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此问题的上奏文同上书，第432—434页。中一方面肯定地表示：“吴大澂、吴鸿恩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并为极力拒阻而“几于唇焦舌敝”。他进而分析西洋与总理衙门对此所持各自意见的关键，指出：“各国总以修好为第一要事，谓若阻其入觐，即为不以客礼相待，多延一日，则怠慢外国之意多甚一日等语，其必求觐见，又断不肯行中国礼节，此各国之处心积虑也。先拒其进见，次责以中国礼节，此总理衙门之辩论依据也。”接着他表示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难处，说：“今值亲政大典，各使请准面申庆忱，措辞尚属恭顺，王大臣等仍以前议相抵制，辩争不为不力，开导不为不明。外廷容有未知，圣明固已洞鉴。夫旁观者不悉其事之曲折艰难，每觉言之甚易。当局者备历夫时之始终常变，确知势有难行。”那么此事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是好，他先从历史开始分析，曰：自古两国修好，使臣入觐，历载史册。我朝康熙乾隆年间，均有召见西洋使臣之事。其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住京师，亦尚不如今日之国势强大，而齐心协力，我犹得律以升殿受表之常仪。然而嘉庆二十一年，英吉利来朝已不能行三跪九叩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已伏矣。厥后道光咸丰年间，各国互立条约，钤用御宝，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若谓中国使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各国使臣在中国当行中国之礼，似可两言而决，总理衙门与臣等皆以此两相诘责，该使等以外国无跪拜，故未可强中国使臣以跪拜，中国亦何必强外国使臣以跪拜。洋人素性狡黠，贪得便宜，岂不知跪拜之输于不跪拜耶？彼国见君，与见他国之君，实无跪拜之礼，势不能自变通行之例，独改于中国。中国亦无权力能变其各国之例，必以不见却之，则于情未洽，必以跪拜纠之，又似所见不广。彼但以敬其国君之礼，敬我皇上，或取其敬有余而恕其礼不足耳。若谓礼节不合，拒以不见，遂开兵衅，目前固未必然，惟中外交涉事件繁多，为日甚长，洋人好体面而多猜疑，彼求之十数年，迄今仍不准一见，或准见而强之跪拜，彼以为不得体面，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引为口实。在我似觉理屈，亦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若谓此端一开，得步进步，他日窒碍难行之事，辄以面奏为词，不允必至决裂，此则不谙夷情之语。彼以入觐为真心和好之据，本非另有要求。臣前与大学士文祥等面商，如准奉见，宜先与议定条规，各国使臣来京，只准一见，不准再见；只准各使同见一次，不准一国单班求见，当可杜后觊觎。即伊等信守之万国公法一书，内载延见时各使献玺书于君，善言称颂，君亦善言慰答。又使臣概与国君所派部臣议事，君旨所在，即可从其臣而知等语，循此例文，何至有面质廷争？毫无顾虑之事，万一有之，则诎不在我。总理衙门与臣等皆无难据理驳斥，并可布告各国，明正其非矣。孔子云：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今远人既不能行中国之礼，当在矜之柔之之列。孟子云：以大字小者，乐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朱子注：谓仁人之心，宽洪恻怛，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容已。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且礼与时为变通，我朝向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余国通商立约，分住京师，与各省口岸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豫订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应如何斟酌时势，权宜变通，是在议礼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拟也。倘蒙皇上俯念各国习俗素殊，宽其小节，示以大度，而朝廷体制自在，天下后世当亦无敢议其非者。臣忝任通商，已逾十年，于洋人要挟毫无情理之事，从不敢附和依违，致乖大体。其稍有情理可原，亦不敢立异沽名，致误全局。稔知此事终在必行，而礼节不能强遵，以故同治六年九月间，奉旨饬议。臣与曾国藩、左宗棠等各有覆奏，皆请格外优容。本年二月进京，仰蒙召对，又已粗陈梗概，兹复奉旨垂询，敢不据实直陈，用备采择。对觐见礼仪问题的分析，李鸿章的上述奏章陈述得很有条理。归纳一下，他的思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保守派的同情。指出保守派欲坚守中国的传统礼仪是“正论”，表示不仅包括自己在内的“在廷诸臣，共有此心”，而且也为此作出了几近于“唇焦舌敝”的努力。
第二，他清楚地认识到要坚守中国传统礼仪的难处。西洋使节要觐见又不愿遵守中国的礼节，总理衙门先是拒绝，后是“责以中国礼节”，尽管总理衙门“辩争不为不力，开导不为不明”，尽管他知道“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他同时也知道要实现这种努力很艰难，“确知势有难行”。这里两个关键词“争”、“责”很耐人寻味。中国在对西洋的态度上，想要保持一种优越感，又难以维系那种传统的优越地位，其苦衷尽在其中。
第三，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首先，他分析西洋之所以不愿从中国礼仪，一是由于其国势强大所致，二是由于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是“敌体平行之国”，而非“属国”，因此他认为“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三是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跪拜之礼，因此他们“势不能自变通行之例，独改于中国。中国亦无权力能变其各国之例，必以不见却之，则于情未洽，必以跪拜纠之，又似所见不广”。其次，他提出了一种比较开明的解决思路，宗旨就是请求皇上“宽其小节，示以大度”，“格外优容”。即所谓“彼但以敬其国君之礼，敬我皇上，或取其敬有余而恕其礼不足耳”。为此他引经据典，从孔孟及朱子等圣贤的论述中寻找依据，指出：“圣贤持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
第四，他认为如今所遇到的问题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全新的问题，如今的时代也是“数千年一大变局”，因此礼仪应该与时俱进。礼仪制订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天子。
