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是则民奚以不贫？民贫则国奚以得富？皇上俯纳臣之愚忠洞察逆党，如果臣言不谬，将嵩等或令退休，或加以显戮，或斩世蕃之头悬之藁竿，以示天下万世，为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则天下之人，有不稽首称快，仰颂圣明者未之有也。如或臣言不实，则愿斩臣之首，亦悬之于藁竿，以谢世蕃父子，以为天下万世言官欺诳之戒，则臣虽在九泉，亦无憾也。”邹应龙之死谏终于扳倒严嵩父子，为国除一大奸，为民除一大害。而邹应龙也成为闻名于世的明朝兰州杰出的历史人物。兰州为其建祠堂以示纪念，而在临洮县东山超旧书院亦有与杨继盛合建之祠堂，时人誉之为“双忠”。
彭泽，名庸，改名泽，字济物，号敬修子，明代兰州人。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历刑部主事、员外郎。时有豪强杀人，泽不徇私情，依法处置。弘治十三年（1500年），任徽州知州，为其女置陪嫁嫁妆，购买漆器数十件，其父彭锭大怒而全部焚毁所购漆器，并徒步至徽州任所，杖责彭泽。彭泽深受教育，从此便严以自律，吏治清明，百姓为之建祠。任真定知府时，太监屡次扰乱政令，彭泽便在大堂放置棺材一口，表示将以死捍卫政令行施，太监畏其刚正而敛迹。
正德十三年（1508年）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分巡浙西两道，赈济数万饥民。后清理嘉兴、湖州、苏州水利、盐法。任河南按察使，整修省城。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七年（1512年）正月，升右副都御史，任军机大臣，镇压河南刘惠、赵遂农民起义，升太子太保、右都御史。镇压四川廖麻子，喻思俸农民起义，升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正统九年（1514年），总督陕西、甘肃军务，平定土鲁番速擅满速儿侵占哈密。
后遭诬陷，革官归里。嘉靖元年（1522年）复任兵部尚书。次年，以少保衔回乡。不久夺官为民，抑郁而卒，葬西川圃子湾（今上西园）。后平反昭雪，谥“襄毅”。著有《读易纷纷稿》、《翠庵文稿》、《诗文余稿》、《时雨亭集》、《匪躬录》等20多部。
水车浮桥利民，书院阁帖育人
参与经济活动是士人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兰州士人在积极投身地区经济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一些重要成果如在对兰州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定型、对兰州近代工业的形成和发展、对兰州乃至整个西北东西交通的畅通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甚至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作为兰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长久的保留了下来。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由段续引进并仿制改造的黄河水车。
宋元以来，由于兰州地区滥伐树木、乱垦牧地、过度放牧以及战火破坏，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明清时期，兰州社会经济中农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和发展，但是，由于干旱少雨，水利设施落后，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解决水利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水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士人段续引进并仿制改造成功的。水车的使用有效地发展了当地灌溉和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兰州地区经济的发展。
水车，又名翻车、天车、筒车。明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凡河滨有制筒车者，堰坡障流，绕于车下，挽水入筒，一一倾于枧（读见，过水槽）内，流入亩中，昼夜不息，百亩无忧。不用水时，栓木碍止，使轮不转动”。
兰州黄河沿岸的水车是段续仿制并改造而成的。
段续，是兰州市段家滩人，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明代著名理学家段坚的侄重孙。考取进士后，出任都察院云南道御史，卓有政声。次年因“大礼议”案获罪，贬河南郾城县丞，后迁杞县知县，政绩显赫，颂声载道，先后升湖广参议、密云兵备副使等，晚年辞官归里。
