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问题，对于日本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据说吉田前首相从多年前就曾考虑，自由主义各国通过促进与中共的贸易，以离间苏联和中共，并向西欧各国的主要政治家表达了这种想法，想努力争取去实现。然而，由于达赖斯的反对未能实现。就中共问题，我基本上与吉田前首相意见一致，此际若对中共采取灵活的态度，中共很有可能向自由主义阵营靠近一步。”
欧亚局：《池田总理访欧之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谈要旨》，1962年11月，［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63。
在池田“推动中日贸易论”的指导下，双方贸易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实现了“LT贸易”，设立了常驻机构，并且互派了记者。然而这种所谓的“半官半民”的贸易，在性质上说到底还是“民间贸易”。
Reischauer to Rusk， October 17， 1962， CDF， 493.9441/101762， RG59， NA.
在高碕达之助赴华签约之前的1962年10月17日，通产大臣福田一代表政府会见了高碕，以口头与书面两种形式传达了“统一见解”，再次强调了本次使节属于民间的性质，不要谈论政治问题等。池田从始至终也一直是坚持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与中国大陆开展民间贸易。“LT贸易”签署实施后的翌年10月18日，池田在第44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依然强调指出：
“去年以来，我们与中国大陆之间正常的民间贸易取得了进展，但是这始终是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进行的。我们原本就没想改变与我国有着正常外交关系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当然，今后我打算要进一步密切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第44届国会众议院会议录第3号，1963年10月18日，［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中日双方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的实现“LT贸易”，实际上是中方做出了妥协，采取了较为现实灵活的态度。中方只在表面上坚持了“政治三原则”，而事实上是默认了“政经分离”的原则。“LT贸易”签署前的1962年9月松村访华，共同发表了“周恩来与松村会谈纪要”，很大程度上是中日双方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内容如下：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与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在16、17、19日三天中举行了友好且直率的会谈。中方再次表明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同时，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中日双方，表明了进一步促进、发展贸易的愿望。中日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积累的方式，实现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石川忠雄、中岛岭雄、池井优编：《战后史料中日关系》，［日］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269页。
日方回避对政治性原则发表意见，只是同意发展民间贸易。继而，“LT贸易”签署当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对日本记者的谈话中表示：
“这次协定可以说是民间协定，也可以说是政府协定。原因在于中方的当事人是政府责任人，日方也是自民党的责任人，业界代表也与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将其进一步扩展为政府间的贸易，困难不在于中方，而在于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美国，日本也与蒋介石保持外交关系，未能断绝。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充分理解。
签署的贸易备忘录与约定的数字是有限的。然而，松村说通过经济积累而进行政治积累，向两国正常化的方向发展。这个很重要。”
同上书，第271页。
显然，中日双方对“LT贸易”的认识存在差距，有着不同的解读。至于设置的常驻机构和记者，则不享受外交官待遇，不能悬挂国旗，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亦不能上电视或广播，甚至也包括不能出席禁止核武器大会等等，活动被严格限制在民间的贸易范围之内。
正是由于中日贸易被限制在民间贸易的范围之内，所以，严格控制的延期付款的适用条件和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的适用范围等，限制了中日正常贸易的规模及其交易对象；也正因是民间贸易的定位，故中日贸易一直受到来自日本国内外政治上的干扰或阻挠，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出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其直接导致了大日本纺织公司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日立造船出口万吨货轮等合同的失效。民间贸易对政治做出了“让步”，暴露了池田“中日贸易论”或曰对华“经济外交”的界限。
3.“一个中国论”的幌子
“一个中国论”仅仅是池田口头上的外交辞令，而“两个中国论”才是池田对华观的本意。有关“两个中国论”或“一中一台论”的主张，池田不仅与此前的几任日本首相并无本质区别，而且更是扮演了一个积极的“推销者”角色。
池田出任首相后，在1960年10月21日的第36届国会上公开表明，“希望在尊重相互立场、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逐渐改善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欢迎重开以往处于中断状态的中日贸易。”打着“互不干涉内政”的幌子，池田却追随美国，积极提出有关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重要问题”议案，以达到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目的。实际上是举着“一个中国论”的招牌，为下一步逐渐制造“两个中国”做着准备。
［日］第36届国会众议院会议录第3号，1960年10月21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声明中央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然而，在美国的主导下，从1951年起联合国通过了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暂缓讨论案”。进入60年代，随着亚非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相继加入联合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越来越多，1960年10月该法案仅以8票之差的微弱多数得以通过，面临着被否决的窘境。该案一旦被否决，就有可能出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被驱逐出联合国的局面，而日本也将面临如何处理包括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中国政策的问题。
