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每个人的智能与力量，都稳固地结合在一起时，产生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彼此有了依赖，才能敞开心胸，而心扉打开后，彼此愈是更加依赖对方。这样汇众人之智而成的大智能，与努力工作的态度，自然会因应而生。让我们大家都敞开心扉吧，让我们发挥大家的力量与智能自由地伸展，如此才能创造出那份依赖，朝繁荣坦途迈进。樱树虽然静静地等候春天，却无时不在养精蓄锐，春天一到，便花开满树。
松下幸之助感到，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适当时机”。时机乃是超乎人类能力的大自然的力量。无论你怎么渴望，在春天未来临之前，樱花绝不可能盛开；无论你怎样焦急，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时候，做事必然无法成功。严冬来了，春天就不远了。樱花即使是被凛冽的寒风吹打，或遭遇到压弯树枝的大雪，仍然宁静地等待春天的驾临，充分表现了对于大自然恩惠的信赖。
不如意的事情过去了，好的时机必然来临。因此，凡是成大事的人，无不等待时机的来临。既不焦急，也不慌张，静静地处理眼前的工作。伟人等待时机的心情，恰似等待春天的樱树。然而，消极地等待，无疑是企求侥幸。樱树虽然静静地等候春天，却无时不在养精蓄锐。没有储蓄潜力，时机纵使到了，仍然一无所成。
愈需要等待，则内心愈是焦虑，这是人之常情。然而，自然的法则，却不能被人情所左右。这不是冷淡，时机对于静静等待它的人，无不以温暖的双手去迎接。因此，我们要能养成“善待时机”的心理。
松下幸之助认为，心被拘囚时，坦诚是解开心锁惟一的钥匙，但你必须不断自我劝告与安慰。腿上加锁链会感到沉重难行，不但不能跳高，更不能跑步，如果硬要去作，就要受伤流血。这种不自由，是没有道理的。但自古以来，这种不自由的痛苦，一直就加在人身上，有如囚犯的重刑。
然而，腿上的锁链，还是看得见的，所以，会想尽方法拿掉它。另有心锁，是眼睛看不见的，心既然看不见，那唾手可及的锁链又拿不掉，因此，就误以为没有锁链了。于是，就硬要跳高，硬要挣扎，所以，就从眼睛看不见的心伤上流出血来。这可以说是心被拘囚了。
为了摆脱心锁，必须坦诚行事。对于以自己为中心的固执之心，有时严格，有时祥和，有时自我劝告，有时自我安慰。如此，思想就能逐渐恢复坦诚，心锁从此解开了。
心灵的镜子能够反映人生的正邪。只要有一颗谦虚而上进的心，周围的人和物都是我们的镜子。
古人说得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每天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要站在镜子面前，才能端正衣饰。因为镜子是最公正无私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形状，它都会毫不献媚邀宠地据实反映出来。一个坚持自己的领带没有打歪的人，只要往镜子面前一站，是非曲直，自然一目了然。
由此，松下幸之助先生说，人应该有勇气承认错误并乐于改正才是。所以，人应该时时为自己的言行找一面镜子，也来看看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说：“仪表固然可以在镜子面前整饬，但心术不正，却无法显现出来，人往往不容易发觉自己的想法或做法的错误，那是因为没有一面心镜的原因。那么，如何寻找树立心镜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时时保持一颗谦虚而上进的心，心镜就几乎无处不有了。”所以，我们周围的人和物，都是我们的镜子；所有的东西，都能反映出我们的心理，所有的人，都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关键在于自己有无这样一颗谦虚检验自己的心。
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以肯定的语气公开号召赚钱，而且要赚大钱，并把赚钱与贡献作为手段和目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和谐统一广为宣扬。
企业越大责任越大
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只有一个“创业纪念日”（或叫做成立纪念日），而松下幸之助却与众不同，他把自己公司的创业纪念日定为两个。
一个是在1918年3月7日，他辞去了大阪电灯公司正式职工的工作，东挪西借凑了95元2角，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工场。当时全部“职工”只有他和妻子，还有刚从兵库县召来的内弟、14岁的孩子井植岁男，产品种类只有一个——电灯插座。
