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日子都是在剃刀底下战战兢兢地度过，无数的期望无不被锋利的刀片削刮得支离破碎……
成玲，是我采访到的第一个从外地进京打工的女性，也正是她，促使我最后下决心把这项艰苦的工作进行下去。
早在1997年上半年，出版社的朋友就约我采写一些这样的纪实，反映那些个人生活及情感处于所谓“边缘状态”的女性。坦率地讲，起初，我对此毫无兴趣，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不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创作；二是我私下里疑惑，一群被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普通女性，会有什么惊天动地、催人泪下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我走进居所附近的一家“美发中心”，认识了成玲，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在漫不经心的交谈中，我深深地被她奇异的经历所吸引，当即约定日期和她进行一次畅谈，地点是她定的，在她以前做过的一家小理发店，店主是她的姐们儿。
虽然成玲事先多多少少已经有一些心理准备，但当我拿出采访机，搁在她跟前的一张小凳上时，她的神情立刻变得紧张不安。
很明显，她不太适应这种郑重其事的采访，我只得放弃录音的打算，改为像上次一样闲聊一般的交谈方式。
我递过随身带来的一瓶矿泉水，示意她润一润喉咙。她摇手拒绝，脸部僵硬的肌肉慢慢地松弛下来。
稍稍沉默了片刻，成玲开始了慢条斯理地叙述：
我出生在贵州省的一个小山村里，属著名的革命老区。爸爸、妈妈都是地地道道的种田人，没有进学校念过书。我妈妈甚至连最起码的算账都不会，只知道起早贪黑地下地干活儿，喂养牲口，照料家务，像一架永不疲倦的机器。
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已经五十多岁。有人说，秋儿晚子大多不正常，要么身体孱弱，要么神经不健全，总之，多多少少有些毛病。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这样的情形，反正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究竟怎么不一样，也说不清楚，就是那种感觉吧，怪怪的，一直纠缠在心头。
实际上，我有两个妈妈，按照城里人的说法就是，一个养母，一个生母。我的养母是我爸的前妻，虽说名份上被男人休了，其实仍然和我们住在一块儿。
你一定感到很奇怪，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怎么还会有这样畸形的家庭组合？但在我们那儿，这算不上一件新鲜事，甚至可以说，人们早已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了。你想想，四面都是大山，连鸟雀飞过都不落脚的穷地方，什么稀奇古怪的事不会发生呢？
养母是一个贤惠、勤劳的农家妇女，尽管目不识丁，却善解人意，会当家理财。不幸的是，她在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后，便丧失了生育能力。
这个事实，对于一心盼望有个男孩延续香火的成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万般无奈之下，成家只得狠心将其打入“冷宫”，废弃了原配的名分，不过念在她的好处上，也不算离婚，只是从正室搬进了偏房，而且带着自己生育的两个女儿，从形式到内容上仍然是一家人。
不可思议的是，养母似乎特别理解婆家的所作所为，好像换了她也会这么做一样。在搬进偏屋之后，她仍然和往常一样毫无怨言，踏踏实实地做事，为家庭的柴米油盐精打细算。养母的这种品性，在童年时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使我成人后对屈辱有一种超常的忍耐力。
此后不久，一管唢呐把我的生母吹进了成家的大门，一年后，我哥呱呱坠地，高兴得成家上下合不拢嘴，跟过大年般杀猪宰羊，大摆宴席。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纷纷前来随喜祝贺，鞭炮放了几箩筐，我爸陪客人喝酒直喝得烂醉如泥。
这些情形，都是我稍解人事后，养母絮絮叨叨告诉我的。等到曲终人散，养母拖着疲惫的身体给我爸用温水洗澡，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他红里透紫的肌肤，伤心的泪水便不知不觉地落进澡盆里。当时，她肯定在想，要是自己能生个儿子，该多好哇！
过了两年，我姐来到人世，接着是我，再接着是我妹，呼啦啦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孩儿，加上养母还带着两个，成家一下子有了五个女孩儿。我爸心里很不耐烦，便把最爱哭闹的我扔给养母去带。所以，我几乎是跟着养母长大的，对自己的生母反而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成玲垂下目光，注视着自己不停扭动的双手，仿佛在竭力捕捉记忆中某个温馨的时刻，她轻轻摇摇头，继续说：
