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苦涩的小战争”
“一场苦涩的小战争”，永不衰老的美国政坛老将艾夫里尔·哈里曼对这场战争如是说。哈里·杜鲁门总统则顽固地坚称，这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甚至当美国的伤亡人数突破5万大关时，他还坚持这一令人恼怒的文字游戏。共和党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蠢举妄动”，并以此为撒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20年的统治。“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让我们还其本来的称呼）正是集以上说法之大成，它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标志着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朝鲜战争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事实上，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给正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他们正在与一场起义进行苦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10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朝鲜战争就是美国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主宰世界的开端。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女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然而，与美国很多不甚愉快的经历一样，朝鲜战争也是其中的一个：当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但中国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无比强大的技术力量。使日本人在1945年俯首投降的原子武器被禁用了，战地司令官们又不能“把战争打到敌人（指中国）老家去”，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关于原子武器使步兵过时的梦幻。就政治而言，世界舆论不会支持使用这种令人憎恶的武器。从军事上讲，原子弹用以对付分散在数百英里山地中的步兵，也是得不偿失的。实际上，朝鲜战争开始时，所谓美国的“核保护伞”也只是由四颗原子弹组成。华盛顿战略家们也许很明智地认为：这些原子弹应当保留下来，作为同苏联交战时的决胜王牌。
在美国公众看来，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影响了战后的经济繁荣。从1945年到1950年，也就是从日本投降到朝鲜战争开始，尽管美国仍有一些小小的经济和政治风波，但确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舒心惬意的时光之一。随着大萧条的结束，美国人满心希望能购买汽车、打球娱乐，他们不愿再为沉重的国家大事忧心忡忡。因此，美国没有本能地奋起捍卫自己的旗帜，尤其是到了1952年和1953年，朝鲜战争降低为乏味无趣且看起来又荒唐的战斗，双方反复争夺同样的几座山包。就是从报纸上看到数以百计的美国士兵在诸如“伤心岭”“无名高地”等地点丧命，也并不能激起公众对战争的支持。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不久，在尚武精神颇盛的得克萨斯州，在一次喝着啤酒的讨论中，一位同学对我们当中应征适龄者的态度做了一个总结。“小伙子们，”他说，“有两样东西我们应当躲开——朝鲜和淋病。”
《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试图披露美国是如何卷入冲突，以及后来军方和文职领导人又是如何决策的。本书的情节并不令人振奋，因为在战争的大多数年头里，美国在一帮平庸之辈的领导下备受磨难。在这帮笨拙家伙（此语虽然强烈，但有事实为证）当中，以杜鲁门总统及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最为典型。他俩的坚强意志常常在压力之下转化为十足的愚顽固执，他们为此大吃苦头，正如国家为此大吃苦头一样。1950年6月，在北朝鲜挥师进入南朝鲜之后，杜鲁门和艾奇逊在四天之内就把美国投入了一场战争，美国军方对此未及准备，而且事实上他们一直被告知并不需要去打这场仗。在夏季的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杜鲁门和艾奇逊“制止了”共产主义的入侵。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尽管他们从未公开这样说过，以便给莫斯科一个保全面子的机会而不致介入战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完全镇住了美国最强大的对手。及至1950年10月以前，干涉行动似乎已大功告成，北朝鲜人已经被打着联合国旗帜的一支军队（尽管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击退，杜鲁门和艾奇逊对自己的精明强悍感到扬扬自得。
然后形势突变，急转直下。1950年11月和12月，中国人，这个远比北朝鲜人更令人生畏的劲敌进行了干涉。在那令人绝望的几周中，联合国军处于被赶出朝鲜半岛的危险之中，成师的部队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被围困在山野里；仅仅是由于马修·李奇微中将这位默默无闻的战争英雄做出的超人努力，军队才得以稳住阵脚，并使中国人停止前进。这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又仓皇失措地把他们“显示美国意志”的行动降了级，给战争设置了种种限制，从而使胜利完全无望。当他们认识到两年后美国才具备向苏联直接挑战的能力时，已经为时过晚。因此，朝鲜战争被重新确定为一场地区性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半岛之内。
杜鲁门和艾奇逊冒险行动的鲁莽轻率，以及向美国人民兜售其理由时之信口开河、文过饰非，在1952年底他们企图以停战来结束战争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美国所宣称的干涉理由是保持大韩民国（这是南朝鲜政府的正式名称）的完整与独立，但是这些条件未能使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感到满意。这个年逾古稀、行为古怪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05年就曾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首次呼吁过朝鲜的独立。李承晚认为自己将被置于今后的共产主义入侵的危险中，他不愿意在此条件下放弃他半个世纪的奋斗。他觉得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使美国从一场已经误入歧途的战争中脱身而要牺牲掉他，因此拒绝了停战条件。
于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另辟蹊径。如果李承晚不愿接受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将策动一场政变赶他下台，让一个可能更忠顺听话的军政府取而代之。如果李承晚继续顽抗，他将会被“除掉”。
