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是20世纪初文学革命的产物，随潮流而动，因时代而生。新诗，实质上是散文化的自由诗，是在借鉴、吸收国外诗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新诗（准确地说是散文化的自由诗。诗人艾青对散文美与散文化给予了明确区分，倡导散文美，批评散文化。而我这里所指的散文化仅新诗的形式而言），她的发展却是积淀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批文人对诗歌表达的载体——诗的形式的变革一一革命性的实验。因此，她的变革从一开始就有两个难以回避的关键性事实：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有意识、无意识或潜意识，作为中国诗人（或日中国文化人）都是无法逃避的；二是民族的审美惯性，也可以说是诗的民族性，中国诗歌独特的审美形式，这也是不能回避的。从胡适、闻一多至今的新诗的实验，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民族审美趋向，中国诗歌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样，诗歌背离时代或游离于时代之外也是不可能的，而诗歌创造时代却是自命的重负。事实上，新诗是新时代的产物，新诗只能属于一定的时代，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可否认，诗歌往往处于时代的潮头，诗人也许在某个时期站在新时代到来的前沿，而所谓诗歌创造新的时代或有意为某个不能界定的世纪或未来人所创作诗歌，应该十分明确地说是一种梦呓或狂想。
中国现代新诗，必须是时代的产物，她应该属于这个时代并被时代人所赞许。但是，时髦不等于时代性。时代性应该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2、诗与诗人
什么是诗（特别是新诗），一直难以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诗是诗人情感的艺术凝聚，是以营造意象的方式抒情。这一点却是比较一致的。新诗——现代诗歌，尽管形式多样，派别种种，但她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式呢？一种意见，要有一个大致标准的新规律来规范新诗。有人形象地说，要给新诗做一套标准制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诗在多元的发展形式中，按照自身规律发展，不求统一。而正是这样的流派众多，风格各异，杂花生树，才是新时期诗歌的主要成绩之一。
但是，这里有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新诗是什么？
新诗——散文断行
新诗——语言的自由化组合
新诗——梦呓般的朦胧
新诗——时髦=时代
绝不该如此！
“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潮’与‘先锋’，报载，连以前鼓吹‘朦胧’诗时虽不乏偏颇但对诗歌的革新发展做过贡献的一位学者，也无可奈何地悲叹‘看不懂’了”（诗歌评论家李元洛语）。真有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
时下流行“口语化”新诗，其实“口语化”在新诗发展过程中早已有过。早的不说，以流沙河的诗《唤儿起床》为例：“起床了，起床了，鲲鲲！／你听雀鸟叫得多好听啊！／雨停了，天晴了。／快穿起衣裳出去看吧，／枇杷黄了，／桃子在红了，／你栽的南瓜也发芽了。／呀！快起来看，／有一条小狗跑进菜园来了！”这是诗吗？应该冷静地界定。
白居易的《卖炭翁》可以说是当时通俗意义上的“口语化”诗，但并没有破坏诗的意境。
打油诗也有某种通俗意义上的诗的意境，而“口语化”式的自由（今日“口语化”诗不必举例），离诗的意境却很远。
毋庸讳言，流派众多，形式风格各异并不等于也不能证明新时期诗歌的繁荣。杂乱无序也不能说明新时期诗歌的成绩。而现实却是清醒的，不受欢迎！这不能不说是新诗的一种悲哀。而新诗的被冷落不在时代和时代的读者，而在诗歌本身。还有什么理由自吹自擂，虚张声势，自我陶醉呢？
由新诗的处境不能不说“新诗人”。
有人讥讽：不会作文——请写诗吧！只要能写几个方块字就可以成为诗人。
诗人高平近日撰文《诗歌——最能遮丑的文学》。说“一诗遮四丑：一遮生活体验贫乏。二遮没有叙事能力。三遮语言文字不通。四遮偷懒取巧思想。”由此高平说：“现在，人民冷落诗歌，不是人民的过错，而是因为诗（！）太少，诗人（？）太多。他们把诗歌弄成了最能遮丑的文学。”语言虽然刻薄，但批评是中肯的。
如今文学界羞于说自己是诗人。“诗人”中鱼龙混杂。同时，诗人为了逃避现实，有的自杀以示清高或张扬不被时代所理解，有的改行写其它文学样式或做商人、企业家了。
一些功成名就的诗人，吃着老本并居功自傲，且横加指责今日诗坛。
