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比例过高，是2008年以来中国大规模投资制造业的结果，它导致太阳能、钢铁和造船等多个行业产能过剩。要利用这种产能，重要的就是改革不仅要支持私人部门，也要更广泛地支持消费，这会对这些行业、银行以及经济有负面影响。Zerohedge分析称，计入账面上体现的和未体现的以及影子杠杆后，中国所有的债务会让美国345%的整体合并债务（不计100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义务负责公民福利项目开支）与GDP比例相形见绌。
2011年中国GDP数字为47.2万亿元。相比之下，2012年10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高达62.01万亿元，同比增15.9%，较2008年年底的30.3万亿元，翻了一番多，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0.1%，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2.3个百分点。1995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元左右，但到1999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信贷总量4年间也是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
央行数据还显示，2012年1~10月社会融资规模为13.02万亿元，而同期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达到7.64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其中，银行贷款1.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利用外资0.034万亿元，同比增长-52.8%；自筹资金3.15万亿元，同比增长11.7%；其他资金来源3.24万亿元，同比增长12%。在其他资金来源中，定金和预收款2.03万亿元，同比增长16%；个人按揭贷款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9.5%。房地产企业从金融体系之外的融资，相当于央行统计口径社会融资的68%之多的局面，还是在国家严格控制房地产各项贷款的情况下取得的，堪称“房地产资金漏斗”。
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房地产资金漏斗”呢？其中的奥秘就是影子银行极其活跃。资料显示，影子银行除了银行业内不受监管的证券化活动之外，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还有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据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估计，2010年中国存入影子银行的贷款已达20万亿元，几乎占中国GDP的1/2。
影子银行的存在，使得在全社会融资当中，人民币贷款占比已从2002年的91.9%下降至2012年10月的55.5%，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占比日益上升，且其中的一半以上进入房地产业，这是1~10月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达3.15万亿元之巨的主要原因。
然而，上述情况仍没有反映中国金融业的全貌。在中国，公共财政就是一个影子银行系统，地方政府的账簿上堆积了大量的债务，而且这些债务大部分都是靠土地作为抵押的。同时，由土地和房地产升值带来的大部分财富又通过“理财产品”构建的影子银行所持有。讽刺的是，中央政府对控制影子银行作出越多的尝试，金融系统就会变得越脆弱。影子系统中的资金可以通过多种渠道逃出国家的控制，而被认为能解决影子银行问题的数千页的监管规则，只会给传统银行增加毫无意义的负担，使它们越来越脆弱。
以高利贷为主要方式的影子银行，事实上也注定了地产泡沫必然破灭的终局，尽管北京可能由于其政治中心的作用而例外。地产泡沫看似茁壮坚硬，但是在高利贷的压榨下，也注定是不能承受的。2012年以来，鄂尔多斯、温州等地地产泡沫的破灭，很大程度上也是拜当地过于活跃的影子银行所赐。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依靠高利贷支撑其资金循环的房地产泡沫，最终必然走向湮灭的结局。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信贷资金投放越大，投放房地产领域的高利贷就越多，房地产离泡沫破裂更近了，不排除2013年将有更多的城市出现地产崩盘的局面。
三、“美国制造”东山再起，中国制造业优势已被彻底逆转
进入2012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日益严峻。GDP增速滑至8%以下，在政府投资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下，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反弹和回升迹象。然而，在国际资本纷纷逃离中国的情况下，中国作为跨国公司加工工业基地的地位，已经开始全面动摇。
在当下中国，制造加工业危机有以下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所涉及的行业相当普遍，例如汽车、电子、纺织、制衣、制鞋和玩具等行业，冠越玩具厂被李嘉诚抛售4年后倒闭破产。二是关闭企业的数量成倍增长。2012年上半年，企业倒闭率从过去的3%5%上升到8%10%，预计2013年的企业倒闭率仍将上升。三是可能发生区域性危机。东莞作为世界工厂的模板，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2.5%，居全省倒数第一。如果珠三角企业继续倒闭和外资出逃下去，珠三角最终将变成空三角。
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阿迪达斯于2012年10月31日正式关闭他们在华的唯一一家直属工厂——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并到2013年4月陆续解除部分在华代工厂代工协议。摩托罗拉移动开始大规模裁员，仅北京地区，裁员人数有700人，涉及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多个部门，有些部门更被全员裁掉。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接受NBC电视访问时宣布：2013年将斥资1亿美元，将苹果手提电脑Mac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与此同时，为苹果的手提电脑代工的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将跟进苹果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的行动，赴美国开设厂房，生产苹果产品。
苹果的回归，对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困扰的美国经济，是一大利多消息，是2013年美国经济的好兆头，预示着2013年或将出现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美国制造”有东山再起的态势。其实，近年来，制造业重回美国的风潮已悄然兴起：美国的公司，电子、汽车与机械、医疗器材、化工等，已经让或者正在让过去十几年迁往国外的部分生产线回流；比如通用电器公司雇用更多的美国工人生产其公司的家电产品，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在密歇根州增加1200个工作岗位。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表明：美国有73%的制造厂商的高层正计划或者正在把企业搬离中国，其中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愿意把工厂从中国搬回美国。
美国企业回流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现在已经成为制造业低成本的国家，尤其是较低的能源成本。制造商们在国外闯荡了几年发现，美国才是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波士顿咨询顾问公司的调查表明：一些大企业把生产线迁回美国，是因为在美国取得融资比较容易，他们认为过去把生产线转移到国外的路子，走得太远了。
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分析，由于2008年年底以来货币供给的极度扩张，外国投资公司在中国的工厂生产费用节节上升，本来生产线外移是为降低成本，却遇到许多料想不到的成本。近几年来，中国工人的工资保持每年17%的涨幅，到2015年，在中国设厂与美国区别不大，而美国工人的生产力较中国高出3.3到3.4倍，加上美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高，中国廉价劳工的吸引力对美国企业而言已不存在了。
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土地基础上的世界工厂的辉煌，急剧丧失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其次，多数制造业企业依赖投资和房地产，客观造成了抽离主业资金的作用；再次，由于多数企业盘踞制造环节，普遍功能单一，缺乏核心能力，受外围经济、投资规模、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影响巨大。
虽然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可以缓解经济继续下行的局面，但在“房地产金融漏斗”的作用下，大量的资金借实业之名进行地产投资，在房地产调控下资金紧张局面更加明显。因此，现时压塌内地制造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并非来自制造业内部，而是来自地产泡沫爆破后，令大部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的实体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不少内地实业企业将资金转投内地房地产市场作炒卖，而现时内地房地产已有爆破迹象，一旦房地产泡沫爆破，很多企业将因此倒闭。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必然严重地扼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根据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观点，正是成千上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有效地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创造了GDP，从而避免了历次经济大衰退，这打破了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发展过程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论断。
很显然，正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不是由美联储或任何一个政府的政策避免了经济大衰退。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和扼杀企业家创新活动，政府应该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