段续在西南诸省任职期间，见筒车提灌十分便利，为家乡计，便察其构造原理，绘图带回兰州，几经试制，未获成功，再赴南方考察学习。回兰后亲手设计制作，反复实验，方得成功。段续引进改制的水车为木架圆形大轮，根据堤岸高低之不同，轮的直径10～30米不等。每挂水车都由码头（亦名柱）、托梁、车轴、大辐条、纲线与登棍子、括水板、水斗、掌盘与莺架、淌水槽等部分组成。对段续引进改造成功的兰州黄河水车，《甘宁青史略正编》卷30记述甚详：“至黄河两岸不能开渠之处，又有水车，其车形如轮，辐二三丈至四五丈不等。轮径小者四五丈，大者八九丈。用二木夹轴，高擎，下入河流，上出河干，轮周围斜挂木桶，水激轮转，顺承倒泄，空中高架木槽，承水引入河干，分灌陇亩，计一轮可灌七八百亩，虽系人力，亦一水利也。”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段续改制的第一挂水车在段家湾，即今兰州军区后勤部以东一里的黄河南河道开始转动，黄河水被高大的水车倒挽而上，流进干涸的土地。此后，以其提灌甚便，黄河两岸农民争相仿制，水车数量迅速增加，至清末，兰州黄河沿岸水车增至157挂，其中河北岸41挂，南岸84挂，河滩32挂。
1952年，全市水车猛增至252挂，提灌面积达10万亩，既为岸上农田带来灌溉之利，也给古城增添了独特的韵致。
目前，水车已经成为兰州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制作工艺已被国家文化部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兰州位处黄河上游，黄河自西固区达川乡进入市境，经安宁区和七里河区、城关区、榆中县、皋兰县，至白银市白银区水川乡蒋家湾东部榆中与白银交接地带，经乌金峡出境，境内全长150．7公里，基本分兰州为南北两大部分，成为兰州地区阻隔交通的天堑。加之黄河两岸群峰绵亘，沟壑纵横，数十条洪沟分隔兰州盆地为许多相对独立的小块，非桥渡无以畅通交通。唐代，今河口一带已有浮桥，唐蕃使臣大多经此桥而渡。宋绍圣四年（1097年），北宋收复兰州后，为扼守这一军事重镇，修复金城关，并在关下架设浮桥。
以上桥梁的架设，既有重要的军事交通意义，也有较大的经济和生活交通意义。但在中国交通设施建设，特别是跨黄河桥梁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则是明代建造的镇远桥。这座桥的建成，是兰州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共同努力，为兰州、甘肃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镇远浮桥先后架设了三次，第一次是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兰州卫守御指挥佥事赵祥为渡河济师而建，师还即予以拆除。桥址在城西七里黄河上。第二次是洪武八年，卫国公邓愈在城西约十里造桥以通往来，济师遣饷，名“镇远桥”。最后一次是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兰州卫指挥佥事杨廉移建于白塔山下。镇远浮桥自明初建成至20世纪以前，历时500多年，一直是黄河上游“控扼要冲，道通西域”的唯一桥梁，在大河桥梁史上占有光辉地位。自明代以来，这座桥成为由青海、西藏、新疆等地去长安的主要津梁，中外商人、使臣、游客等多在这里过往。清代齐世武《天下第一桥记》中说：“此桥西通张掖、武威、酒泉、湟中诸镇，凡塞外部落重绎来王者，莫不经此桥而东以达于京师，若置邮商旅藉以济者，更无俟言。
是桥之设顾不重哉。”茅以升《中国古桥技术史》说：“历史上在黄河修建过的不少著名的浮桥，到清代只剩下了镇远浮桥一座，虽然规模远不如蒲津桥，但还是称为‘天下第一桥’。”明代兰州的文化教育与士人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士人的大力推动，就没有昌盛的兰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形成与发展。据《兰州市志·教育志》载：明代，兰州经济发展，文教昌盛。州县官员屡修儒学，严格订立校规；肃王府例设私学，兼收地方学生；兰州卫社学，招收军人子弟入学；兰县理学家段坚首办书院，招徒阐扬理学；兰州著名学者赵英立私学，慕名求学者甚多。
在明代，士人在对兰州文化教育的大力推动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段坚首办书院这件事，因为段坚容思书院的创办，对兰州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作用。
段坚，字可大，号柏轩、又号容思，明代兰州人，进士出身。
“早岁受书，即有志圣贤”，“私淑河东薛瑄，务致知而践其实，不以谀闻取誉，故能以儒术饰吏治”。
段坚一生信奉儒家的“爱民”、“仁政”、“洁身”等正统思想。在任福山知县和南阳知府时，“政教大行”，“吏不敢欺”，“士民仰戴”。对官吏中的不法分子，“案问不贷”。
