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与诊疗特色
《傅青主女科》的作者傅山，系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兼医家，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享年79岁（有研究认为生于1607年），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字青主，曾别署名公它，亦称石道人，又字啬庐，性喜苦酒，故又称老蘖禅等。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博通经史子集，于诗、文、书、画诸方面造诣精深，医儒皆精，尤精医学，其在内、妇、儿诸科，均多卓识，然尤精于妇科。不仅医道至精，且以儒学义理用于医学研究。《傅青主女科》成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名《女科》、《傅氏女科》、《女科摘要》、《女科仙方》，是我国妇科中独树一帜的，且有较高学术造诣的医学典籍，不但不是“女科书中之最下者”，恰是女科书中之佳作，自问世以来备受推崇，据何高民考证确系傅氏的医学著作之一，其书后所附《产后编》不是傅氏医著。世传陈士铎撰述的《辨证录》、《石室秘录》、《洞天奥旨》等书，实为傅山所著。今据2006年10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欧阳兵整理的《傅青主女科》（书中仍有《产后编》，亦未说《产后编》非傅氏所著）就种子问题探析如下。
一、突出主证，论病审证求因
傅氏的学术思想，上承《灵枢》、《素问》，旁涉诸家，尤受金元四家及景岳学术思想影响较深。
《傅青主女科·种子》内容体例及所用方药，与其他种子书籍截然不同。治病种子不拘学派，应手而效。他的立论与用方，可以说基本无一抄袭前人者。全书极少使用前人成方，即使选用，也必须根据辨证增减化裁，遵古而不泥于古，紧密结合临床，不落前人窠臼，且立方遣药，平允而无偏颇，疗效卓著而备受妇科医家尊崇。
不仅内容广泛，而且许多观点机杼自出，特色鲜明。傅山“谈症不落古人窠臼”，畅辨今人所不敢言与古人所未及言者，“辨证详明，一目了然”。言简意赅，使能执简驭繁，自出心裁，风格与众不同，多用孟子笔法。
主症往往是反映病证的主要病机，病机则为病证本质之所在，而病证本质则是论治的主要依据。书中每论一病一症，必探其病因，别其虚实，述主症而不言脉，言简意赅，扼要得当，便于临床掌握，在傅氏种子篇所论及的10余条中，往往只列举主症一二，主要着眼于主症的特点，审症求因，别其异同，而审因论治。如妇人瘦怯身躯，久不孕育者，傅氏认为此乃血虚之故，况瘦人多火，而又泄其精，则水益少而火益炽，此阴虚火旺不能受孕。治法必须大补肾水而平肝木，水旺则血旺，血旺则火消。方用养精种玉汤。不孕证型如此复杂，傅氏却抓住主证寥寥数语，便将不孕症分成10种证型，剖析清晰，形成了傅氏辨证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治疗均据“法随证出”之准则，审证求因论治，由于其明主症，审证求因而论治，故其临床效果显著，向为后世所推崇。
二、肾、肝、脾三脏并立，补肾为要
傅氏重视脏腑、气血辨证，对每个病证均有精辟之见，证候剖析详尽。辨证以肾、肝、脾三脏并结合奇经立论，治疗重精气血同补。
（一）经水出诸肾，种子调经补肾为要
《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女子生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特征描述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五脏盛乃能泻”。故傅氏在调经篇云：“经水出诸肾，而其流五脏六腑之血皆归之”，“经水出诸肾”，是对妇女月经调节机制的高度概括。