我真的不记得了，生母有没有抱过我、亲过我，或者塞给我一个煮熟的玉米棒什么的，因为我总是跟养母形影不离，跟她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睡觉，所以认定养母就是我的妈妈，和生母的关系倒显得十分淡漠。
当知道所有真实的内幕，并且模模糊糊懂得它的含义以后，我的性格发生了突变，由一个听话的乖丫头变成了任性胡闹的小淘气包。
我常常充满敌意地瞪大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那些蔑视、嘲笑我的人，有时甚至动手揍那些比我大的男孩。我一点也不发怵。
有一天，好像是星期日，爸爸让我下山到矿上去捡煤块。我们那儿穷是穷，却有许多小煤窑，大大小小，高高低低，一排一排排列在山根脚下或者弯弯曲曲的山坳里，像一只只黑洞洞的鬼眼，让人感到阴森森的。
有一条尘土飞扬的黄土公路与外界相通，从小煤窑里挖出的成千上万吨煤就从这里用汽车运送出深山老林。
由于路面凹凸不平，又尽是坡坡坎坎，汽车一路颠簸，沿途洒下不少煤块。到这里捡煤的人三五成群，来自不同的村子，大多是妇女、小孩。男人不行，得出工干重活，再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去干那个，丢不起那张脸。中国人爱面子，在哪里都一样。用贵州人的话讲：即使里面烂得像一张鱼网，面子上还要好看。
成玲有些苦涩地吞了口唾沫，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观察我对这句话的反应。我表示理会地微微点头。她释然一笑，我发现她的牙齿生得参差不齐，怪不得说话时，她老喜欢用手半掩住嘴。
她歉意地解释自己的话头有些乱，东扯葫芦西扯叶。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好，不要有任何顾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她的故事。
捡到煤以后，有的背回去自家烧，有的到镇上去卖。我家没有煤炉子，做饭用的是土坯砌的锅灶，烧柴禾。站在山顶上，远远望见自家的屋顶上飘起了灰烟，就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每次，我捡到煤后，便背到镇上去卖，一些大妈大婶儿几乎都认得我。扎着两条羊角辫，一根向左撅，一根向右撅，脸黑黑的，只见亮亮的眼珠在转动，衣服又破又旧，因为总是哥哥姐姐穿剩下来的。这都不打紧，最恼人的是，衣服又长又宽，像挂在我身上一样，行动很不方便，一双手老缩在衣袖里面。
我赤着脚，偶尔穿一双我爸编的草鞋，背着满满一篓煤，一边走一边沿街叫卖，像个憨劲十足的傻小子，镇上人便叫我“毛头儿”。
那时候，镇上人特瞧不起乡下人，他们吃商品粮，有优越感，不管干活儿不干活儿，每月都有细粮供应。要是村里哪位姑娘嫁了个吃商品粮的，姐妹们羡慕得不得了，那家人更是欢喜异常，好像一下子进了梦想中的天堂，觉得脸上特有光彩。
记不清哪一年，后村的红梅——村子里第一个女中学生，自由恋爱，嫁给了镇上她的一个同学，全村的人倾巢出动送她出嫁，风光得方圆十里都在谈论此事。
我那时半大不小，对这些事似懂非懂。我姐说，她长大了也要嫁个吃商品粮的，我就特佩服，觉得她有志向，有出息。
然而不到一年，红梅姐的男人便出了事，进了监狱。本来就不同意这门亲事的婆婆翻了脸，骂红梅姐是个克星，把她赶出了家门。红梅姐不堪凌辱，又没脸回村里，便跳河自尽，肚里怀着不足三个月的孩子。
成玲停顿了片刻，脸色凝重。
当时的情景真惨。红梅姐原本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在学校里一直是文娱委员。被水泡后，肚皮胀得大大的，鼓得老高，又薄又白，不是一般的白，而是那种说不上来的白。她的衣服给河水冲走了，浑身上下仅剩一条裤衩。只是两条长辫仍旧整整齐齐，辫梢扎着红头绳。那个辫子乌亮乌亮的，扎得丝毫不乱，让人看了心酸不已。
唉！就那么死了。
这件事，打消了我姐嫁个吃商品粮的男人的念头，认为那些人没心肝，比虎狼还毒。全村的人上街，都不从那户人家的门前经过，嫌他心肠黑，都咒枪毙了那家人的儿子才好。
好像不久，那家人就从镇上消失了，不知是迁走了，还是怎么的，门上常年挂着锁，台阶边长满了茅草。
忽然，成玲咧嘴一笑，问我：是不是扯远了，刚才说到哪儿啦。我告诉她说到了她在小煤场拾煤块。
背篓很沉，常压得我哈着腰，尖利的小石子硌得脚板火辣辣的疼。现在想来，那么小的孩子怎么背得动那么沉的煤块，但当时不知哪里来的劲儿，就硬是挺过来了。
需要买煤块的，看见我从街口吃力地走来，便远远地冲我招手，叫一声“毛头儿，买煤！”说实在的，尽管不喜欢别人这样叫我，心里仍然格外高兴，毕竟又能换到钱嘛。
我捡的煤总能及时换成钱，有的伙伴当天卖不出去，还得把煤背回家中，下一回再背下山来卖，一趟一趟的……
