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消失在北朝鲜冰天雪地的山岭中后，留下了一个谜。这次撤退是否反映了毛泽东天性中的谨慎气质？中国人是想考验美国对其介入的反应？或者甚至是在发出愿意进行谈判的信号？又或者这种试探只是一种侦察手段，等到流血受伤的军队有机会得到增援和补给后，就会发动全面攻击？
美国军方力图从军事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寻求解释，这是可以理解的。回头看来，这两个因素似乎都在起作用。然而，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军队近期和长期的情报工作都存在缺陷，极大地妨碍了美国的情报分析。
陆战队最初认为，中国军队是因“弹尽粮绝而退出战斗”。根据对中国战俘的审讯报告和中国内战的记录，情报专家了解到中国步兵只携带三到五天的食物——一种是米饭，还有一种是朝鲜人用大米、豆子和小米磨成面后混合在一起的主食，可以与水和在一起吃，在战场情况紧急时也能干吃。弹药的配给同样少得可怜——基本上就是一个士兵在其衣袋里，或者一种粗布卷袋里能够携带的数量。尽管中国人征用朝鲜人用传统的A字形背架运送补给，但再补给的路线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中国人的“第一次战役”中，陆战队的侦察机在长津水库北岸发现了很多中国人的卡车。这些卡车极为宝贵，又容易成为巡航的海盗式战斗机火箭的理想目标，所以中国人很少使用它们。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林彪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就受制于一种僵化的框框：在第一线的师只能战斗三到五天，食品和弹药便消耗殆尽，不得不用其他部队来替换。
如果美国的情报部门能更加注意中国革命时期的策略，他们就能更为准确地解释中国人为何突然消失。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高潮时，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方式阐述了他的游击战信条。对于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来说，《论持久战》一书中的词语是具有预言性的：“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他认为撤退是一种战术，并用反诘的方式问答道：“英勇决战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把他的战术归纳成一个口号，从此在非正规战争的史册上名垂千古：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然而，美国军方和情报界对毛的哲学却知之甚少。据非正规战争专家、政治学家吉恩·汉拉恩和小爱德华·卡兹巴赫说，毛泽东著作的译本“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都广为发行”。但它们没有到达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手中。1954年，伦敦出版了毛的著作，在这一年晚些时候，纽约的国际出版家协会也出版了毛泽东的著作，但在此之前，毛泽东的著作“……除了一些散布在各地的零星小册子以外，在美国几乎是无处寻觅……包括国会图书馆”，据汉拉恩和卡兹巴赫说，“甚至在军方的图书馆中也找不到。……”
由于对毛泽东在以前战争中的战法缺乏了解，军方只能依赖那些没有根据的猜测。中国人越是推迟新一轮的攻势，一些军官就越发相信中国人不会再来了。朝鲜严冬的到来让他们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第三周过去了，中国人还没有露面。在此期间，甚至连奥利弗·史密斯少将都产生了错觉，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就算是成吉思汗，”他说，“也不敢在朝鲜的冬天打仗。”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战场上的迫切需要，还是外交斡旋，或者只是中国领导阶层方面的犹豫不决——这种平静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战争的政策，而麦克阿瑟这边却匆匆忙忙地做出了决定。在这位老兵看来，中国人的干预不过是虚晃一枪。一旦第8集团军能够重新部署并获得补给，他就打算重整攻势，他也是这样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950年11月初，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就中国人的意图和能力写了数百页的分析，但这些都没能动摇这位将军的基本信念：进行一场战争的最佳方式就是把战火引向敌方。
差劲的总统顾问
杜鲁门总统的顾问们承认，在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为总统当好参谋。由于他们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判断失误，最主要的是害怕冒犯麦克阿瑟，从而使美国丧失了保持战争正确方向的机会。迪安·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叹道：“政府错失了遏制在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后机会。所有相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大毛病，但究竟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搞砸了。”
五角大楼的主要罪过是胆小怕事。在麦克阿瑟面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像是学校的男童在小镇的恶霸面前那样怕得发抖。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鉴于中国人已经采取行动，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保留空隙是否明智时，麦克阿瑟异常傲慢，对这个质疑不屑一顾。“麦克阿瑟将军总把我们当成一群小孩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他从来都自行其是。”
表面上看来，麦克阿瑟仍然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9月27日的训令行事，即如果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他必须转入防守，并向华盛顿做进一步请示。11月8日，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在询问麦克阿瑟对联合国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有何意见时，提醒他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并说他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使命，即“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这个使命一直是以中国人不进行干预为前提的。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直说，但其言外之意是麦克阿瑟应该放弃攻势，守住已经夺取的地盘。
麦克阿瑟继续推进
然而，麦克阿瑟并无这种打算。在前一天即11月7日，他在要求解除对空中行动的限制时还抱怨说，中国军队“大规模”介入朝鲜“已彻底改变了整个局势”。现在，他悄悄绕过了这一许可，拿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授权予他的训令作为挡箭牌，即在“中共……在朝鲜境内任何地方公开或隐蔽地使用大量的部队”的情况下，只要他“有可能获得胜利”就应继续采取行动。在麦克阿瑟看来，“联合国最根本的和基本的政策，即‘摧毁朝鲜所有进行抵抗的武装力量，以使朝鲜成为一个统一和自由的国家’如有动摇，就会有致命的后果”。在这一小段电文中，麦克阿瑟设法把参谋长联席会议赋予他的军事使命与联合国大会10月7日就朝鲜统一问题的提案糅在一起，混为一谈。尽管有中国人的干预，但他显然不愿意受到约束。
这位将军相信，他的空中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从“满洲”越过鸭绿江进行增援，还能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在这些空中轰炸以后，他打算在11月15日发动攻势，彻底消灭敌军，饮马鸭绿江边。麦克阿瑟再次抛出他的计划，其条件暗示着参谋长联席会议除了批准，别无他择：