主张调经首在培本补肾，而补肾须平调肾之水火。确定了补肾调肾是调经种子的第一要法，用药遣方亦多补益而少疏利。在其调经篇14法15方中，用补肾强精药者达14处之多。如熟地黄、菟丝子、淮山药、山茱萸、杜仲、巴戟天这些补肾药几乎方方必有，而特别注重熟地黄，量也较大，多者用一两，少者也用至五钱。有许多方中是2～3种补肾药同时用，以达到补肾强精、肾强则血足经旺的作用。补肾培本以滋水为要，培补肾阳则重在温润，用药上滋水用生地黄、玄参、白芍、麦冬等，补阳多用巴戟天、菟丝子、肉苁蓉、续断、杜仲等，其中特别重用巴戟天、菟丝子。
虚证重用补肾。“经水出诸肾”，故重补水而调经。如经后少腹疼痛是肾涸而水不生木，木克脾土而致，方用调肝汤，用归芍养血柔肝为主，而益之以补肾之味，亦是在一派养血补肾药的基础上，取水足而肝气自安，肝气安则逆气自顺之意，起到平肝调气而止郁痛的作用，故可治一切经后之症。
有实邪亦以补肾为主兼调他脏，平衡五脏阴阳而收功。如论治经前腹痛吐血为肝气之逆，是少阴之阴火得肝火而直冲向上所致，故治疗虽应平肝以顺气，但须大补肝肾阴血，在补肾之中用少许引血归经之品，方用顺经汤，在补肾之中平肝逆，使肾气顺而肝气自顺。
（二）肾藏精主生殖，求嗣须先补肾
自《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肾气盛，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的论点以来，历代医著虽对此有所阐发，但都没有形成独到的从肾求嗣见解和治疗方法，直至《傅青主女科》才把肾阴阳提到重要地位，在论治不孕症中形成了以补肾为主的精辟见解。胞络者系于肾，胞宫通过胞络与肾相连，胎之成与安否亦依赖肾精之充足和肾气之旺盛。故补肾助孕是傅氏治疗不孕的基本着眼点。
他认为“妇人受妊，本于肾气之旺也，肾旺是以摄精”，“精涵于肾”，“精满则子宫易于摄精，血中则子宫易于容物，皆有子之道也”，“胎之成，成于肾脏之精”。“摄胎受孕，在于肾脏先天之真气”。傅氏在《种子门》10条中，从肾论治者就有六条，亦有人认为种子篇列不孕10条，除嫉妒不孕外，余9条都与肾的阴阳失调有关。熟地黄、山茱萸、巴戟天、菟丝子亦为其常用、重用药，足见其对肾为生殖之本的本质的深刻认识。
（三）心肾交合理论
傅青主十分重视心肾交合的理论，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在《傅青主女科·种子篇》中主张以肾为主，不忘心肾相交，两脏共调。
1．离坎相济，心肾相交 《傅青主女科·种子篇》“身瘦不孕”中有“水旺则血旺，血旺则火消，便成水在火上之卦”之论，“坎”，俗名水，“离”，俗名火，傅青主的“水在火上之卦”，虽未正式提到后天八卦的名称，实乃坎上离下之意，也即《周易》之既济卦，心肾与坎离密切相关，坎居北方，属水，为坎水，肾居下焦，亦属水，肾水坎水相一致；离居南方，属火，为离火，心居上焦，亦属火，常称为心火，与离火相一致，心火必须下降于肾，以资肾阳，共同温煦肾阴，使肾水不寒；肾水必须上济于心，以助心阴，共同滋养心阳，使心阳不亢，如此阴阳相交，坎离相合，水火既济，反之，坎离错位，水火颠倒，心肾失交。
2．心肾胞胎，密切相关 傅青主认为，心肾互为交合的场所是胞宫，胞宫与心肾的活动密不可分，其在“骨蒸夜热不孕”、“下部阴冷不孕”中均述之。
（四）补肾方药的应用特点剖析
1．补阴方药的应用
（1）血中补阴：妇女以血为主，经后期阴血不足，故补阴必须结合补血，以适应妇女生理病理的特点。书中养精种玉汤等均属于血中补阴的方剂。血中补阴常以白芍、熟地黄、当归为基础。
（2）巧配补阳：以补阴为主，适当加入一、二味补阳药，如巴戟天、菟丝子、杜仲等。
（3）巧配清热：在许多补阴方药中，多加地骨皮、牡丹皮二药，此二药清虚热，泻浮火，对护阴有着重要意义，巧妙配合，颇多哲理。
（4）巧配固藏：肾为封藏之本，古有“治肾宜补涩”之说。书中一些补肾滋阴方药中，均有固涩之品。如山药、芡实、菟丝子、五味子等，可防止阴精的进一步损耗，以加强肾的封藏和摄纳，利于阴精的滋长。
2．补阳方药的应用
（1）气中补阳：即在补肾的基础上补阳，书中不少补阳方剂中均有人参、白术，有类于脾肾双补，但目的在于补阳。《伤寒论》中真武汤是气中补阳的祖方，但真武汤在于温阳化气燥湿，方药温燥刚烈，而治月经病必须顾护精血，故应取温润之方。
傅氏巧创温土毓麟汤、化水种子汤等，恰乃温润之剂，有益气助阳、顾及精血之功。
