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实际人生愿望，反映世俗化的内涵。
儒家文化重视“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希望建立完善的社会，追求幸福的人生。佛教基本上则是出世而非入世，与儒家本不相同。但早自十六国时期，敦煌的佛教文化已经染上世俗色彩，它不只是单纯的宗教行为，也追求个人福报。唐代敦煌百姓崇信佛教，各种崇佛活动成为社会大众祈求福报的生活习俗，难免蕴含了实际人生的功利动机，这应该是融入儒家重视“社会人生”思想所形成的现象。
2.吐蕃统治时期尊崇佛教，中原文化受到破坏，敦煌儒学何以继续流传？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推行吐蕃化政策，不用中原制度，中原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故敦煌的经史子集写本，属于吐蕃统治时期抄写者，为数颇少。然而，当时沙州的主体居民仍是汉人，吐蕃致力改善汉蕃关系，笼络世家大族，以求政治安定。是以敦煌望姓的影响力并未消失，他们历代崇奉的儒家文化自然得以继续存在。
《旧唐书》记载吐蕃赞普弃宗弄赞仰慕华风，遣子弟入国学以习《诗》、《书》之事。又八世纪末时，“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写给赞普的表章中，引用了《老子》、《礼》、《易》等中原传统文化典籍，还用儒家王道理论来劝说赞普。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当时的吐蕃人也应具有重要地位。
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僧人也以汉族居多数。寺学兼收僧俗弟子，高僧兼通儒释两家之学，教授的知识除了佛经之外，仍然包含四部要籍在内，其目的乃在用以施行教化。吐蕃在寺院设立“译场”和“经场”，将佛经与儒家经典译成藏文，敦煌藏文文书P.T.986正是当时敦煌流行的伪《古文尚书》译文残本。
敦煌居民多为汉人，受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寺院在讲经之外，兼授儒学，应比较容易让民众接受。吐蕃在寺学传授儒家学术，将儒家重要经典译成藏文，窥其原因，应是为了统治主要居民汉人之需，故儒学得以继续流传。
3.唐代敦煌寺学的兴盛，及其教授儒家典籍的情形为何？
唐代敦煌文书题记中，记明有寺学的寺院，为数不少，如“三界寺”、“净土寺”、“龙兴寺”、“莲台寺”、“灵图寺”、“金光明寺”、“永安寺”、“大云寺”、“显德寺”等，可以窥见唐代以来敦煌寺学的发达盛况。
中晚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废除官学，寺学大量增加，寺学学员除僧尼外，也吸收俗家子弟，由寺院僧侣担任教学工作。归义军时期，敦煌寺学仍然兴盛，其地位并不低于官学，应与归义军领导人及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有关。
寺学旨在宣扬佛教义理，故其教学内容多以佛教的经律论为主，但讲学的高僧不仅精通佛理，往往也熟读儒家典籍。故学子在寺学中所学习的知识，除佛经之外，还兼习包含儒家经典在内的世俗学问。敦煌长期受中原王朝统治，居民又多为汉人，不论是生活方式或思想意识，受中原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寺学兼授儒典正是明显的例证。
唐代敦煌寺学教授的儒家典籍，主要是《论语》、《毛诗》、《孝经》等，这些文献可在敦煌文书中找到不少佐证：
（1）《论语》读本，如P.2618《论语集解卷第一》，据题记可知是唐僖宗乾符三年（876）时，沙州灵图寺上座随军弟子索珍所抄写，敦煌县莲台寺学生张喜进学习《论语》的教材。S.3011《论语集解卷六》，据题记可知是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吐蕃统治时期，由敦煌僧侣马永隆手写的读本。S.1586《论语集解卷第二》，据题记可知是金光明寺学郎沙门宝应所抄写。
（2）《毛诗》读本，如P.2570《毛诗卷第九》，据题记可知是约当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时，净土寺学生赵令全在寺学所读的教材。
（3）《孝经》读本，如S.728《孝经》，据题记可知是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灵图寺沙弥德荣于丙申年（816，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写过，至四年后的庚子年（820，元和十五年），由灵图寺学生李再昌抄写。
以上所举《论语》、《孝经》、《毛诗》等儒家经典写本之例，其抄写者的身份，都是唐代敦煌僧侣或寺学学生，可知当时敦煌佛徒诵读部分儒家典籍应是普遍的现象。这也足以证明唐代敦煌的佛教徒并不排斥以治世为职志的儒家思想，而且注重儒家修身养性之学，所以会在寺学中传授一些特定的儒家经典。
4.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其主要内涵表现为何？
儒家的“忠君”与“孝亲”观念，早已在敦煌地区传播流行，成为中心思想。佛教要能流行于敦煌，必须与传统儒家思想相配合。据此可以窥知，中晚唐时期，莫高窟出现大量以孝亲、忠君为题材的经变图，如《报恩经变》、《天请问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等现象的原因，应当与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作为有关。
