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凡，绝非凡夫俗子。
跟他闲传，是一种乐趣，是一种雅兴。
他满肚的“蝴蝶”不知有多少，一会儿扑棱棱地飞出几只，一会儿又扑棱棱地飞出几只，真叫人应接不暇，感慨万千。
比如，说起对于画坛里的“崇拜”，他从骨子里反感，从心窝子里叛逆。十几年前他就琢磨过，他曾经在走一条永远追随者的可悲的路。许多人在维护一种画派风格时，只不过是在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已。他们喋喋不休地要求别人和宣传自己，只不过是想拥有更多的崇拜者，而他们需要这些崇拜者成为金字塔的基石。
慢慢地，他看出了他所崇拜者的缺点，发现了老师们的不足，甚至对一些大名鼎鼎的大师也提出质疑。从那时起，他就从多个崭新的角度对绘画进行思考，把自己从“崇拜”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自由。
因此，看他的画作，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愉悦。
他那“宝葫芦”里不知装了多少“宝贝”，这一阵子满墙贴的是“青山”，“松涛”，“老房子”，过一阵子满屋又都是“钟馗”，“门神”，“花仙子”，引人入胜，更让人品玩不已。
绘画对于他来说，就像是吃饭一样，山珍海味，五谷杂粮什么都吃；油画，水彩，版画，国画都搞过，甚至还干过雕塑和壁画活儿。
所以，他的画作有西画的借鉴，又有民族的继承；有传统的影响，亦有现代的冲击；有学院的浸润，也有民间的熏染，有从众的描摹，还有独特的创造；有生活的体验，更有心源的感悟。可以说，那是他长久的孤独之树开出的灿灿花朵，那是他长久的寂寞之树结出的累累果实。
说到这儿，有一件鲜为人知的故事不能再让它尘封了。这对余凡来说，虽然是旧话重提，但也有重揭伤疤的隐隐作痛。好在我们经历了许多故事，淡漠的已经淡漠，难忘的依然难忘。
那是1997年3月20日，一个乍暖还寒，风雨交加的日子，余凡顶风冒雨来到南郊。他病得十分厉害，直不起腰，就蹲在国防工办大门外的马路边上。
那时，他刚作过手术，腰椎管狭窄，手无缚鸡之力，连棵大白菜都提不动。更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天灾人祸一齐向他袭来。家庭困难重重，经济非常拮据，事业一筹莫展，他万念俱灰，心里只冒出一个死的念头。他心灰意懒地爬上楼顶，一脚踩在女儿墙上，思绪万千。刚要往下跳时，他无意中抬起右手，突然想起有一幅画的人物，手还没有画好。他想，自己死了，别人也会骂：这骨泉还画画呢，连个手也不会画嘛！
不，不能死！他要画画，他要证实自己能画画，他还要在海霞天地举办个人画展！
他说：“今天来寻你老兄，是想请平凹先生为我画展题个词。”
我说：“这有啥说的，咱赶紧走。”我拉起他，一块儿坐车赶到西北大学。
恰好平凹在家。
进门处，是平凹敬奉的木佛，面目慈善，神情端庄，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俩先后为佛敬香。
平凹窄小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陕北民间布贴画，是个穿着大红花“××”的女人，双手下垂，双腿盘坐在莲花上，身上有花，有鸟，还有青蛙等图案。由此，平凹，余凡和我引发了关于女人的话题，说起了性，说起了生殖，说起了民间艺术。
在布贴画的两边，悬挂的是平凹写的对联，上联是“抱朴守拙”，下联是“文心雕龙”。这是平凹做人处世的秉性，也是他为文写字的蓝图，就连这八个字也让我俩琢磨了很长时间。
对面墙上的大画框里是平凹写的“润格告示”，我和余凡看了又看，却避而不谈。今天没有带钱，也不打算给他钱，用陕西话说就是：“干指头蘸盐呢！”
我们三人话很投机，人更投缘。平凹知道我俩的来意后，略作沉思，一挥而就：“多方取法，善变得道。余凡留念贾平凹九七年”
如今，余凡已是西安中国画院的专职画家，他的一幅《正月十五》已入围第十届全国美展。
如果没有贾平凹，王西京，曹湘琴等多人鼎力帮助；如果没有余凡自已的艰苦努力；如果那天他一念之差，一脚腾空，今日画坛就会少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画家！
谢天谢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