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着箩筐，不便到船舱里边去，就站在船头上，然后弯腰朝船舱里看，寻找国秀。因为光线暗，我没看到国秀的身影。船开后不久，便有船工吆喝买票。船工走到我跟前，问我几个人，我犹豫了一下，又朝船舱里头看了看，虽然仍没看见国秀，但我还是慷慨的回答船工：“两个。”船工说：“每个两毛。”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四毛钱，买了两张船票。买好船票之后，我又朝船舱里头看了看，还是没有看见国秀。我想喊国秀的名字，又怕国秀害羞难为情，在那年代，大庭广众之下，一个男孩子居然喊女孩子的名字，真是张不开嘴。于是，我把船票拿在手上，向船舱里扬了扬，我希望国秀看到我。我用这种方式告诉国秀，船票已经买好了。
船到三里桥码头，我先下了船，回头见国秀也从船舱里出来了。待国秀走近一些，我伸手想拉她一把，但国秀没有让我拉，几步跳上岸来。我说：“船票我买好了的。”国秀没说话，伸开右手，我见到她手上也有一张皱巴巴的船票。一些年后，我才知道，我们出门时，山爹给了国秀四毛钱。
3.大鱼换小鱼
由于外公、舅舅、舅妈，以及乡亲们的大力资助，1973年底，我终于盖好了瓦房。随着新瓦房的落成，我与国秀结婚的日子也就一天天临近。
经两家商定，我们的婚礼定在1974年农历正月初八举行。说是婚礼，其实不过男方家选几个懂得婚俗礼仪的人，带上些许现金彩礼以及酒菜之类的物质，一早到女方家去，放响鞭炮，然后领着新娘，抬着女方家打发的嫁妆，浩浩荡荡到男方家来。男方家亦以鞭炮相迎，家境好的，双方家里另有吹打之类迎送。另外，男方家早已经请好了采买、厨师、走动之类人员，摆开酒席。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根据以往的交情，都来送一份礼品或礼金表示祝贺，吃完午饭，散了席，婚礼也就算结束了。
当时我的家境特别贫寒。幸有外公、舅舅支撑门面。母亲早有准备，要了那一块计划供应的灯芯绒布料，给国秀做了仅有的一件灯心绒罩衣。另有40元压箱钱，两桌不可缺少的“告祖席”。所谓“告祖席”，不过一坛酒，鸡、鱼、肉三样主菜，以及豆腐、蔬菜之类，配成两桌，送去女方家。鞭炮响过，告祖席必在女方家的香火堂上摆开，敬告女方家祖宗，表示女儿今天要出嫁，向祖宗告别，兼以感谢在生的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这是一个十分隆重的礼仪，必引来许多人围观，大家都来看这告祖席的丰盛程度，以后自家办同类的喜事也好有一个现成的参照。自然，看过之后，会有很多评头品足的话语不胫而走。
正月初八那天，大雪纷飞。兰溪镇至三里桥的机帆船也停开了。一大早，根据外公和母亲的商定，选了6个妥帖的人，带着母亲早已准备好的礼品，一路步行到兰溪镇国秀家迎亲。
到达国秀家，岳父山爹满心欢喜，满脸带笑，与我们的迎亲队伍见过面，打完招呼。不等告祖席摆开，岳父先看了看，发现那两条鱼不过筷子长短，太小了。岳父没有半句怨言。又幸好他家里有大些的鱼，岳父背着别人拿来两条大鱼，趁大家都没注意，偷偷地把那两条小鱼换下来了。
左邻右舍前来围观告祖席时，大家的评价还算不错。有人私下里说：原来听说国秀嫁的那人家挺难的，但这告祖席，也不比别人家的差呢，尤其那两条鱼，那么长。
由于雪大路滑，又没有车船可乘，等到把新娘国秀迎回家时，已经快下午四点了，前来吃喜酒的亲戚朋友一个个饥肠辘辘。但大家都看在外公的面子上，又体谅我父亲早逝，家境不好，能有今日娶亲成家，很不容易，都把我的喜事当作了他们自己的喜事。因而没有任何人说三道四。
我与国秀的结婚喜事，共收到亲戚朋友的人情现金324元，其中三个舅舅各30元。其余散客多数是2元的，也有少数5元的，另有助酒的稻谷等物。外公没有送钱。我记得，他当时对上礼簿的人说：“我的礼就记一担谷啰！尽哈咪的力气去挑一担谷就是。”办完喜事之后，外公又催了我两次，我真的在外公家挑了一担谷回来。外公说：“哈咪你挑着走就是，不要过秤。”我挑在肩上，掂了掂分量，感觉有140或150斤的样子。
岳父知道我盖瓦房，接着又做喜酒，欠了账，送去的那40元压箱钱又一分不少送了回来，我全用来还了账，国秀自始至终不曾有过半句怨言。
岳父像我的外公、舅舅一样，几十年如一日，教我做人做事，关怀备至。每每我遇到为难事，尴尬事，岳父都为我“遮丑护短”，视我为自己的儿子。2009年农历5月13日，岳父与世长辞，我在他的灵前长跪不起，痴痴地望着岳父慈祥的遗容，禁不住热泪长流。
4.嗷嗷待乳是什么意思
