“独立的世界主义”政策的重要一步。1921年3月4日，共和党人沃伦·G·哈定就任美国29任总统，并宣誓美国决不卷入外国的纷争。4月12日，哈定又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说，美国“将不参加国际联盟”。但同时，这位总统又保证，他的政府将与那些想组成一个他认为非政治的国家联合体，以及想使惨遭蹂躏的欧洲国家复兴的外国政府合作。这就是说，哈定政府的所谓“不卷入”和“不参加”，不过是要以美国的方式对欧洲施加影响罢了。因为他们知道当时美国还不具备控制“国际联盟”的“能力”，但也清楚美国已具有的影响力，不参与欧洲事务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威斯计划”产生的美国大背景。
作为解决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道威斯计划”的产生及其得以实施还有更具体的背景。众所周知，“计划”不仅结束了德国经济的混乱状态，解决了德国继续赔偿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而且也使美、法等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矛盾、斗争以及相持状态得到了大大缓解。再一个问题就是20年代德国对协约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和战后协约各国对美国的战债偿还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共达103亿4千万美元。其中英国为43亿，法国为34亿，意大利为16.5亿美元。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可以从德国得到战争赔偿，但同时要偿还美国的债务，所以主张将赔款和战债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1920年5月，英、法两国政府首脑发表声明，主张同时一笔勾销对美国的战债和对德国的赔偿要求。当德国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已无力偿还协约国的赔款，英、法等在德赔款问题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之时，1922年8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向法、意等六个协约国发出照会——即著名的“贝尔福照会”，提出英国“准备放弃对德国赔偿的一切未来权利和对战债偿付的一切要求。只要这一放弃成为一项使此重大问题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的……总计划的一部分。”言外之意，是要求美国一同作废弃战债要求的努力。
12月26日，法国操纵的巴黎会议决定对德国实施制裁之时，29日美国方面发出了“参与”的信号。这一天，美国务卿查尔斯·艾文斯·休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对美国历史学会发表重要演说，指出应由一个“公正的”国际专家委员会来研究德国的赔偿问题，包括对德国的偿付能力作出新的估计，并且表示，美国公民将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
1923年1月11日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后，英、法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更加尖锐，德国也停止了对英、法等国的赔偿。乘此机会，10月11日美国总统柯立芝对报界声明，休斯的纽黑文演说所表述的立场仍然有效，同时也反对将战债与赔款联系起来讨论。英国赞同组成专家委员会重新讨论德国的赔偿问题。为了迫使法国就范，英国联合美国对法国施加各方面的压力，致使赔委会于1923年10月15日在巴黎宣布C·G·道威斯和欧文·D·杨格为调查德国财政情况的美国专家，后组成了道威斯领导的专家委员会。
1924年1月14日，道威斯告诉赔委会，今后它的主要任务是找出治愈德国经济弊病的途径。他在巴黎集会上称，欧洲大陆将面临着灾难，除非“大家尊重常识”。他还告诫人们，要提防在最近战争中打击德国的那些人的民族自大情绪。还谴责他们“居心险恶，利欲熏心”，“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4月8日，在巴黎道威斯委员会向赔委会提交并公布了它们的报告。法、英政府表示支持道威斯和他的专门小组向协约国提交的计划。在巴黎发表的一份公开信中，德国官员们也称，这项建议是“迅速解决赔偿问题比较切合实际的基础。”6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以247票对183票接受了道威斯的报告。7月16日，讨论道威斯计划的协约国国际会议在伦敦开幕。美国政府打破了几年来至多只派观察员列席协约国会议的惯例，派遣驻英大使凯洛格正式出席了会议。8月16日通过了最后议定书。8月30日，德国帝国银行脱离政府而独立，并采用一套新的马克货币。9月1日，柏林将按道威斯计划执行第一批偿付。
“道威斯计划”除对德国今后的偿付额及偿付办法，款项来源和担保等作了规定外，要求协约国向德国提供第一批约8亿马克（约合2亿美元）的贷款，作为第一年偿付的主要部分；将赔偿转换外汇的工作交由一个专门的兑换委员会承担，不再由德国政府负责；改组德意志银行，摆脱国家控制，发行新马克，建立一半人由外国人参加的总理事会，确保银行法规得到尊重；不应存在本计划建议之外的一切外国经济控制或干涉等。
“道威斯计划”实际上结束了由法国及其控制的赔委会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支配作用，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多国支配机制；同时也为美国私人资本流入德国和有效地从其他协约国收回战债创造了条件。据记载，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国共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约合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亿5千万美元。
在同一时期，美国从各协约国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战债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一个循环。“道威斯计划”事实上从经济上扶持了德国。它对战后德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更具体地说，事实上早在德国通货膨胀平息下来不久，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就开始了帮助德国整军备战的计划！而“道威斯计划”，以及1929年的“杨计划”（Young Plan）都符合德国参谋部军事经济学家们的意愿。在1924年到1929年这短短5年的时间里，华尔街向德国总共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但德国所支付的战争赔款仅仅860亿马克，另外的520亿马克，几乎全部用于恢复国内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新的战争阴影开始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渐渐形成。银行家的行动自然引起了国际间政治家与爱好和平的人士的不满和愤怒。但对于银行家们来说，战争的“反人道主义”给他们造成的道德负担，远远比不上战争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强烈诱惑。
事实上，摩根金融集团旗下的美国通用电气总裁欧文·杨（Owen Young），不仅是当时美国联合欧洲投资公司最主要的经济后盾，也是协调国际银行家的国际清算银行的创办人。实际上，他几乎控制了当时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并以此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包括美国的政治体制。
1932年4月底到5月初，银行家控制下的美联储向德国先后运送了价值75万美元和30万美元的黄金，截至5月中旬，又陆续运送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黄金抵达德国。
后来的历史学家称：这样的贷款计划无异于“短视”。因为这两大计划极大地提高了德国的经济的恢复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是，纳粹党首领希特勒所实施的德国金融改革计划，正是凭借着华尔街银行的大力扶持，从德国私有中央银行手中夺回了货币的发行权。
从1934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期间，德国的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与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通用电气等大型企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金融往来。而这些大型企业，都分别隶属于摩根银行、大通银行以及曼哈顿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