在越南战争某个更为严峻的时刻，有一名年轻的美国陆军军官曾对一名电视记者说过：“我们必须摧毁那个村庄，为的是要拯救它。”此人说的是一个村庄而已；杜鲁门和艾奇逊则是要摧毁一个完整的政府，从而“拯救它”。值得美国庆幸的是，杀死顽固不化的李承晚这一建议尽管在官僚机构中历经繁文缛节，但是从未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总统的批准。这个建议只好被束之高阁。
杜鲁门—艾奇逊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这是为名誉而战。美国死敌苏联的卫星国北朝鲜政权悍然入侵了大韩民国。北朝鲜（以及它的苏联“恩师”）本来有机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大选，以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朝鲜。北朝鲜人公然蔑视联合国，选择了子弹而不是投票箱。
但是，评价国家领导人，必须观其行为、究其动机。杜鲁门和艾奇逊旨在建立这样一个论点：国际秩序不容蔑视和伤害。他们的假设一开始就是：苏联要对这场战争负责，他们是在用一个代理人来试探美国的意志。这种苏联同谋论只需间接证据就可以成立，而这些证据比比皆是。苏联人把北朝鲜人武装到了牙齿：坦克、强击机、自行火炮，这些都是用于进攻而不是用于防守的军事装备；3000多名苏联顾问与北朝鲜人民军紧密合作；整个战争期间，在联合国和其他地方，苏联人都在政治上支持北朝鲜人。然而，杜鲁门和艾奇逊自始至终都避免直接指责苏联是这场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这一步失策了，它从本质上证实了苏联人的观点：苏联可以用其卫星国来戳美国的软肋，而无须害怕引发美国的直接报复。这就是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政策上的根本失误。
那么，把我们拖进朝鲜战争的究竟是谁？责任最大的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这是一对最不可思议的政治搭档，他们两个人行动一致，极为和谐。杜鲁门的衣着谈吐和举止品行都是小城镇“国际扶轮社”的派头，与之配对的艾奇逊则是奢华讲究、美髯蓬松，其风度举止、谈吐腔调足以扮演一名英国勋爵。杜鲁门的力量在于一种直觉的智力和独立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他虽非科班出身，恐怕却是美国历届总统中除去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学究外，对历史最具有博大精深理解的一位。杜鲁门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人重视他。因此，1948年杜鲁门击败共和党人托马斯·杜威时，爆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震惊的冷门。杜鲁门再也不是靠腐败不堪的密苏里小集团政治发迹起家的那个目光短浅、经营无术的中西部男子服装店老板了。现在这位“意外总统”大权在握，信心独具一格，因为此人终于在其花甲之年卸下了肩头重担，不必再去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价值。1948年之后，哈里·杜鲁门就不曾受到过自我怀疑的困扰；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他做出重大决策时，比如干涉朝鲜，行动之快速敏捷，几乎是出自强迫的冲动。先行动起来，以后再论后果。
杜鲁门的信心是一个克服了多年谦卑低下之感的人的自信。与此相反，迪安·艾奇逊的信心却似乎是与生俱来。艾奇逊毕业于格罗顿高中和耶鲁大学，是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的高足。他才智横溢，几乎令人震惊。1950年，在他57岁时，曾是华盛顿最著名的科文顿—伯林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还在罗斯福手下做过财政部副部长，并于1941年到1947年在国务院身居高位。艾奇逊的力量在于，他有一种能将诸如外交与货币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处置得当的本领。杜鲁门政府中的一名官员在谈到艾奇逊时说道：“教长（他的诨名）本来是可以兼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二职于一身的。”
1949年1月，杜鲁门让艾奇逊重返政府出任国务卿。尽管杜鲁门精通国内政治，但他意识到在外交事务方面需要专家指点。一个具备欧洲人眼光的人出任此职时机已经成熟。始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正向欧洲提供大批经济援助，建立于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全力对抗苏联的扩张行为，这种扩张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了颠覆。艾奇逊了解欧洲，并对杜鲁门一片忠诚。他常常对国务院的同僚们说：“我对之负责的选民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杜鲁门总统。”
当然艾奇逊也有缺点。他那十足的自信心常常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化为傲慢自大，此人从来不知谦虚的含义，也不懂得何时应该缄口不言。他对敌手宁肯出语尖酸也不愿意好言相慰，其实这些人的支持对他极为有利。在一次国会秘密听证会上，他把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刺激得暴跳如雷，这位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人狂怒之下竟冲过桌子挥舞拳头，艾奇逊则抡起胳膊还以颜色，事态后来恢复平静。其结果是，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朋友寥寥无几，甚至在白宫里也是如此。当然，哈里·杜鲁门除外。
1950年，艾奇逊在政治上也出过问题。共和党对手要他对把中国“丢失”给了共产党政权负重大责任——在此前一年，共产党政权把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赶下了台。他们指责说，艾奇逊的罪过在于发表了一册关于美中关系的大部头的白皮书，其中把蒋介石贬成是腐败无能、不可救药。共和党人说，这一文件给那位“大元帅”的垮台雪上加霜。嗣后，1950年初，艾奇逊又说他不打算“背弃”阿尔杰·希斯，这番话固然仁慈友爱，但是在政治上却并非明智。希斯是他的多年好友，这位国务院官员在一次被指控为苏联间谍的调查中被判有伪证罪。这样，在1950年6月，杜鲁门和艾奇逊就因“对共产党温和”以及让亚洲最大的国家落入共产党之手而遭到了共和党猛烈的批评。
在军事危机时期用以阻止行政当局冲动行事的一个机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些身穿军装的军方首脑实际是总统的最高军事顾问。从朝鲜战争第一天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战争中出现的失误负有重大责任。1949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广泛研究了如何把美国有限的军事力量部署到全球去的问题之后，把南朝鲜当作对美国“几乎没有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一笔勾销。那里的占领军应当撤出，而且一旦北朝鲜入侵，美国也不得参与防卫。艾奇逊的国务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杜鲁门对此都表同意。
到了1950年6月，当艾奇逊劝说杜鲁门推翻既定的国策并对朝鲜战争进行干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袖手旁观。他们根本就没有告诫总统：他正在下达一个军方尚未准备好去执行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