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支持的货币主义其实是一套通过模仿、偷梁换柱、反其道而行的理论山寨品。对于这一点，弗里德曼也是承认的，他指出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更早的经济学家费雪和自己的芝加哥同事，甚至哈耶克也是他思想的部分来源。
但是在这方面，萨缪尔森本身也并不比弗里德曼强，事实上新古典综合派除去数学的生搬硬套的组合，很难说有多少是自己原创的经济理论，像凯恩斯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学派的突破，无论是逆风向政策和逆风而行，都是一种框架里的主义之争和观点之争。
斯坦福学者们之所以支持逆风而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观点的保守性所致。像弗里德曼这样的观点的夺人眼球、时髦和前卫，很多情况与他们受到传统的约束较少，更加信赖自由主义的观念有关。
第三节 高失业率威胁能证明救援华尔街有理吗
无论人们的政治信仰和经济立场如何，都视就业和工作为集体和个人福利的基础。毕竟，就业和失业对每个人自身心理状态和经济条件的影响是不同的。就业意味着经济境况较好、有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甚至是奢侈品，而失业常常意味着个人价值丧失，甚至是对生活的绝望。所以，很多人把高就业率视为经济好转的征兆，而把低就业率视为经济萧条即将来临的信号，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做法是商业人士或者投资者尝试预测经济走势时最容易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
这是高盛前零售业分析师约瑟夫·H.艾利斯在《我在高盛的经济预测法》中关于失业率的一部分论述。虽然分析师们的遮羞布已经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统统撕下，但是这是迫不得已的。大牌的分析师们的风光已经不在，至少美国是这样的，大学正在谨慎地看待学生们流向华尔街的事情，就像有个斯坦福的毕业生说，应该让那些数学家和分析师们干脆从华尔街退出来，否则就是对优秀的教育资源的浪费。
不过，公正地说，分析师们有些分析结论还是正确的。比如，我们引用的艾利斯的这段语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年初的时候，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下属预算委员会做证时表示：“产出增长很可能将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温和，业主仍旧不愿新聘更多员工，因此失业率还需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更加正常的水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称：“经济复苏进程仍在继续，但复苏的速度一直都不足以给就业市场带来重大改善。”这段话的微妙之处在于，伯南克和他的下属们显然是通过产出判断就业走势的。这至少说明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员在这一点上是具有共识的，他们的思维好像都是一样的：产出或者经济总收入→失业率。问题是投资者和陷入恐慌的人们，更关心的是产出或者经济形势这种问题，美联储究竟是如何判断的。这好像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难缠问题。何况看看伯南克提出的救援华尔街的理由，包括所有的货币政策的行动，诸如货币宽松、扭转政策等，显然与那些高失业率的渲染性影响有关。
艾利斯给出的结论是，他不相信失业率是个经济预测的良好指标，相反他只相信这个指标是个滞后的事后指标，只是适用于那种马后炮的方式才显得稍微合理。其最大的用处也就是作为心理参考，在股票市场上做反向操作。这才是他指出人们的感觉作用的要点。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股票市场的分析书可如此操作，伯南克的行动，使用类似的高失业率恐吓是否合理，有没有任何经济理论和数据上的支持。
约翰·泰勒教授大概会觉得这是个拙劣的借口。根据他的泰勒公式，失业率可不是个简单的概念，有天然失业率和人为失业率之分。天然失业率指的是“自然失业率”，前几章指出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历史数据中分析出来的。本身就是个纯天然无污染的概念，任何来自人为的诸如政策上的影响，甚至价格上的影响，比如说看见物价上涨，工资跟着涨，老板们立即裁员这事情，这也是不允许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个抽象的概念。“人为的失业率”则被叫作名义失业率，也就是美国劳动调查统计局的调查员单子上记录的那种失业率。办法是只要一个辞掉工作的人填张表就可以了。
名义失业率不等于自然失业率的时候，据泰勒说将影响人们的预期，导致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反过来导致投资和消费，最后是总的产出发生变化，不过这个产出变化是不太确定的。比如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按照泰勒的说法，利率也会提高，伯南克开始出场，如果他相信这个利率对于华尔街的稳定不错，那么大概会进一步肯定说这是个好现象。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听说过无限期地降低利率的政策出现，自然从泰勒公式逆推的结论是，伯南克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人为地干预美国的利率。
在利率和产出的问题上，泰勒是不承认那种自相矛盾的关系的，按照这位教授的经典观点，利率和投资、消费甚至没有确定的关系，利率的提高虽然可能刺激一些敏感人士，比如一个有良心的次贷人群和评级机构的优秀分析师们，但是对于一些恶意的人，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有些借债的家伙根本不会拿这当作一件大事。至于评级机构，次贷相关证券的高评分正是这些本该知晓利率风险的人首先模糊化的。尽管利率不断下降，可是对于穷困潦倒的人，通用公司任何一个牌子的汽车，哪怕融资租赁都未必有人乐意，原因是他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保险和律师费该怎么办。但是有时候有些分析专家说，似乎还是能够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产出和利率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
很久以来，由于这种不确定一直存在，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坦福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声言，只要存在违背泰勒公式的现象，大概可以确定到底是否出现了干预的情况。
在干预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泰勒公式自己不能判定这个干预措施的对与错。这看上去好像是说，泰勒知道伯南克做了手脚，但这个手脚到底有没有问题，他自己还是无法判断。
于是，人们终于清楚，不把失业率作为拯救华尔街的全部行动是合理的。这听上去对于伯南克之类的人是件坏事。不过对于泰勒来说，有这个就够了。美联储伯南克继任主席似乎都偏向于对利率进行干预，既然这种干预是常态化的，因为干预的常态化，所谓的救援有理，是个压根站不住脚的理论而已，好在伯南克并不十分喜欢利用失业率的恐吓。所以，泰勒的担心看起来有点儿太早。
第四节 为什么我们总误解米尔顿·弗里德曼
三个计量经济学家在森林中猎鹿。他们经过观察发现，在不远的50米处有一只很大的猎物正好站在那里。第一个计量经济学家瞄准以后开了一枪，结果打中了鹿身后2米远的一棵树。第二个计量经济学家差不多也是同时开枪，他打中了鹿前面2米远的一棵树。第三个经济学家高兴地扔下枪，并且喊道：“平均来看，我们打中它了，我们打中它了！”
