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函数表明：产出量（Y）偏离其自然率水平（YN），这是实际通货膨胀（P）与预期通货膨胀（Pe）之间离差的反应，这种离差就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而形成厂商的通货膨胀预期误差（即未预期到的价格意外）。如果没有价格意外，即厂商的通货膨胀预期等于实际通货膨胀水平，则产量和就业就会处于自然率水平。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以卢卡斯总供给假说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一代，其经济周期理论体现为货币经济周期，将经济波动归因于货币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即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化。然而，由于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客观上存在着信息不完全对价格充分弹性的实际影响；第二，实际产出与就业变化的实践经验数据却表明，经济波动并非是完全随机的，而会表现出惯性，这与货币意外冲击下的“随机游走”的经济周期模型分析并非一致；第三，当时建立在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上和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经济周期模型，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滞胀并不能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重点转向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有的地方译作“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中“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分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二是经济周期理论的创新，主张和强调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充分论证供给冲击对于宏观经济、经济波动的广泛影响，为宏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新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将经济周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将宏观经济长期基本趋势的分析与宏观经济波动、宏观经济均衡的分析有机统一起来，从而打破长期以来割裂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割裂长期分析与短期分析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来源于意料之外的实际因素的冲击，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就是石油危机和农业歉收，此外还有诸如战争、人口增减、技术革新等因素带来的冲击，总之，造成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是很多的。实际因素主要是通过使人们的偏好发生变动、改变技术状况（生产率）或者使可利用的资源发生变动等途径，从而引起经济波动的。
实际周期理论还认为，引起经济波动的最常见、最重要的冲击是技术冲击。对于技术的经济功能内涵，实际周期理论接受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技术变化的定义，这就是：技术变化包括任何使生产函数发生移动，而不涉及投入要素数量变化的因素。根据这个宽松的定义，诸如管理的成功与失败也构成技术冲击，也会带来技术变化。
以技术进步为例，经济波动是新的技术环境下新的均衡状态的自动实现。假定经济中初始存在着一个因技术创新而引起的正向的技术冲击，则新技术投资就会迅速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总供给曲线上移，从而就会波及整个经济主体的经济预期、经济行为的调整和整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过程也就是技术的冲击过程，表现为经济的高涨繁荣；当技术冲击产生的经济能量释放完毕，如果再没有新的技术的接续冲击，则厂商就会逐步觉察到，与保持稳定状态下经济增长的所需资本相比，他们持有的资本存量可能表现出偏多，因而他们又会调整投资行为，所有经济主体都会调整预期，于是经济就又趋于稳定和平静；经济的这种稳定和平静，不是原有均衡的简单重复，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和均衡水平，而是新的社会技术状况下的一种新的均衡水平。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技术冲击的简单经济逻辑，如果经济中存在的是负向的技术冲击，则情形就会相反。由于技术冲击通常不会是连续的，因此，每次技术冲击就会形成一个经济波动周期。
由此可见，技术进步的现实波动会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劳动时间等宏观经济变量发生变化，进而厂商和消费者会调整关于投资、消费、劳动供给等经济变量的预期，解释这样的经济不稳定性，货币因素就是不相关的，货币政策也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效应，货币是超级中性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适应和吸收技术冲击过程中均衡水平的技术基础的更新，是持续移动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动态均衡的基本实现形式；这种经济波动代表着一种新的均衡水平，即新的均衡价格和新的均衡数量。在波动的竞争理论方面，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化状态的；既然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均衡过程，那么，经济波动就具有帕累托效率，因而不可能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也就没有必要干预经济，政府干预是对均衡与效率的破坏。
因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无论在长期或短期中，都是可以自行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经济周期是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实际因素的冲击，通常主要是技术冲击，这些实际因素是外生的，与市场机制无关；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预测这些实际因素的冲击，因而冲击就会导致经济中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却又是市场均衡机制作用的表现形式。
（四）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发表文章，通过一个两时期模型对经济政策与公众预期之间动态关系的分析表明，公众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既要考察政府当期的和过去的政策选择，也会考虑政府未来的政策趋势，同时还会考虑自己的选择行为可能会对政府决策产生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未能充分考虑公众对政府政策的预期，因此，政府最初的一项即使是最优的决策，在稍后的时间里通常也就无法成为最理想的执行政策，由此便产生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认为，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通过制度安排或者制定某种规则，使得公众充分相信当经济进入下一个阶段后，政府在前一阶段的承诺仍然还是它的最佳选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策只需要考虑当期的问题就可以使经济达到最优均衡，政府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就能实现。
