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凯恩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货币需求以及利率水平之间关系的系统考察，推导出货币市场上的金融变量对产品市场上实际宏观经济变量的直接作用，从而系统地论证了货币非中性，使货币因素和货币理论成为他构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支柱，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二分法”，把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密切结合于一体，使得长期以来彼此割裂的货币论与价值论开始有机结合起来。
货币非中性的论证是建立在宏观分析基础之上的，货币非中性与宏观分析方法本身是不可分的，二者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述可见，在方法论上，凯恩斯在打破和否定传统经济学“二分法”的同时，便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创建了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体系，而古典经济学向来缺少的就是从总体上分析何者决定一个经济社会的产出水平和就业量。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与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两分法应当是：一面是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
宏观分析方法及其范式是现代货币政策整个命题赖以存在的首要前提与基础，因此，宏观经济分析理论体系的创建是凯恩斯对西方经济学做出的伟大的理论及其方法论贡献。正如本书开头部分提及的，如果说关于宏观分析（总体分析）的一些零碎的、非系统的，或者说是非自觉的理论思想表达，其渊源可谓久远矣：重农主义的“经济表”，重商主义的贸易“出超”政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乃至萨伊定律，其中都不同程度地闪现着宏观经济运筹的战略理论思想。但是，当时毕竟是处于西方经济学的萌芽与形成阶段，《国富论》的落旨在于表达“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经济范畴还相去甚远，单从宏观、微观经济学理论分野的角度而言，这些宏观经济思想充其量还只是一种零星而“混沌的”、非自觉的宏观经济思想。然而，凯恩斯则是自觉地在宏观经济范畴之上，系统地提出“看得见的手”的原理，真正建构起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体系，这是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础。因此，凯恩斯在创立宏观分析范式的同时，也就相应地创立了现代货币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在理论的实证解释力以及规范分析方法方面，开创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二）货币政策命题的时间属性假设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比较短期”的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及其相关的立场观点，在理论假定的时间属性上，构成现代货币政策研究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命题的重要方面或分析前提。尽管“货币长期中性”是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现代争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性立场观点，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杀货币政策分析中那些基于短期分析的货币政策命题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长期毕竟是无数“短期”的动态轨迹（然而不一定是规则的、或者不一定是同一规则的轨迹）的集合，长期未必就是短期的简单叠加，在经济分析中，长期与短期通常存在着非同质性。
（三）货币分析的市场体系范畴的形成
供给与需求是市场机制的二因素，从货币政策包含的两个基础性的货币范畴，即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来看，由于流动偏好理论建立起真正的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从而构成货币市场分析的需求基础，因此，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现代货币政策理论中货币分析的市场体系范畴的初步形成。
通过“流动偏好”，凯恩斯不是立足于解释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而是从当时的实际迫切需要出发，侧重解释货币数量（货币供求）与市场利率、实际投资之间的关系，这是对货币数量论的超越，也是凯恩斯建立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流动偏好”基础上，对于利息的解释，虽然是基于货币需求的心理动机之上的一种表象解释，未能深入到利息的来源与本质的探讨，但是，“流动偏好”却史无前例地对货币进行了一次金融资产属性的市场分辩，从而开辟了关于货币职能认识的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尽管这一视角依然在远离货币的本质与价值分析，但却“自圆其说”地解释了货币需求理论，扩展了现代货币流通理论的分析基础。
二、源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货币政策启示
（一）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立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需求动机，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层面上诠释和充实了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人”思想理论，是经济学方法论中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理念的充分展示。从货币思想理论发展史来看，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形成，既是关于货币职能与功能的理论解释的丰富与发展，也是促进货币功能向着现实经济实践的更加广泛的逼近。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等货币政策的诸相关范畴而言，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既属于凯恩斯对货币政策理论及其研究范式的方法论贡献，也成为后来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间关于货币政策的现代之争及其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渊源。
（二）在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中，虽然影响货币需求的金融资产选择范围还只限于债券与货币，但是这种需求分析方法，开始真正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需求的选择行为来分析，科学地求证了货币资产形态可能动态变化的一个理论基础，从而在货币财富观的资产实现形式的认识上，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货币贮藏手段职能的内涵，这既是对货币基础理论、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对货币政策理论重要的方法论贡献。
（三）建立在贴现率基础上的资本边际效率概念，把货币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理念与利率、预期、实际投资有机联系起来，这些既是货币理论的发展，也是凯恩斯货币非中性思想的实证反映。资本边际效率概念中所包含的预期因素（甚至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不确定性因素）对货币价值与投资的动态影响，对于现代金融资产选择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启示意义，而这些又是现代影响货币政策博弈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四）关于流动偏好理论的论述，将人们保持货币的原因更加着重在投机动机的分析上，因而主要从投机性货币需求的角度来阐述利率与货币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忽视交易、预防性货币需求形态的动态分析以及客观上对货币流通、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影响，这是凯恩斯分析过程中的不完备性。就货币政策角度的现实意义而言，这种不完备性的存在，必然伴随着关于货币政策效应、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的理论基础的部分缺失或者说不完备性，因此，流动偏好理论反面地扩散在现实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意义还在于，反证出在现代货币政策理论中，货币层次划分及其作为货币政策调控重点的货币层次目标确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以及这些对于探讨货币政策有效性、科学性的重要意义。