另一个是在1932年5月5日，那是他应客户之邀参观了天理教本部后，召集员工宣布的。那时，工厂已由原来20平方米的车间兼住宅扩大为两层楼的专用厂房，从业人员达到了200名，且正式挂起了“松下电器制适所”的招牌。松下幸之助把这一天定为“创业知命纪念日”。
松下幸之助在解释这两个“工厂诞生日”的不同时是这样说的：1918年的独立建厂经营出于两个原因：（一）自己发明了“改良型电灯插座”而公司不予理睬，遂产生独自开发生产该产品的念头；（二）身体病弱、家境贫苦，意识到长久靠薪水养家不是办法，万一有一天俸给中断，生活无着，将何以自处？不如趁年轻，赶紧独立起来，创造事业。也就是说，第一个“创业”，是创个人之业，是为了解决个人及家庭的生计问题。事业嘛，也有一点儿，那就是生产出自己的小发明，仍然是个人的事业。
经过了14年的创业摸索，尤其在参观了天理教本部所属的工厂之后，宗教的力量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松下幸之助终于悟出了宗教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企业生产则为满足人们物质需要；宗教使人享受幸福人生，企业生产则使人生活富足，总的目标都是要使人类社会繁荣与进步，所以企业经营与宗教一样，都是神圣的事业。
松下幸之助在对比两个创业纪念的差别时又说：“我们过去15年来，都非常热心地在努力奋斗，那是根据既做生意就必须热心的一般观念在尽最大努力，一直也没有超出这个领域。（从今天开始）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消除社会贫困，这是我们产业界人的使命。为了克服贫穷而从事生产，为了能有更美好的人生而从事生产，企业赚钱已经是次要的目的。在此之前，我们人人的脑海里盘旋的只是要赚钱、要存钱、要发达，在实现了作为生意人的概念转向产业界的为社会作贡献的使命感之后，我们要为达成这个使命而努力。”
松下幸之助常以企业比人生。人有“而立”之年，有“不惑”之年，但这些尚属生长、发展阶段，而非最高境界，到了“知命”之年，才算认识到生存、发展的真谛，有了对“最高境界”的理解。松下幸之助就是在这一年确立了自己企业的目标。
在他的认识推动下，企业职工的思想也有了升华，不仅利润逐步提高，还产生了员工“自觉工作有意义、有朝气”的景象。在“创业知命”的第3年上，松下电器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又经过5年，也就是1940年，松下电器全体员工及家属举行运动会，运动会在大阪甲子园球场召开，参加人数达到1万。球场里1分钟冷场也没有，一组结束，另一组已循序出场，连家属在内每个人都参加了不同项目的竞赛。场内拼争，围观的人雀跃。长达4个小时的比赛里，秩序井然而热烈，俨然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小社会。
运动会开始按惯例举行了入场式，各事业部分列行进，整齐得就像军队一样。当时陆军里来了一位少将，见此情况深感惊讶：“就是军队恐怕也做不到这么好呀！何况由整天在工厂里工作，没有经过什么训练的人做出来，简直令人震惊！”
那么，企业要不要赢利、赚钱呢？松下幸之助的回答是：当然要！而且要把赚钱多少作为衡量企业对社会贡献大小的尺度。
曾经有人指斥松下幸之助的“为社会作贡献的经营”是虚伪，认为既言赚钱，又要侈谈什么“贡献社会的责任”，岂不矛盾？对此，松下幸之助说：“我们所做的工作需要资本，所以，企业不赚钱是不行的，但仅此而已。赚钱不是目的，有了雄厚的资金，扩大企业经营，才能生产出又多又好的改善人们物质生活的制品来。”
“如果我们是政府，可以从税金获得资本，但我们不能，也就是说只能用售出产品取得利润的方式回收资金，然后再把这些钱为了扩大再生产而作为资本投入。这个利润不能算是我私人的，虽然从法律的观点看来，赚的钱属于我个人，但自从产生了创业知命的使命感之后，我让会计另外独立分账，划分清楚，一小部分允许我个人使用，但大部分的钱应看做是社会交给我使用的委托金，用来发展生产，扩大企业的经营。”
基于这样的认识，松下幸之助又产生了企业的责任就是要为社会的发展赚钱，而且赚少了还不行，赚少了是没有尽到责任的认识。小的公司责任小，越是大的公司，责任就越大。他说：“一个小公司，其存在即使未能裨益社会，但最少不能危害社会，这是它被允许存在的最基本理由。如果公司成长了，拥有数百或数千名员工，把不危害社会作为存在理由就不够了。它不但不能危害社会，还应在某种方面受到社会的喜爱和欢迎，这才是基本的经营方针。若是成为大到拥有几万员工的公司，它的举手投足都足以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相应的，就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有很大的贡献，经营方针当然也应与此相适应。”