具体而言，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也称作“动态不一致性”或“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是指由于政府政策总是在时间上表现出不一致性，因而人们就不相信或不会充分相信政府的政策承诺，从而造成经济政策目标无法完全实现的问题，换言之，就是由于政策对公众而言缺乏足够的（充分的）可信度，导致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达不到政策设定的预期目标，从而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考虑到这种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存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指出，如果能够通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增强和确保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那么，就可以实现一定的帕累托改进，从而使该“问题”得以解决。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考特认为，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非连贯性及其政府政策“时间一致性”可信度的缺乏、在于公众无法形成对政府政策的稳定预期、在于政策制定者与理性个体之间的动态博弈。然而，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根源却在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人们的偏好是时间的不规则函数；二是政策制定者与经济个体之间在目标函数上存在着差异；三是经济个体之间因偏好不同而产生的外部性，即尽管政府的出发点通常是追求能够代表所有经济个体福利的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但是，经济个体之间的效用函数却不完全相同，某一个体的最优化选择及其调整就会通过社会福利函数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对其他经济个体产生外部性，进而导致时间不一致性问题。
（五）李嘉图等价定理与公债中性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为了扩大开支，弥补财政赤字，政府究竟是通过征税筹资还是发行债券筹资，不同的选择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征税直接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或财富，相应地减少个人的消费或储蓄；而债券筹资是要还本付息的，发行债券相当于等额地减少人们的当前税收，因而就不会减少个人的消费或储蓄。因此，凯恩斯主义在扩张性财政政策方面，主张政府应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扩大财政支出，实施赤字财政政策，从而刺激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资本形成，公债便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公债就是非中性的。
然而，李嘉图早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对于政府扩大开支的资金筹措方式，即税收筹资和债务筹资，却曾表达过这样一种可能的等价思想：即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无论通过发行债券还是通过征收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一样的，因为人们会意识到，债务筹资意味着人们未来税负的增加，于是人们就会把相当于支付未来税负增加的这部分财富积蓄起来，这样的话，人们现在可支配的财富数量就与征税时的情况实际上一样。李嘉图提出的这样一种等价思想，西方学者称之为“李嘉图等价定理”。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罗伯特·巴罗运用理性预期假说，通过论证和复兴“李嘉图等价定理”，从而否定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即认为征税与举债等价，公债是中性的。巴罗认为，在理性预期者看来，政府发行公债后需要还本付息，因而未来就会有更高的税赋，因此，公债只是一种延迟征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将来的税收负担，人们就会将当前的减税收入储蓄起来而并非是进行现期消费，从而导致人们当前的消费减少，这与现在加征税收的效果就是相同的，二者都会减少个人的可支配收入或财富。
在巴罗之前，经济学家虽然已经开始认识到政府公债的发行，可以通过人们对将来赋税的预期而促使消费者当前的储蓄增加，但是，考虑到公债偿还的代际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公债对消费或者说储蓄对消费的这种抵消作用只是部分的，因为人的生命周期是一定的，对部分人而言，公债引起的赋税负担实际上总是会全部或部分地落在后代身上，如果充分考虑代际转移的这部分债务存量的影响，那么总体而言，今天的纳税人就会觉得持有债券可以使得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或净财富增加，于是与加征税收相比，发行公债就能够刺激人们现在和未来的消费。针对这种观点，巴罗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中则认为，今天的纳税人是通过遗产与后代紧密联系的，假定人们具有“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那么，消费者是关心后代的，他们既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满足，也能够从子女后代自身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因此，如果考虑到这种代际关怀，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公债对消费的抵消作用只是部分的”，就不能成立；如果政府增加财政预算赤字，增加债务筹资，人们为了尽可能减少子孙后代的税赋负担，为了提高子孙后代的消费效用水平，为了留给子孙后代更多的遗产，今天的消费者就不会增加其目前的消费，而是会更多地储蓄，这样，李嘉图等价定理依然成立。
五、主要观点及其政策主张
（一）宏观经济政策无效
1.基本的逻辑归论
这里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自然率假说，资本主义经济在长期中总是自动趋向和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经济状态，这就是均衡状态，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效果事实上似乎就是使社会经济脱离这种状态；这里暂不论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造成“脱离”的这一事实的必要性或者说理由，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即使有必要，按照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政策制定者最终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
2.“政策无效性”命题
（1）除非由于随机冲击影响劳动市场供求而扰乱经济，否则，经济总是处于自然率水平；即使某种冲击造成经济偏离自然率水平，这种偏离也不可能累积，因而只是暂时的，经济会自动向它们的趋势水平收敛，即恢复到自然率水平。
（2）只有未被预期的意外冲击才会影响短期的实际变量。由于经济波动只是经济当事人预期错误的结果，而这种预期错误又是随机的和非系统性的，因此，经济波动在性质上具有不可预测性。
（3）可预期的总需求政策是中性的。由于回归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论思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推崇市场自由主义的规则和理念，因而在他们那里，就不可能存在现代意义上作为原因和结果而同时存在的非中性功能需要的货币政策主张。新古典学派指出，如果政府当局公开实行有计划的货币政策（即政策并不具有欺骗性，人们可以得到有关政策的真实信息），由于存在着理性预期假设，因此，即使在短期内，货币政策也不能影响产量和就业，这可谓货币的超级中性。无论长期或短期，计划运用公众可完全预期的财政金融政策把产量和就业稳定在自然率以上或以下的任何企图，都只能是无效的。可预期的总需求政策，只会影响价格总水平，而不会影响就业、实际产量和相对价格，因此，无论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还是货币主义对于货币政策的理论观点及其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积极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