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学术道路，戴逸从事着自己最喜爱的历史研究，读书、教书、写书，笔墨耕耘，乐此不疲。15岁就发表散文处女作的史学家，多年来以隽永的文笔、扎实的古文功底，把外人看来枯燥乏味的历史，化作一篇篇、一部部作品，已出版有《履霜集》《步入近代的历程》《繁露集》《语冰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等论文集、随笔集，其中包括大量清史方面的专题论文。纵观戴逸的各类清史专著及一系列清史论文，足以反映了他对清代的各个领域均有精深的研究。此外，戴逸还担任了一些大型史书和工具书的主编工作，其中重要的有《二十六史大辞典》、《中国近代史通鉴》、《清通鉴》（与李文海共同主编）、《中国通史》（与龚书铎共同主编），后两种后来被荣获中国图书界的最高奖项——中国国家图书奖。
2．源远流长
戴逸在清史领域耕耘了大半个世纪，国内清史研究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军人物。遥想当年，史学新秀戴逸被吴晗问及该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并着手编纂清史，这犹如当头棒喝，在岁月的长河里时时被追问。也由此，戴逸的眼前打开一扇继往开来的窗户。从这扇“窗户”里，世人看到了从1644年顺治建朝至1912年宣统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逊位，这268年的漫长清代历史。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重要地位和影响，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集大成和终结时期，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更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密切的关联。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课题中，对身处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转折点上的有清一代，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要明晰当代中国的国情，势必要深刻地把握和科学地分析清朝的历史。显然，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史学家，当为此毫无保留地奉献一生。
清史研究这片史家园地，虽然曾经荒芜，但仍离不开前人的执著。清朝灭亡之前，当朝的国史馆做了一些编纂工作，整理出《实录》《圣训》《方略》《会典》等文献，对一些历史事件、各种典章制度做了详细的陈述，同时收集、整理了不少政府档案，虽然不乏歌功颂德，但可视为清史研究的依据和史料。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开设的清史馆编纂的《清史稿》，可谓是一部较为详备的大型清史之作，它按照纪、传、表、志的史书体例叙述了清代的人物、史实、典章制度、艺文，同时搜罗了大量史料。由清朝遗老领衔编纂的《清史稿》当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史籍，但是由于阶级立场、思想局限的原因，它并不是一部科学的清史著作。
孟森
《清史稿》之后，清宫中的大量档案流传到社会上，并被一些研究机构和严肃的学者做了保存及整理。比如，中国近代清史学科杰出的奠基人之一的孟森。孟森是戴逸的同乡，江苏武进人，世称孟心史先生。孟森学贯中西，曾赴日本留学，深受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以花甲之年执掌北大明清史学讲坛，以高深的学养、深邃的佳作、诲人而不倦的精神，深受北大师生的爱戴。孟森致力于明清断代史研究，成绩斐然，他在清之先世考定、满洲名称问题、八旗制度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清初史事人物之考辨等问题上，有着深入的研究。孟森治史态度谨严，可谓长久积累史料，深入探索实情，求明真相原委，堪称治史楷模。如他对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清朝一辈对其开国史费尽心机，欲盖弥彰，而参与纂修《清史稿》的清遗老们，也竭尽全力为之掩盖真相。孟森所著《满洲开国史》一书，揭开了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的真相，实为酣畅淋漓。孟森对清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著有《明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这些著述深入地研究和考证了清前史和清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人物、典制等，为中国清史研究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堪称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与孟森并称为中国清史研究的两大奠基者的萧一山，也是江苏人氏。自幼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萧一山，中学时期看到日本人所著《清朝全史》的中文版本，引以为辱，从此立志于清史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朱希祖的倡导下，北大建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组织力量对清代文献进行清理。这对于在北大求学的萧一山来说，不啻是天赐良缘。由此，他接触了大量珍藏多年的史料，内容涉及清代的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河政、盐行、课税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并为《清代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通过潜心钻研，年仅22岁的萧一山发愤写就《清代通史》上卷，深受史学前辈的高度赞誉，当年李大钊、梁启超、蒋百里、蒋梦麟等先生都纷纷为此书作序。《清代通史》不以传统修史体例来著述，而是以当代新式的通史体裁，对清代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对清史学科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影响至今。萧一山师从孟森，他对清史前期和清代重大历史事件有着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同样功不可没。在当时整理清代学术的热潮中，不少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徐世昌、冯友兰、胡适等都身体力行，尤以梁启超与钱穆的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集中而全面地论述了清代的学术思想，开后人研究清代学术之先河，在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开拓意义不言而喻。
此后，致力于清史、经济史、满族史或清代学术的研究的学者，则有郑天挺、傅衣凌、王钟翰、杨向奎、商鸿逵等，称得上是清史学界的前辈。处于新旧时代交替过程的他们，以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运用唯物史观，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都卓有成就。他们的学术活动，从解放前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成果累累。如戴逸在北大的老师郑天挺，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以明清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内阁档案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郑天挺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用，认为只有更多地占有资料，才有说服力。这种治学理念对戴逸影响极大。又如王钟翰，老当益壮，晚年出版了《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三部论文集，几乎涵盖了清史、满族史的各个领域，令学界钦佩。