（五）消费者选择行为决定的储蓄与企业家选择行为决定的投资，这是两个有着各自相互独立的、而且较为复杂的决定因素所决定的变量，凯恩斯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只是对于二者之间总量关系的一种抽象推导，由于经济动态与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事实上恒等关系的实现客观上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因此，笼统地以“储蓄投资恒等”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赖以存在以及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具体目标的一个理论基础，在缺乏更加具体的结构性实证分析基础的理论条件下，就会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在政策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上，未免带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出现的“滞胀”，一定程度上也是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模糊性效应的影响有着关系的。因此，就现实而言，在现代货币政策研究过程中，需要将一般理论与宏观经济实证的人微分析以及宏观经济的潜力与目标等规范性因素的完备分析充分结合起来，确定各个不同阶段具体的货币政策实际，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货币政策作用的准确性、时效性与科学性，这是应该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
（六）凯恩斯当时处于一个社会供求的内容结构相对“稳态”而“固化”的工业生产时代，非同于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产业供求快速创新与更新的发展时代，因此，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与当时的这种社会供给特征之间有着必然联系的。虽然在当时看来，这种必然联系与凯恩斯提出的“三大心理规律”以及所关注的“分配有欠公平”等这些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因素相比，的确是间接的，也具有很大的不可抗性，而且在比较静态的分析过程中也是可以舍象掉的，但是，就现实意义而言，正是由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供求特征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关于有效需求问题的分析，我们就应当自觉地去意识有关供给的性质、结构以及特征问题，重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一定宏观经济形势下关于货币政策功能、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选择，就不能只是局限于凯恩斯强调的需求导向、总量调节型的货币政策选择，还应当包括需求结构、供给的总量与结构调节以及促进社会创新等方面的货币政策功能、工具及其作用机制的优化选择。
（七）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高效率，但是，在当时“大危机”背景下，他又大胆地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挽救资本主义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为——既“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又“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提供可靠的政策理论依据。因此，通常称新古典经济学为自由放任主义，称凯恩斯经济学为国家干预主义，实际上就是在侧重强调“凯恩斯革命”这一含义及其重要内容，我们并不能因此而绝对地说这就是凯恩斯经济理论思想的全部，事实上凯恩斯另一方面同时还在表达“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的经济思想，他在《通论》的最后一章写道：“我们对已被接受的古典学派理论的批评，重点不在于找出它的分析中的逻辑错误，而在于指出它所暗含的假设条件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得到满足，其后果为，它不能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然而，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机构能够成功地把总产量推进到相当于在现实中可能达到的充分就业水平，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假设总产量为既定的，即取决于古典学派思想体系以外的力量或因素，那么，我们对古典学派的分析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不反对它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动机如何决定生产何种产品，以何种比例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以及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在生产要素之间加以分配。”
因此，绝对地将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相互对立的理论态度是错误的，如果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就是以二者方法论之异抹杀二者市场理论归宿之大同，准确把握这一点，排除可能的理论认识误区，这是我们今天科学理解货币政策范畴的相对性，以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与思想前提，否则，我们就会抹杀货币政策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关系，就会绝对地看待货币政策，这是违背市场经济原理的，是极为片面的。
三、凯恩斯理论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对于任何理论思想的深入研究，最终还离不开关于该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剖析。如同任何理论分析方法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一样，凯恩斯的货币政策理论思想同样受其理论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把握这些局限性所在，也是保证能够从货币政策角度对于凯恩斯理论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研究的基本需要。这里，附带提出凯恩斯理论分析总体上的局限性表现，对于这些局限性，笔者在此不再展开阐述。总体而言，凯恩斯理论分析上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凯恩斯建立的宏观分析体系尚缺乏系统的微观理论基础。
2.强调需求管理政策，采用的是比较静态、比较短期的分析方法，然而，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尤其随着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学中基于供给创新的供给分析方法及其供给政策，则应是更具基础性和战略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3.强调总量分析而忽视结构分析，没有一定完备的结构分析基础的总量分析往往是粗糙而不够严谨的。
4.站在资本主义既定制度下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充分体现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意识形态与社会人文观，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归结为三大心理规律，这是不够彻底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凯恩斯经济理论是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现的科学性、革命性与人民性不能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