经过几年治理，“民风翕改观”。他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无不可变之俗。”并题诗：“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间无草不从风。”段坚一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做官时，每到一地，首先抓的是文化教育。他任南阳知府时兴建了好几座书院，发展南阳文化教育事业。据《南阳教育》记载：南阳诸葛书院又名卧龙书院，亦称孔明书院，是元代南阳的最高学府，后被战火焚毁，明成化八年（1472年），南阳知府段坚在诸葛书院故址东重建之。南阳豫山书院是知府段坚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以僧寺改建而成的，南阳志学书院也是南阳知府段坚于明成化十年（1474年）改祠为书院的，取承伊尹之志，学颜渊之学以命名为志学书院。
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段坚在兰州东关段家台（今庆阳路东段）聚徒讲学，因材施教，成才者很多，如后来的明兵部尚书彭泽等，皆出其门下，后人称之为容思书院，为见于史籍最早的甘肃书院。容思书院的创建，对此后兰州书院的设立和兰州文化教育的普及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刘尔炘曾撰联盛赞其对兰州教育事业的贡献：“邹兰谷颺言而后，开忠义先声，人皆侧耳，韵何远，情何深，廊庙为忧，万古河山留绝唱；段柏轩唱道以来，发圣贤遗响，谁不昂头？曲弥高，和弥寡，林泉可乐。一天风雨唱知音。”在容思书院创建后，金县知县张星于崇祯七年（1634年），在金县城东郊创建增秀书院。
在容思书院的影响下，清代兰州书院兴盛一时，至清末已有十多座，其中最有名的有兰山、五泉、皋兰、求古四大书院。
肃王朱楧是朱元璋的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1378年）被封为汉王，后改封为肃王。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移藩兰州兰县后，在今兰州市城关区大兴土木，修建王府，修筑道路桥梁，营造花园，建设寺庙等，对兰州城市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
肃王对文化事业也非常重视，刊布淳化阁贴就是对兰州文化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因该贴为肃王府刊布，故称之为肃府本淳化阁贴。肃府本淳化阁贴原名《淳化秘阁法帖》，现珍藏在甘肃省博物馆，阁贴集唐以前历代书法名师大家之作，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堪称国之瑰宝。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命翰林院侍书学士王著仿照秦、汉、三国（魏）、西晋、东晋十六国、隋、唐各朝著名书法家真迹，汇集刻成，版存于府内，拓本分赐大臣。明初朱元璋赐其子肃王朱楧一部宋拓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肃宪王朱坤尧、世子朱识两代肃王主持，历时七年之久而完成。由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二人精刻临摹于富平石上。温是吴中名士，工书法，尤擅双钩；张称“玉臂”，师徒共治，珠联璧合。当时在兰的山东学者周如锦誉之为“临摹剞劂，传神逼真”。用石142块，合赵子昂《千字文》6块，共为148块。刻成后藏于肃王府承运殿遵训阁内（今兰州市委后院），被视为珍宝。现存帖石141块（缺跋），本刻释文40块，共181块，保存了不少极其珍贵的古代名人书法和历史文献资料，且有很高的文字艺术考古价值。清顺治三年（1646年），关中人费甲铸将肃本淳化阁贴再刻于西安，现藏西安碑林，称“关中本”或“陕西本”。
明代是兰州地方史志学的重要启动阶段，主要表现在官修史志的空前发达。这一时期由地方官府组织或个人编纂所修的志书和由私人撰写的史书众多，如肃王朱楧修的《金城志》、黄谏纂的《兰县志》、文志贞纂的《兰县志》、李泰纂的《兰州志》、彭泽纂的《兰州志》、唐时和纂的《兰州志》、王道成纂的《兰州志》、王崇古纂的《庄浪漫记》、王之采纂的《庄浪汇记》等。这些志书的纂修，极大地丰富了兰州历史文化内容，并记录了兰州的文明史和发展史。虽然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已散佚，但现存的部分却为今天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除地方史志外，兰州士人对甘肃、全国的历史也都予以研究，并撰写出一些著作，如黄谏著的《帝王纪年纂要》、彭泽著的《西征纪事》、《西平录》、《读史目录》、王鉴潭著的《历代帝王总纪》等，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记述了不同的历史事件。
兰州士人对经学的整理在明代也比较鼎盛，在有据可查的明代兰州士人著作中，经学著作占相当大的比重，对兰州地区的经学发展作做出了一定贡献，如明徐兰所著《书经体要》、《五经文格》、黄谏所著《书经集解》、《诗经集解》、姚诚所著《书经义》、彭泽所著《读易纷纷稿》等。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则是其辉煌颠峰时代。当时兰州地区的士人文化并不活跃，即使有一些诗作，也由于资料散失而很难见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