每一次，我都能换回一块多钱，有时候还能卖到两块钱。全部是零票，一毛、两毛的，我把钱一张一张抚平、叠好，小心翼翼地揣进一个最安全的贴身口袋里，走一段路按一下，走一段路又按一下，生怕弄丢了，心里的快活劲儿就甭提了。
可是，一回到家里，这些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就落进了我爸生满老茧的掌心。他得用这些钱替我哥交学费。
成家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期盼他能金榜题名，混出个名堂，光宗耀祖，从此改变成家子孙的命运。然而，最终这个希望落了空，我哥天生不是这块料，脑瓜子笨。人吗，干什么都是个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再怎么折腾，没用！
因此，每当这种时候，我就特别——怎么说呢？不能说憎恨吧，这不太合适，只能说——特别讨厌我哥。觉得他的存在，剥夺了家里女孩子们的权益。吃的穿的用的，几乎全都优先满足他，一家人围绕他旋转。结果他连个高中也没考上，复读了几次也白搭。我爸一气之下让他回来学木匠，讨个混饭吃的本事。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千辛万苦挣来的钱，自己一分也舍不得花，却必须供我哥去挥霍，你想想，这心里能平衡吗？
要是别的孩子，可能会把这些事视作理所当然，我却无法漠然处之，心里别别扭扭的，老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由于这种心理的支配，对所有的男孩子，我都想跟他们较劲。那一天吧，也就是我前头说的那个星期天，我照例到小煤场去捡煤块，碰到一个比我高出一头的男孩，记不清他骂了我一句什么，肯定是一句肮脏的下流话，惹得我勃然大怒。
我丢下背篓，凶猛地扑过去，一下子就把他撞倒了。他爬起来，扭住我撕打，用手扯我的头发，把我的头往地上按。我忍住疼，使劲顶他的肚子，用脚踹他的腿。二人僵持了一会儿，趁他一不留神，我终于使劲把他绊倒了。
真不明白当时怎么会那么气愤，恨不得活活掐死他，要不是旁边一位大婶儿拼命拽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真的。
成玲完全沉浸在往事里，脸上浮现出一种解恨的表情，使我感到胸口闷闷的，像堵着一团什么东西。
不过，我们还是听一听成玲自己的解释：
照理说，男孩子骂一句脏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常常骂他们。小时候，伙伴们之间互相打骂，是常有的事。我成天在一群野小子当中混，早已司空见惯，但那一回的确是一反常态。
长大以后，我还时常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又好笑又好气。我想我可能是把对我哥的不满发泄到别的男孩子身上。而这个倒霉的男孩恰好成了送上门来的目标。
在我们家里，就我敢跟我哥作对，我哥说我有一股狠劲。你不晓得他多么愚蠢自私，根本不为别人考虑。
我说过，我出生时我爸已经快满六十岁了，虽说身板还结实，耕田、插秧、打稻子等庄稼活儿都能捡得起、放得下，但随着年岁渐高，气力一天不如一天。
看到这种日渐破败的局势，我担心自己会因为家境的每况愈下而不得不辍学。要知道，我特想读书，做梦都想。哪怕吃得少一点，穿得差一点，只要天天能背起书包上学，我都可以忍受。
上学的第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兴奋的日子。养母从别人家里找来两张厚牛皮纸，非常细心地给我的课本包上封皮，我抱着它们美美地睡了一夜。
在我老家的农村，能让女孩子上学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待遇，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最先被剥夺这种权利的也是她们。
这两年，在北京熙熙攘攘的街头，常常可见到一些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青年男女向行人乞讨。他们往往声称是贵州山区因家贫而失学的学生。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而今什么事都真假难辨。
笔者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贵州特困生。有一回，我和报社的同事到集邮公司盖纪念戳，两男一女拦住我们，自称是贵州某中学初一年级的学生，并出示学校开出的证明及学生证。
我看他们的衣着并不比城里一般的孩子差，而且有个男生还戴着很名贵的眼镜。同事一口咬定他们是骗子，《北京晚报》也刊登过类似的文章，说有些梦想不劳而获的少年谎称是贵州山区辍学的贫困生，利用人们的同情心进行诈骗活动。这更加令人感到悲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居然宁肯向人伸手，也不愿靠劳动养活自己。真难想像这样的人会有希望。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