松下幸之助以肯定的语气公开号召赚钱，而且要赚大钱，并把赚钱与贡献，作为手段和目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和谐统一广为宣扬。松下幸之助进一步指出：“使公司赔钱的董事长”，要追究他的责任。“尽管说他本人没有恶意，主观上不想赔钱，但他带来的结果却和小偷没有两样。我以为这种事要有社会的制裁，而且制裁应严格一点。否则，破产的公司总是受到同情，这种思想长期笼罩之下，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繁荣富强的国家。”松下幸之助认为，股东（或者还有国家）把辛辛苦苦积下的钱交给了董事长，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钱被不当经营亏损掉了，无论如何应追究他的责任。
这是人们在探讨这位经营之神的经营秘诀时，首先要弄清的一个问题，松下幸之助为此花费了15年的时间。
报国立业的义举
经商之人致富后，多有“富丽行其德”之举。松下幸之助能把自己做生意和国家的荣誉系于一身，实是大智之举。
1954年，松下电器王国又增加了一位盟友，这就是日本胜利公司。日本胜利公司加盟松下电器，在当时引起了电器界的震动。这个仅剩不足2000万日元资本额的企业，负债却达5亿之巨，松下幸之助居然连胜利公司的总部和工厂都没有看过，就决定将这个包袱背过来，能不使人震惊？日本胜利的前身是美国胜利公司（现名美国无线电公司，简称RCA），于1927年在日本设立子公司——日本胜利唱片公司。后因美日交恶，1938年美国母公司撤资，它曾一度归东芝系统。二战期间，日本胜利公司因遭空袭损失惨重，工厂几乎完全被炸毁。战后，日本经济一直不景气，致使日本胜利债务骤增，已临崩溃状态。
此时，美国RCA公司表示，愿用3亿日元购买日本胜利牌的商标并收购此公司。走投无路的日本胜利，因此也有意返回对日本市场虎视眈眈的RCA阵营去。如果让其重新投入美国RCA阵营，美国的资金就会进入日本市场。当时日本产业的力量十分薄弱，可以说不堪一击，与今日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外资一旦进入，则日本商业界必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松下幸之助如是说。
为了避免这种混乱，必须有人出面承接日本胜利。是索尼、东芝、日立、松下电器，还是其他公司？而当时，除了松下幸之助本人以外，其他企业的负责人似乎并无这样明确的危机感。
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的松下电器，刚解除“财阀”禁令，自身尚未摆脱困境，能挑起这副重担吗？当时有人问松下幸之助：“你愿意承担5亿日元的债务？”“没问题，由我来承担。”松下幸之助十分肯定地回答，接着他说：“不过我目前没有这么多钱，我想先由我来保证责任，暂时把付款缓一缓吧。”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松下幸之助在解释承接日本胜利公司的理由时说：“我的决定是基于两个理由，一是为了防止外资侵入；二是我很了解日本胜利牌的价值，虽然我甚至连它的工厂都没有见过。美国人居然肯出3亿日元购买商标，可见RCA对这个牌子的价值颇有了解。”
有人提醒松下幸之助：这样做风险太大了。平心而论，当时松下幸之助确实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即使是冒险，也比美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所带来的危险小。松下幸之助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衡量风险的大小，其远见卓识是一般企业家所难以匹敌的。
日本胜利的表现果真十分出色。它不仅未成为松下电器的包袱，而且很快恢复了生机，成为松下电器王国众多成员中的一颗耀眼明珠。它开发的录像机、激光影碟等高科技电子产品，即使在世界电子市场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松下电器增添了不少光彩。
松下幸之助这一义举，最具战略意义的，恐怕还不是因此得到了日本胜利公司这员虎将。而更大的好处是，有效地阻止了强敌——美国RCA公司的入侵，从而剥夺了RCA公司的参赛权，为尚在发展时期的日本电子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帆风顺的成长环境。仅从这一点上说，日本电器如今征服世界的辉煌战果，其中功劳最大的应数松下幸之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