如不这样，任何计划都会彻底削弱我部队的士气，其心理后果将无法估计。这会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北朝鲜无期限地停滞在一条极其困难的防线上。毫无疑问，这会引起南朝鲜人的极大不满，以致他们的军队会垮掉，甚至可能转而反对我们。
对于英国人提出的沿鸭绿江建立一条缓冲区的建议，麦克阿瑟也不屑一顾，他将这一计划与193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割让给德国的行为相提并论。他认为，联合国的正确做法是：通过一项谴责中国的决议案；如果中国人不撤退的话，还应以军事制裁相威胁。放弃朝鲜的任何部分，哪怕只是将其作为缓冲区，“都会是自由世界近期以来最大的挫折。事实上，如果采纳如此糟糕的主张，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就会破产，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会难以立足”。如果不让他的部队前进到鸭绿江，就“显然会步英国人之后尘，英国人以绥靖政策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失去了其他所有亚洲国家的尊重，也没有赢得中国人的敬意。……”麦克阿瑟“以极其诚挚的心情”提议，“绝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一往直前，直至彻底胜利。……”
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9日开会前几小时收到了麦克阿瑟的这份电报，实际上没有人理会这份电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商讨的首先是中国人的意图，然后是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中国人的干预出自三个动机：
——中国人力图保护鸭绿江沿岸的水电设施，并在江南岸建立一条警戒线。如果这些便是中国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中国人就可能撤退，以换取联合国的一项保证，即“满洲”的主权以及水电设施都不会受到侵害。如果联合国做出了保证而中国人仍继续参战的话，“那么就可以排除对中国人行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了”。
——另一种可能是中国人“不宣而战”，以把美国的军力牵制在朝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希望朝鲜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从而使美国在其他地方出现麻烦时无从应付。然而，中国人的这一目的也许能为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敞开门户。
——第三种可能是中国人力图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如果没有苏联海上和空中力量的支援，这一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苏联的干预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也预示着联合国军将被迫撤出朝鲜。
那么，美国应如何行事呢？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认为有三种选择：重新发动攻势，迫使战争以美方胜利告终；在“满洲”边界以南建立并守住一条防线；或者撤退。第一种选择要求增兵朝鲜，即便中国人不会在实质上扩大他们卷入的规模。第三种选择是无法接受的，一旦美国被迫做出这种抉择，“它只能作为全球战争的前奏加以接受”。
参谋长联席会议显然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这种做法“在澄清由中国人的干预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以前，可以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参谋长们敦促说：“要不惜一切努力……以政治方式，最好是通过联合国……刻不容缓地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得到公开的保证，即联合国无意把战争引向中国。他们还建议通过承认红色中国的国家来进行和谈。
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认为最佳方案是在鸭绿江以南建立防线，但却未做任何努力让麦克阿瑟实行之。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战争的停歇期将让艾奇逊获得时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麦克阿瑟的任务不应改变，尽管应“经常予以审查”。这样又让麦克阿瑟得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攻势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11月9日开会时，没有准备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杜鲁门没有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艾奇逊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讨论形势”，由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起草一份建议。他说：“我们需要更确切地知道我们目前的处境，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艾奇逊探讨了一项政治解决的前景。他指出，美国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在公开声明中描述自己的目标。“在联合国，我们从未赞成过要求把共产党人从整个朝鲜驱逐出去的任何决议。”国务卿说，“我们也没有说过我们要一直待在那里，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政治上，我们没有承诺要征服整个朝鲜，如果除此之外能够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的话。”在这里，艾奇逊无视联合国以前关于朝鲜统一的决议，而麦克阿瑟眼下正把它们作为他在朝鲜北部采取行动的根据加以引用。但是，艾奇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没有采取行动，来协调华盛顿和东京各自奉行的不同的政策目标。
在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看来，没有弄清的问题是“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充当……苏联人的……马前卒”。史密斯说，中央情报局估计，在苏联的物质援助下，中国军队的卷入表明苏联人会冒着在朝鲜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苏联人应该愿意美国与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这将意味着我们在欧洲的承诺……成为空谈”。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将被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从莫斯科而不是其外围解决问题。……苏联人没有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对他们的卫星国釜底抽薪，并开始和谈。”史密斯接着说，但“苏联人不太可能考虑放弃朝鲜，并在那里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
史密斯的结论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前进，要么后退”。“维持原状或是撤退，在政治上都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他认为没有“确实的理由去改变（中央情报局）以前的估计，即苏联人并没有做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准备”，尽管他们愿意让美国在亚洲打仗。在史密斯看来，“危险的是，苏联人像东方的地毯商一样对我们步步紧逼，直到非打一场战争不可”，苏联人能够而且将会接受全面敌对的状态，就像在“满洲”的情况那样，而无须进行全面战争。他说：“但是民主国家却无法接受这种有限的敌对状态。”中国人在某些时候会被迫对美国飞机轰炸“满洲”做出反应，“因为这牵扯到中国人的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