这三个经济学家显然是数字统计的狂热爱好者，如果他们能够打中离鹿的心脏2厘米的距离，而不是2米，那么他们接下来应该边吃鹿肉边庆贺自己的好枪法，而不是用一个笑话来画饼充饥。显然，第三个经济学家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和空谈家，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包括经济学家在内，作出如此荒诞判断的大有人在，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
有些人十分讨厌弗里德曼，比如那些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当天出现的不速之客，比如有人指出在朝圣山学社中的那“一小撮反动分子”。芝加哥大学的各路“反弗里德曼”的英雄豪杰好像也曾经像祖科蒂公园的年轻人一样，支好帐篷呼吁驱逐这个犹太人，理由是这个疯狂的人与独裁者军阀为伍。
也有些人会无条件地支持弗里德曼，比如里根总统和弗里德曼的一些政治朋友们。里根是第一个给弗里德曼发总统自由勋章的人。这种荣誉似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曾经或者能够得到的，比如萨缪尔森就没有得到过这种勋章。
不过如果你要问起弗里德曼的学生们，甚至包括受他影响深刻的斯坦福学者们，答案也许比较复杂甚至令人不太好理解。确切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绝对支持弗里德曼，哪怕是他最亲近的弟子。像贝克尔这样的人物，根本就和弗里德曼的经济观点毫无交集，在微观上甚至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制度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在教育券的观点上，贝克尔还走向了老师的反面。像泰勒这样的人物，虽然在理念上和弗里德曼的货币观点相似，但是泰勒本身更倾向于绝对不支持政府干预。
大师的遗产总是复杂而多变的，即使作为斯坦福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肯尼思·阿罗肯定和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不大可能走到一起。在这种乱糟糟的处境下，自然产生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开头故事的怪现象。当处于支持和反对的极端两派，着手讨论弗里德曼的政策和观点的时候，弗里德曼的嫡系和朋友却在那里讲着各种不着边际的笑话。
事实上，也许我们不得不指出，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记和综述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和偏见左右了弗里德曼的客观观点的描述。人们总是忘记一件事情，经济学家总是有立场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排除个人倾向。
弗里德曼本身带有一点亚当·斯密形式的二重性形象，这种二重性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指的是抽象演绎和现象描述同在的问题，确切地说就是讲部分真理，带部分伪装。事实上，弗里德曼的这一点可能更加严重。比如在政策问题上，我们知道在如今的情况下，如果他活着，一般人会推理他可能不支持救援华尔街。不过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弗里德曼从来都是货币干预的绝对支持者，最形象化的解释就是弗里德曼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保留地支持货币的控制权应该掌控在政府手里，政府应该少干预经济运行，但是绝对不是不干预。他甚至认为在某些方面政府的干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这似乎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很相似，但是人们为什么会有错误的判断？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对于弗里德曼的货币学说的前提理解错误。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干预和控制货币的基础数据之上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包括那本厚厚的《美国货币史》都是毫无意义的。换言之，用弗里德曼做招牌，像许多无知的政客一样，抬出反对救援华尔街的权威论据，自然显得很滑稽。
再比如，从弗里德曼的思想基础来看，许多人认为弗里德曼是哈耶克的绝对支持者，并且还是哈耶克那个小圈子的核心成员。不过，所有的信息和事实都不足以证明他和哈耶克的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哈耶克论证所谓集体行动，自发秩序这样的时候，弗里德曼却提出所谓的工具主义，这个主义的意思是人的行为从头到脚是按照规则出现的，个人或者集体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不承认有什么集体行动的逻辑。甚至最滑稽的事情是，弗里德曼本人居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批评哈耶克的周期论、货币论是完全胡说八道的。
到后来，弗里德曼本人干脆跳出了哈耶克的小圈子。弗里德曼的思想基础也许说来可笑，是一种古典主义的自由观点，这种观点的极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提倡的自由王国。正因为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弗里德曼本身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合法性。这和哈耶克的有神论性质的逻辑根本就是两回事。
最后，再看弗里德曼的继承者们的倾向，像罗伯特·卢卡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历史心理学杂糅的名词—理性预期，这个名词同样模糊不清，就像弗里德曼发明的永久性收入的概念一样，都是无法度量也无法彻底说清的，这种通过模糊的基础构建理论大厦的方式正是从弗里德曼开始的。
许多人口口声声地支持或者反对他，事实上多半是因为这种模糊性的个人解释。这也决定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也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上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下至美国的普通人，人们把写通俗小说《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弗里德曼和真正的弗里德曼混为一谈。随时随地，你能看到人们经常用这本书中某一部分的观点来反驳另一部分的观点，而这时弗里德曼则在那里哈哈大笑，不作评论。
一个多重的镜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总是误导性地看待经济学家的观点，然后作出自以为心领神会的决策，即使弗里德曼这样的人也不能幸免。最为糟糕的结果是，人们在明明偏离了这位经济大师的理论和观点的时候，还在说“我们是弗里德曼的弟子”。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的思想常常影响后来的那些政治狂人们的观点。其实，真正的现实恐怕是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可能系统地把人们拉到反对经济学家观点的行为中，而狂人们却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经济学家的继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