（2）血中补阳：与水中补火相似而不同。血中补阳者，适应妇女以血为主的生理特点。宽带汤、并提汤等，均以四物为基础，加入温润助阳、健脾益气之药，不仅适应患者常服，且疗效卓著。
（3）水中补火：即阴中求阳之法。傅氏所制水中补火的方剂，虽源于《金匮要略》肾气丸、景岳右归饮，但又有所不同。不同的是气中有补阳药物，或者是在气中补阳的基础上加入山药、枸杞子、五味子、山茱萸等数味而成。
总之，傅氏运用补阴补阳方药，以临床为前提，又以五行为指导，补阴时，注意滋水涵木，补阳时，注意以火暖土，有着高度的实践性和灵活性，又不失其原则性。
由于阴虚是在气虚的基础上形成的，而阳虚亦必伴有气虚，阳气不足又致精易滑泄，故在补肾阴肾阳的同时常选用人参、白术、芡实、覆盆子、五味子等补气涩精之品。《傅青主女科》多种疾病均着眼于补肾，而补肾可通过养血、健脾、温阳来实现。
三、运用五行理论，协调脏腑、顾护精血
傅氏在理论上，注重对经典学说的继承和发扬，常以脏腑、气血、经络理论指导辨证治疗。如其重视五行学说在脏腑之间的应用，认为五脏除了有自己的五行属性外，彼此之间功能的协调与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息息相关，强调脏腑之间的相互协调，是以五行的模式，通过生克制化而完成的。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制化关系，调理某脏的有余或不足，从证候辨别、病机阐述、施治均可体现，如治少腹急迫不孕与治嫉妒不孕均用白芍，“用芍药以平肝，则肝气得舒，肝气舒自不克脾土，脾不受克则脾土自旺，是平肝正所以扶脾耳。”
（一）女子以肝为先天，以平种子，强调肝肾同治肝藏血主疏泄，体阴用阳，以平为期。傅氏擅用柔肝降逆之法以开肝郁。傅氏从肝而论治不孕，则主要着眼于调理人体五脏的生克制化关系，从整体的动态平衡入手，灵活运用养肝舒肝法来协调肝、脾、心、肾诸脏间及与冲、任、带各奇经间的生理病理关系，使气血旺而经脉畅，胞胎之门自开而子宫易于摄精容物。如治嫉妒不孕的开郁种玉汤，重用白芍、当归，配香附以开肝郁而通心肾之脉，舒肝气而宣脾气之困，四经之郁解，腰脐利则任带通达，胞胎自启而受孕。而治身瘦不孕的养精种玉汤，更是一补水平肝，壮水制火的基础方。
女子以血为主，以气为用，月经、带下直接或间接地损耗血液，故前有“女子不足于血有余于气，以其数脱血也”之谓。由于不同于男子的“血少气多”的生理病理特点，故“气郁”发病甚为多见。在治疗上，自《金匮要略》创制半夏厚朴汤治疗气郁病证以来，开辟了芳香解郁的法门，之后历代妇科学者，各有发挥，以致形成滥用芳香解郁的风气，忽略了气（肝）郁形成在于阴血不足以及脾肾气虚的主要内因，造成郁证久治不愈的后果。《傅青主女科》有鉴于此，在他所制的方剂中，着重扶正，佐以轻清解郁，标本同治，意在治本，此乃最大的解郁特点。从该书中常用的开郁种玉汤等解郁名方分析可以看出，解郁是治标，扶正才是治本。解郁尽可能避免损耗阴血较大的药物，故该书中舍芳香温燥之品而取轻清，所以柴胡、荆芥为常用，扶正为解郁之本，扶正药中尤以白芍为常用，配合当归、熟地黄亦不在少数。可见，气（肝）郁者，与肝有关，肝体阴用阳，用阳不及，气机不得舒达升散，故致气郁。用阳不及，还在于肝之体阴不足，白芍与当归，正是滋养肝之体阴要药，配以熟地黄、山药滋养肾阴，滋水涵木（肝），有其深意。调理脾胃，亦予重视，人参、茯苓、白术、甘草用之较多，此乃《金匮要略》“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意。菟丝子、杜仲亦有所用，而且给人启迪，即一般肝郁，滋养肾水已属治本之道，但补肾助阳，阳旺则气旺，元气旺盛，将有助于肝气之舒发，《景岳全书·命门余义》中说：“五脏之阳，非此（指肾命之阳）不能发”。所以助阳有助于肝气之舒发，何忧肝气之郁滞焉。解郁以柴胡为常用，而荆芥、薄荷，轻清疏解，具有升发之性，能遂肝气条达之用，在《傅青主女科》中亦作为解郁药物用之，扩大了舒解肝郁药物的品种。
在扶正和解郁的药物剂量应用上，不仅说明了扶正治本，解郁治标的问题，而且启示我们对剂量运用的重视。
总之，解郁在于扶正，扶正才能解郁。但必须说明，少数全由情志因素强烈刺激导致的肝郁，同时兼夹痰湿的，属于实证肝郁，就不适宜用傅氏扶正解郁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