1975年农历9月4日，我女儿志群出生了。初为父母的我和国秀都很高兴。但很快就遇到了一个令我们很为难的事情。
国秀的奶水不够，当时没有牛奶、奶粉之类供应，就是红糖、白糖也要凭票购买。像我这种人家和本领，要弄到多余的票是不可能的。
当时倒有一种名叫“代乳糕”的食品，可解志群的饥饿之需。这种“代乳糕”每包要二两粮票一角一分钱，或二两米七分钱。志群每天要吃两包左右，我们感到难于支撑。而随着志群一天天长大，需要的代乳食品也一天天增加，家庭的支出也就一天天加大，乃至完全支持不住。我在生产队的记工簿上，虽有密密麻麻的出满勤的记录，但一个劳动日不过三、四毛钱，还必须到年终决算分红时才能兑现。收成好时每年能有几块或十几块余钱，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分完口粮不欠账就不错了。
志群当然不知道父母是如此的艰难。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饿，她会啼哭不止。我一天的劳作，十分疲倦，往往朦胧中听到国秀抱着孩子起床，在室内打转、拍孩子、哄孩子的声音。哄一阵，志群的啼哭会停一阵，但很快又哭闹起来。有时候，志群饿急了，双脚在她妈妈怀里乱蹿，国秀把那根本就没有奶水的奶头塞进志群的嘴里，咬紧牙让志群吸吮。但志群因吸不出奶水，吸几口又哭起来。国秀怎么都哄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国秀哄来哄去，也会跟着志群哭起来。那哭声呀，特别的揪心！但我只是在蒙眬中偶尔听见。
一晃30多年过去，志群也成了孩子的母亲。我到志群家去，偶尔看到她的孩子因为这个不爱吃，那个不想吃而哭闹时，我的目光会情不自禁地由小外孙移向志群，内心感慨道：“志群这孩子是饿大的！”于是，我会迅疾地抹一把潮湿的眼睛，心里想，我要趁现在还扛得动，尽我的能力多为孩子做一点儿什么，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补偿。但我这种想法，从来都没有和他们姐弟俩说过。
志群因为吃不饱而啼哭，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嗷嗷待乳”。为了解决志群的饥饿问题，我和国秀煞费苦心。有一天，生产队挖红薯，我和国秀一道出发，遇到了我家的远房亲戚臧麦秋。她说：“桃花仑招待所收购剁碎了的红薯藤，每百斤四毛钱。”这真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我们当下约定，明天不等天亮，给桃花仑招待所送红薯藤，并请臧麦秋给我们做一些指引。
当天下午收工后，国秀回家做饭，我去生产队的地里捡那些落下的红薯藤。天黑时分捡了一百来斤，挑回来，见国秀从自留地里割了几十斤回来。我们连夜把那些红薯藤剁碎。我捡的那些红薯藤被太阳晒得蔫唧唧的，很难剁。国秀舍不得用锋利的菜刀，她说：“菜刀剁钝了或碰上石头剁坏了，要添置一把新的又要花钱。”于是我们用柴刀轮流剁。直到转钟的时候，我们才把那些红薯藤剁完。国秀担心我捡的那些红薯藤蔫唧唧的没看相，又与她割回来的那些新鲜薯藤拌到一起，均匀地摊开。我稍稍地睡了一会儿，听到远近有公鸡打鸣，翻身起床，把红薯藤装到箩筐里，踏着黎明前的夜色出发了。
桃花仑招待所距我家有六、七华里。我挑着沉沉的一担红薯藤步行，心里想着志群的代乳糕，浑身是劲，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汗流浃背。臧麦秋比我先到。我按照他指引的路线，将红薯藤挑到收购员跟前，一过磅，足足的150斤，当即兑付了6角钱！
为了不误生产队出工，我急急地赶回来，把钱如数交给国秀。国秀抱着志群，接过钱，一脸的笑，又逗志群：“爸爸回来了喔，我们家群群有饭饭吃了喔！”又看了我一眼，见我一双粘满红薯藤浆的手，黑乎乎的，说：“大街上到处有‘抓黑手’的标语，可没把你这黑手抓起来呢！”
1975年，是新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以今人难于想象的毅力，背负着天灾与人祸的重压，忍受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饥饿。我作为伪军官的儿子，非常警惕国秀开这样的政治玩笑可能招来的不测。况且，我起早贪黑地卖红薯藤，也算是干的资本主义，于是我瞪了国秀一眼。国秀会意。我们都没有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