在清史研究领域中，以上各时期、各阶段的前辈学者，在清史的各相关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满族史、思想史等方面。这些辛勤耕耘的学者，论著丰厚，影响重大，都激励后学，为今天的清史研究起着先驱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他们尚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去构建全面而完整的清史体系，即能反映时代精神和风貌的大型清史。而戴逸从主客观方面来说，则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年作为北大的激进学生，戴逸改名后奔向火热的解放区，身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洗礼，从此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也从此步入学术生涯。自幼嗜读古书的他，在人民大学校园里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充分吸收前辈们的学术成果，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潜心研究，在时代的风云里起起伏伏，却终生不渝。及至百花齐放的新时代，戴逸更是焕发学术青春，同时汲取不少经过整理出版的各种新史料，使得自身的研究能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迈出更大的步伐，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的戴逸，始终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和前辈学者的嘱托，随着时间的车轮前行，时刻以编纂清史为己任。作为一名身负使命的清史专家，戴逸心中已经有了规划清史的蓝图。早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之初，一篇激情洋溢的《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吐露出他的心声。戴逸主张这部史书可以包括清代通史、清代人物传、清史编年、清代专史、清史图表、清史书目等。他一方面着手招兵买马，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当年，戴逸曾向吴晗建议在高校挑选历史系的优秀学生集中培训，专攻清史，而清史所正使梦想成真哪！看到一张张渴求知识的面孔，看到一个个专注伏案的身影，戴逸认定要把历史的真知传递给学生们。与此同时，戴逸组织大家整理和挖掘清代的文献资料，为日后编纂做着准备，并产生了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在如此浓郁的学术氛围之下，国内有关清史研究学者都纷纷著述，编写出版了清史各领域的专史、专题论著、人物传记及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汇编，都为大型清史编修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通往清史编纂的路途遥远又崎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来接续梦想，孜孜以求的梦想感染着更多的人，共同去追寻一个修史之梦。
3．共襄盛举
梦想的传递，需要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在历史的新时期，国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视提高到日程上来。1981年，中南海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国社科院转了一封人民来信，呼吁要求编纂清史，上面有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对此，中国社科院非常重视，专门召集了郭影秋和戴逸开会，共商启动事宜。当时，郭影秋的身体已很虚弱，听闻此情，激动得热泪盈眶，言及诸多熟稔于胸的想法。作为清史所所长的戴逸，更是提出了用心血凝结而成的编纂规划。几代学人，促膝相谈，心中洋溢着浓浓的清史情怀。及至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讨论科研规划，《清史》编纂被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后被延至“七五”规划）。1982年的秋天，在戴逸的倡导和牵头之下，首届全国清史学术研讨会终于在北戴河举行。会上着重讨论了编纂《清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气氛非常热烈。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百废待兴，
1982年，与周谷城（左）交谈国家财政情况很紧张，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编纂《清史》。同时，国内史学研究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修史的条件还未成熟。因此，《清史》编纂又一次搁浅。对此，戴逸深有感怀，弹指20年间，自己前后三次参与动议清史编纂，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深抱遗憾，可这正是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啊！虽然时机尚未成熟，戴逸坚信离梦想的实现，肯定又近了一步。
几度春秋，在清史园地拓展的戴逸已然华发满头，却精神抖擞。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20多年的发展中，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也为清史纂修铺平了道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综合国力显然呈几何级增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学术繁荣。正是在1982年，国家在制定“六五”规划中，第一次将社会科学列入发展规划，《清史》编纂正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项目。当时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先后给予清史研究大力的支持。90年代末，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清史确立为重点学科，在科研经费、人员配置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目睹国家的大好形势，面对清史学界的发展，戴逸心潮起伏。盛世修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对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应是当代人的责任，是时候了！
2001年初，戴逸凭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在《瞭望》杂志上撰文呼吁：“编纂《清史》，此其时也！”紧接着，在戴逸的倡导下，4月初，《清史》编纂座谈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都是各研究领域卓越的学者，如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王忍之、朱家溍、蔡美彪等。一眼望去，鹤发童颜的学者们陆续走进会场，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令戴逸非常感动。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学者们都对清史编纂提出很多建议，大家都认为，清史研究所清史编纂的前期工程已经做得很扎实了，学术条件、人才条件业已基本具备，当前应该大力呼吁及早推动这项工作，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支持。推动这项工作，首先要成立领导机构，同时应对编纂的一系列问题，如体裁、体例、凡例等开展讨论，更要通过媒体呼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座谈会上，有学者还谈到一个引人深思的掌故。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有天晚上历史学家范文澜在窑洞外散步，正巧碰到毛泽东主席，闲谈间毛主席向范文澜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怎么就把华夏都统治了，并且统治了200多年，其中道理何在？我很想研究清史，可是现在我没时间。这个掌故引起学者们的共鸣与深思，其实，关于清朝的建立、统治及至走向灭亡，也是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所思考的问题，但以清史为专业的专家还是太少了。值得欣喜的是，近年以来，史学界的清史发展很快，各方面成就很大，只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再推进一步就可以了。座谈会济济一堂，众多学术前辈、名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见，给予清史研究所极大的鼓舞和支持，相信大家齐心合力，努力地宣传、促进、呐喊、呼吁来推进，最后必定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