将李鸿章上述关于觐见仪礼的态度与他同日本大使副岛种臣的交流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与副岛在思想上确有若“合符节”（史料⑦）之处。如史料⑦中李鸿章对副岛为觐见问题在中国滞留两个月表示歉意，说：“阁下处外务重任，百忙之中特奉善邻之大命，聘问我君，贵国皇上之隆谊自始洋溢于国书。乃我京堂不明此义，留阁下至两月之久，过在二三臣，不在皇上。幸勿责怪。”而李鸿章对副岛在觐见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通过孙士达的汇报是及时能够了解到的，对此他没有异议，甚至赞赏副岛“朝觐之际，以礼自持，并讽劝西邻，毋致轻蔑贻讥”。
从李鸿章与副岛交流的记录（史料①②⑦⑧）可以看出，他对副岛是充满敬意的，在一些问题上有相同的见解，因此在副岛离别之际，李鸿章表示有“殊恨相见之晚”的感叹。在琉球、台湾问题上，李鸿章虽然对日本的“强悍之气”有所忧虑，但总体而言并未在意，对其力量估计不足。因为想要拉拢日本，所以对日本的动静也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四出兵台湾：无理取闹的得逞
对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意义，竹越与三郎1891年在其《新日本史》上卷道出了这是日本“自丰臣秀吉文禄之役之后、二百九十年来最初的外征之军”。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上）（西田毅校注），岩波文库，2005年，第183页。“文禄之役”是指日本在文禄1年（1592）丰臣秀吉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为先锋派兵15万余进攻朝鲜之事。这次军事行动还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意义，如吕万和所说：“1874年的侵台战争规模不大，却为此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和军事冒险主义提供了原型。”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页。这次所谓的“征台之役”，作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首次真刀实枪的预演，无论在日本近代史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事件的研究状况，参见叶纲《百余年来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研究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这次预演，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如前所述，副岛种臣来华互换条约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套取当时清廷对台湾、朝鲜的态度，截取清廷官员非正式的言谈中对日方有利的言论作为其出兵的借口。而且副岛种臣在华换约期间一方面为日本进攻台湾套取口实，一方面也不断接到来自日本派遣赴台湾侦查人员的报告，还亲自命令当时在华“留学”人员赴台探查情报。参见安冈昭男《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1页。
对这种蓄谋，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1832—1893）在1874年7月27日与英国公使巴夏礼（Harry S.Parkes）的谈话中也不得不承认。寺岛在说明出兵的理由时强调：“我们（将台湾）视为其管辖之外，且副岛去年回国之际各自进行了谈判。”英国公使问：“其副岛氏之谈判中有此确证乎？于万国之公论而言，如确乎有此证迹则可，如无证据，则甚难举此大事。”寺岛不得不据实回答：“就此事没有任何谈判，也许可以看作预谋的事。”《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外务省调查部编纂，东京：日本国际协会，1939年，第164页。即便如此，日本方面在出兵的理由上，如大久保利通，还是力图拿《万国公法》等来狡辩，企图用通行于列强、象征文明的裁决手段来说明台湾不是中国的属地，不应该划归中国版图，以达到要挟清政府承认其出兵为“义举”并要求支付巨额赔款才答应“让地退兵”（这里暗示着日方认为其军队在台湾所占领之地即为日本之地，故有“让地”之说）《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1874年10月23日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日方代表与以文祥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的谈判记录），第297页。见《使清辨理始末》，载《明治文化全集》第六卷·外交篇，东京：日本评论社，1928年，第132页。5月11日清朝闽浙总督致函西乡从道台湾蕃地事务都督，以万国公法为依据说明台湾为中国疆土，6月3日清朝福建盐法道致函日本驻上海领事，谴责日本政府与西乡率兵侵台“与万国公法暨修好条约违背”。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78、102页。而且敢于狮子大张口，要求款额高达“三百万弗”。《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290页（10月21日大久保利通派遣日本外务书记官郑永宁到总理衙门如是说）。见《使清辨理始末》，载《明治文化全集》第6卷·外交篇，第129—130页。“弗”为美元。6月26日，西乡从道在与清朝钦差帮办大臣潘霨的交涉中提到，已经花销的费用为“百二十万弗”，据称“一百弗相当于清银七十两”。见《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39页。而他所谓的万国公法的证据，在西方外交官看来并不成立。10月25日，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就对大久保说：“虽然外国人多半都不与支那有多亲谊，但是没有谁不认为（台湾）蕃地不属于支那版图。版图外之论，是近日才开始听说。而且如果不是支那的属地的话，可以说支那就没有必要出钱了。”《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308页。见《使清辨理始末》，载《明治文化全集》第6卷·外交篇，第140页。
日本政府方面“征台”的决策，一般认为是大久保利通首先倡议、大隈重信具体策划，而由岩仓具视最后决定的。参见安冈昭男《明治前期中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8页。1894年7月15日，日本政府在给其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的训令中的第十条，就明确指出：要“以这次机会斩断琉球两属之渊源，打开朝鲜自新之门户，此乃朝廷之微意、当职之奥计”《大日本外交文书》第7卷，第157页。日本方面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向中国展开攻势，加上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调停，使得日本在这次行动中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