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主要部分，在于“忠君”与“孝道”思想的体现。说明如下：
（1）儒家“忠君”思想在唐代敦煌佛教的体现
自古以来，儒家推崇王权，主张宗教也必须为君王服务，不能凌驾于王权之上。佛教为求顺利宣教，必须比附中国传统的王权思想，故也逐渐接受儒家忠君观念。在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下，唐代佛教参与政事，为帝王服务，表达忠君思想的情形日益盛行，敦煌佛教界的忠君表现也无例外，具体表现在寺院和经变图中。
①晚唐敦煌佛寺供奉唐玄宗真容
唐代从太宗以后，君王圣容多见于佛寺中，如中宗、睿宗、玄宗等人皆有真容像。君王圣容与神佛并立，显现君王的权威，是佛教明显的忠君表现。敦煌文书P.3451《张淮深变文》述及唐懿宗咸通十年（869），遣使至沙州，当时“尚书授敕已讫，即引天使入开元寺，亲拜我玄宗圣容”。可知敦煌在距玄宗朝一百多年后，仍于佛寺中供奉其真容，不仅显示敦煌统治者归属于唐室的忠诚，也是敦煌佛教的尊君表现。
②晚唐莫高窟经变图出现忠君护国题材
晚唐时期，莫高窟第12窟东壁，绘有唐昭宗文德二年（889）《报恩经变相》。而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中记载了绘画《报恩经变相》的目的，乃是为了“报四恩之至德”。“四恩”之中包含“国王恩”在内，正是表达敦煌的统治者上报“君亲之恩”，归顺中原皇帝的忠诚之心。此篇铭文还历数家谱，强调家族历代都“孝悌于家，忠贞于国”，这正是佛教徒在佛窟礼佛时，反映了敦煌世家大族的忠君之心。
（2）儒家“孝道”思想在唐代敦煌佛教的体现
早期佛教传入中国时，其教义与儒家的“孝道”思想确有差异之处。由于中国的佛教徒终究不能否定传统伦理道德，因此，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吸收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其中，“援孝入佛”也成为佛徒立身之基。佛教与儒家的孝道观虽然多少有所差别，但两者主张“报恩”却颇为相近。
①唐代敦煌佛教徒传诵孝道歌辞，讲唱《报恩经》要义。
《旧唐书·玄宗纪》记载玄宗诏令天下僧道孝敬父母，并于开元十年（722）御注《孝经》，这件事在唐代时期的敦煌已经演为佛教歌咏《新集孝经十八章皇帝感》，用来歌颂玄宗御注《孝经》之事。从敦煌民间传诵《新集孝经十八章皇帝感》的现象，可以看出唐代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重视。
②唐代敦煌壁画流行《报恩经变》图
佛教在中国传教，经常从佛经中选择具有孝亲内容的故事，利用绘画、雕刻表现于石窟佛寺内。敦煌《报恩经》、《报父母恩重经》的流行，“报恩寺”的创建，以至于《报恩经变》图的绘制等，在在都显示出佛教致力于利用孝道精神，消除文化隔阂，使民众加深信仰的虔诚。
唐代敦煌虽然是佛教城市，民间重视报恩之说的孝道思想依然十分流行。中晚唐之时，敦煌处于吐蕃异族统治之下，这一时期莫高窟绘有《报恩经变》的洞窟明显增多。如修建于中唐的第154窟北壁、238窟南壁；修建于晚唐的第12窟东壁、第85窟南壁等处，都有依据《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主所绘制的《报恩经变》图。而《报恩经变》所绘的故事，又集中于“以孝卫国”、“以孝复国”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序品”、“孝养品”、“论议品”、“恶友品”，显然除了崇佛之外，也具有倡导孝道精神，不忘祖先的目的在内。
结语
佛教思想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颇为深远。相对的，佛教也必须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才能去除文化隔阂，顺利地在中国传播教义。其中，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最具代表性。这个情况并不是佛教来到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区中原一带才会产生，早在佛教从西域进入河西地区时便已开始了。
儒家思想早已在敦煌地区扎根传播，是故忠君、孝亲的道德人伦观念，也在敦煌获得发扬。佛教传入之后，吸收儒家的思想观念，使得儒释两家的思想密切交融。唐代之后，佛教经义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联，主要表现在忠孝观念的融合上。
唐代敦煌寺学教授儒家经典，莫高窟经变图表现孝道思想，还有不少敦煌文学作品与这些经变图相应。佛教通过各种宣教方式，使佛教孝道中国化，也使儒家孝道佛教化，无论何者，孝道思想因此得以更加的通俗化。
儒家传统孝道思想同时大量出现在唐代敦煌通俗文学与佛教文献中，当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窥其原因，盖儒家思想由中原传播到河西之后，能够与当地社会文化相融合，不断繁荣孳长，因而影响了佛教思想，使得唐代敦煌佛教不仅趋向世俗化，而且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更为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