诗人是诗的决定因素，诗人如此，诗“败落”到如此地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评论家张同吾疾呼：诗人素质决定着诗的品位，诗人的思想境界、精神视野、文化修养、审美情趣和艺术禀赋，决定着诗的情思内涵和审美趋向。因此，提高诗人的思想素质和艺术学养，便成为端正诗坛风气，提高创作质量的重要课题。其一，诗人应自觉地树立时代责任感和艺术使命感。其二，诗人在创作中要圆融地体现诗的本质和更鲜明地表现审美个性。其三，继承和借鉴相统一。当代诗人只有更好地继承我国诗歌传统，同时又能灵活恰当地借鉴外国诗歌的艺术营养和表现技巧，才能创作出富有中国风情和时代感的作品。道理是分明的。然而，当前最需要的不是理论（新诗歌理论不但含混不清，而且于今日诗歌已显得苍白无力），最需要的应该是“诗人”们少些功利心，多关注人民的生活，与人民同歌同泣（快乐与疾苦）。最需要的是真正的诗人的奋起。
3、痛苦中的嬗变
a．诗歌的分离与界定
不合乐者为诗，合乐者为歌。本来诗与歌有一个明确的区别。如今诗歌合称，合称的本身就含混了许多本就清楚的问题。其实，诗与歌在发展的不同时期相互辉映，交替出现，各领风骚。如果进一步深入，最早的诗的形式，也是从民谣或民歌中纯粹而出的，可以说歌是诗的基础，诵诗就含有唱的成份。而歌的基本因素是词，诗词虽样式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趋于一致的。这里所说的诗歌的分离与界定，是要说明，看待今日诗歌也应当全面地认识。如今所说的诗的原本意义，是指那些断行写作的十分聱牙或所谓“口语化”的文字，好像并不包含可歌的词这部分文字。如果不存偏见，今日歌应含在整个诗歌评说之中。那么，这就使我们更能看清诗被冷落的现实。诗可贵之处在于传诵，传诵就是被人们接受的一种汪实。而如今诗无人传诵，甚至羞于启齿。诗应冷静地看待自己的位置，同时，也应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诗被歌所替代的现实。这也许是时代的选择！这让人想到唐诗衰而宋词兴的历史经过。因此，承认歌与词的兴起，可以平静诗的不安，特别是诗人的浮躁。
也许如今的歌更能体现时代的需求。
b．缺陷与完美
新诗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难懂——语言的破碎或失语，私语化或梦呓。怪诞——脱离生活，背离民族审美趋向，病态式的晦涩和虚玄。自傲和偏颇——诗人以诗人自居，自以为站在某个顶尖，俯视人群并不屑一顾，诗人与读者（人民）没有架起沟通的桥梁。
而缺陷并不是主流。
事实上，新诗就是从缺陷中起步并不断发展的。新诗弃“文言”而就“白话”，她的诞生与发展就是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由不被接受到逐步被接受的过程。新诗的早期实践者胡适曾经说：“回头看我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又一年的放脚鞋样。”中国新诗发展的确是“戴着锁链跳舞”。飞翔的翅膀负荷是沉重的。
但是，新诗存在了！这说明她经受和正在经受着考验。
是否可以这样说，不完美也正是新诗的魅力所在。这种不完美的魅力招引着一代代的实践者。
c．嬗变中的痛苦
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正视现实，当今时代的发展是难以让“诗人”们适应的。困惑有多种因素，对过去时代的留恋，特别是一直拖着十多年前“崛起”的尾巴，幻想北岛、舒婷、顾城时代的再次出现。同时对现实的茫然和无所适从。今日信息的多元，传媒的多元，现代人的文化审美趋向，都冲击着当今诗人，并深深地困惑他们。特别是市场经济形势下，文学的生存空间的困难，使诗的生存空间更加艰苦。加之诗人本身的生活局限和对生活的冷漠，有形无形地造成了对所谓纯粹诗的固守，对固有形式的陶醉或翻来覆去走“五四”以来新诗人走过的老路（形式和流派的重复），不愿或根本不想同新的形式结合。而且，将诗抽象到十分沉重的地步，被自以为是诗的东西所麻痹。
诗痛苦的本身是诗人不愿承认现实。
这就要求诗人们低下头来，冲出自傲式的自卑，完成由蛹到蝉的蜕变。
于是，有理由提出解放新诗。
新诗初始能弃“文言”而就“白话”，难道发展于今就不能突破固有形式走向更新的境界！
新诗应与现代传诵样式的美感相结合，创造出更加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样式的诗。这种诗应该具有更加崭新的风貌。
4、幻想未来
幻想可达到更高的真实。
新诗的未来幻想，不应该是她的消亡。
新诗的未来幻想应该是剥离不该有的负荷。不应被一些含混的新诗“理论”所羁绊，新诗“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新诗“理论”应是新诗实践的总结，不应是束缚新诗发展的枷锁。
新诗的形式是不同发展时期的选择。
新诗所体现的民族化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民族化充分体现着一定时代的精神内涵。民族心理的审美范式，既是民族心理的积淀，又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民族化的优秀作品，也应是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财富。印度的泰戈尔，中国的李白、杜甫，他们的诗既是本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前进和发展中的困难与问题，只能在发展中克服并在克服中不断前进。
蛹变为蝉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蝉就会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