在美英商讨是坚持“暂缓讨论案”，还是实行由大陆和台湾“两个国家”来继承联合国中国议席的“继承国家”方案时，1961年6月，随同池田一同访美的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向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提示了“重要问题”议案，即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为“重要问题”，需获得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才能通过。腊斯克当场欣然接受。这个方案是小坂召集外务省干部，几乎是不分昼夜极其秘密地商议了约4个月，最后由审议官岛重信（后出任外务次官）起草的两个方案之一。即“第一方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第2款将其作为重要问题；第二方案，继承国家方案，即像英国领地下的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独立一样，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和中华民国（台北）各自独立。”
小坂善太郎：《亲身经历的战后政治》，［日］牧羊社，1981年版，第162—163页。
而且，为了保证“重要问题”议案顺利通过，池田积极响应肯尼迪提出的以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为条件换取非洲国家支持的主意。为了说服坚决反对蒙古加入联合国，且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地位的蒋介石，池田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亲自致信蒋介石，劝其不要对蒙古加入联合国行使否决权，这对蒋介石同意蒙古加入联合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朝日新闻》，1961年12月2日，第1版。同年12月第16届联大上，日本与美国等5国共同提案，通过了“重要问题”议案，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又被推迟了10年。
此时，池田只打算与中国大陆推进经贸文化交流，并没有准备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国”是他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前提下的长期目标。1961年6月，池田访美，他在与肯尼迪总统会谈中明确表明：“绝对不能把台湾交给社会主义方面”，现下难以承认中共政权，因为日台之间有和平条约，国内舆论也不会理解承认中共的问题。所以，“希望自由阵营的多数国家要确保台湾，因国府与中共都强烈主张一个中国，故而若能确保国府的席位，中共就不会加入联合国。”
②《总理访美（中共问题）》，1961年6月20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61。
进而，池田也强调在谋求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下，阻止大陆恢复合法席位的同时，渐次推进“台湾地区国家化”，制订积极的现实应对之策。他认为：“大陆6亿居民在联合国没有代表是不现实的”，“只要蒋介石在，就可放心，不会有何问题。然而其继承人蒋经国继位之后，从其经历来看，恐有国共合作之可能。台湾人口有900万，但其中700万是本岛人（台湾出生），他们希望自由、和平。暂缓讨论案应付一时，并非得策。为了提高台湾地位，应采取积极措施。”②
6月26日，池田接着访问了加拿大。在与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的会谈中，迪芬贝克说：“我认为中共应该加入联合国，只是，得必须保障台湾的地位。”池田答道：“日本与国民政府、中共之间，都有特殊的关系，在日本国内的立场上，不能提两个中国论。加拿大不妨可以向大家提出倡议。”随后，在同年11月池田访欧时，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会谈时，再次重申：“日本若提两个中国，只能是激怒中共和台湾双方，故不能提此主张，然而将来，作为现实问题，就有必要以两个中国的方式来解决吧。”
欧亚局：《池田总理访欧之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谈要旨》，1962年11月，［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63。
外务省审议官：《池田总理·加拿大迪芬贝克总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会谈》，1961年6月26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62。
其实，在池田访美3个月前的3月17日，日本外务省美国局参事官就已经制定了《日本的中国政策》方案。其内容也印证了池田的主张。该文件内容如下：“对中国政策的长期目标是，为了稳定日本的国际环境，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将台湾留在自由世界。
（1）维持日美安全体制是前提。无须说对中国政策要站在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立场上。
（2）分离台湾，即‘两个中国’与中共的对日三原则正好矛盾，因此不宜公开声明。
（3）日本正式的立场是‘因中国存在两个政权，所以作为邻国，顺应此种现实状况，处理其国际关系’。‘因日本所处的特殊立场，其应采取的路线也与其他有关各国不同。’
（4）作为分离台湾的具体政策，美国考虑从国府到台湾人的政府而渐进推进，认为联合国托管、联合国管理下的人民投票等缺乏现实性且很危险。总之，对美协调是必要的。能把台湾留在自由世界的，只有靠美国的军事力量。
……”
美国局参事官：《日本的中国政策》，1961年3月17日，《日本中共关系杂集》第4卷，［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A’0356。
池田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安抚了台湾之后，1962年便大力推进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谈判，签署了“LT贸易协定”。紧接着于1963年8月，顶住各方压力，促成了仓敷公司成套设备出口中国大陆。日本“接近大陆”的动向，招致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同年9月池田“反攻大陆近乎空想”的发言，10月7日“周鸿庆事件”的发生，一举激怒了蒋介石，台湾撤回驻日大使和高级官员，停止从日本采购物资，日台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为了缓和日台关系，安抚蒋介石的情绪，同年10月30日，池田派大野伴睦副总裁赴台参加蒋介石诞辰庆典之际，向国民政府说明了有关情况。1964年1月21日，池田在第46届国会众议院大会施政方针演说中重申了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做了“左右逢源”的解释。“最近，我对与我国有着传统亲善关系的中华民国政府之间产生的一些争论，感到十分遗憾。我们的方针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维持与中华民国政府友好的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在政经分离之下，在民间层次上发展日常贸易。我希望中华民国政府早日了解我国的真意。
中国大陆与我国一衣带水，在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6亿多民众，这是俨然存在的事实。另外，关于中共政权，是在联合国等方面存在的国际性问题。基于此种认识，我与国民诸君欲慎重地展开现实的政策。”在随后1月23日众议院大会答辩中，池田再次表明：“必须根据世界舆论的动向，慎重处理中共问题。众所周知（双方）有和平条约，我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正式的政府，这一事实不能忘记。另外，如我在施政方针演说中所言，也承认中共政权存在的事实。”
［日］第46届国会众议院会议录第3号，1964年1月21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日］第46届国会众议院会议录第4号，1964年1月23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