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吉田松阴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中，中国并非处于其中心的位置。他作为一个兵学者，一方面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同时也打破了儒学内部的派系之争，把仁义作为最基本的要求。他说：学兵者，不可不治经也。但经亦多端，性命之精微，鬼神之幽妙，下及训诂之繁冗；其书则诗书礼易春秋，有论孟，有宋明诸家之学，有本邦伊物之流，推类分部，无知畔岸，如之何？其学兵之余，而能遍探而精覈乎？虽然，人唯有五典五常《书·泰誓》：“狎侮五常。”孔颖达疏：“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古代也称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皆为儒家的道德规范。，亘古今而无变，虽夫精微幽妙与繁冗者，其言不能人人而无异同。而典常行于其间，而不相乖相悖。典常既得，则凶逆可以济仁义。学兵者之治经，于是乎足矣，何必朱王伊物云尔乎哉。唯泛滥无纪不堪其弊，故或朱、或王、或伊物，适从而可。《论学一则》（年月不明），《吉田松阴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36年，第354页。中国的经典、汉学固然重要，但是他更加强调学习日本国史的必要性。他说：“明于汉事，而茫乎国事，学人通病，故宜先读国史。国史自近古始，上古幽远，中古悠优，其史皆难读，非幼学所及也。”《野山狱文稿·与从弟玉木彦介书》，《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7—8页。《野山狱文稿》为1854、1855年松阴在野山狱所作汉文稿，收入上述《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第1—50页。他在《睡余事录》（1852年6月8日）中说：“身生皇国，而不知皇国之为皇国，何以立于天地，故先读《日本书纪》三十卷，继之以《续日本纪》四十卷，其间有古昔慑服四夷之术，可法于后世者，必抄出录之，名为《皇国雄略》。兰夷之航我邦，必发自瓜哇，乃瓜哇之事，不可不审。故读《海岛逸志》。古今论策，切于时务者多矣，独宋人陈同甫论华夷之辨、君臣之义及天下之大计、古今之得失，尤为痛快，故读陈龙川文。”见《吉田松阴全集》第7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283页。“瓜哇”原文如此。其《士规七则》中的前两条即：“凡生为人，宜知人之异于禽兽，盖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为人，忠孝为本。”第二条：“凡生皇国，宜知吾所以尊于宇内，盖皇朝万叶一统，邦国士夫，世袭禄位，人君养民，以续祖业；臣民忠君，以继父志，君臣一体，忠孝一致，唯吾国为然。”《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12页。在日本固有的神道与儒、佛及洋教之间，他有自己明确的主次定位。他说：“以神道比佛儒，曰三道鼎立云者，我未得其解也。儒佛，正所以辅神道也；神道，岂可以儒佛比哉。神道，君也。儒佛，相也、将也。相将而与君鼎立，是安免于诛乎哉。然俗儒或以夷变夏，妖僧或奉佛遗君，皆神道之仇。而虽神道，亦或流为巫祝流，是洋教之所乘而起也，可不深惧也哉。”同上书，第34页。在《讲孟余话》（《讲孟札记》）中他说：“将皇国之君臣论述为与汉土之君臣为同一，我万万所不服也。”“居皇国则仰皇国之体，然后亦应学汉土圣人之道，问天竺释氏之教。”《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第480页。可见其日本优越意识非常明显。在这一前提下，他“亦有修洋学之志”《送古助游学江户序》，《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35页。，认识到“天下之事，势之大者，理之精者，尚或可探索而言矣，而未必益于事实也。若求其益于事实者，技术之精是已，过此以往，非画饼则蛇足，无足言者矣。是吾邦学者之所短，而欧墨诸国之所长也。仆向有见于此，欲得欧墨书读之。”《与医员青木研藏书》，《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6页。吉田松阴的中国认识也有来自西洋人之书者。他在《讲孟余话》（即《讲孟札记》）中讲道：“曾见西洋人所记清国之事，说支那国内虽然人民繁衍极盛，但贫困之徒最多。其穷迫之甚，可怜得目不忍睹。至冬月酷寒之时，夜间贫民相聚城累，或彻夜烧火以防冻死。惟其病夫老妇时有冻死，土人将其尸体投入桥下堤侧，而官吏也不过问。又说支那多有杀害抛弃乞食者，而且病残者站在路上向过往之人乞钱。又说贫者徘徊于路旁，向他人乞食时，或装作腹痛不堪的景象，或作手足残废而不得不步行屈伸之状，其最狡猾的，有故意损毁其子女的眼睛，而由其母亲带着以哀愍之情而多乞钱。或者为了将其爱子卖于宫中而剪掉其男根而成为宦官，以此来谋其自身之荣。此恶风之起，是由于州内没有医院。而且因为州内没有抚幼院，而不能养育贫困子弟，有弃子于道路者。如北京府清国之都，据记载，一年之弃儿数不下九千人。虽然汉土圣人之典籍具存，而王政已扫地。遂至招西洋夷辈之非议。亦惟可悲！”见《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76—277页。在这种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下，他是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的呢？
第二，“有为支那人深悲者”。悲从何来？松阴在野山狱时，收到一封赤川淡水赤川淡水（1833—1864），即佐久间佐兵卫，长门藩士，曾就学于会泽正志斋，1849年为松阴兵学之弟子，因禁门之变失败后被捕而处死。松阴曾给高杉晋作说：“天下固多才矣，然唯一玄瑞不可失也，桂（小五郎，即木户孝允）、赤川（淡水）吾所重也。”（吉田松阴《送高杉畅夫叙》，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书翰》，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8页。）可见其在松阴心目中的位置。的来信以及关于清朝太平天国的记事。淡水在信中感叹：“嘉永以来，夷蛮跋扈，官司不知驭之。遂革烈祖之大禁，以枉从其意，此正所谓嘉庆之祸源也。苟非发愤奋力，内以自治，外以惩创之，清其源口通其流，则闽浙之患，我将观之不远也。岂可不寒心耶。”《赤川淡水致吉田松阴》（1855年1月27日以前），《吉田松阴全集》第5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310页。松阴在回信《与赤川淡水书》《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10—11页。中说道：“支那人常自尊为中华，贱外国为犬羊。而一变为蒙古，再变为满洲，所谓中华之人，盖不能平矣。然其俗以统一为大，丕炎以下，大义所不容，明教所不恕者，至于其统一寰区，则举以为天下不疑，况乃疑于蒙古与满洲乎？父之所以为贼者，子可以为君；子之所以为君者，孙可以为贼。忠孝之训，虽载诸空言，不能施于实事。凡如此者，彼皆习为常。”这里主要是批评中国的自大，批评中国的忠孝之道在易姓革命的历史中都是空言而不能实施。之所以如此，吉田松阴看到了中国的正统论与华夷之辨的矛盾，他认为洪秀全正是利用了这个矛盾，“如蒙古满洲，人心犹或知恶之，是洪钱（指洪秀全——引者）之所以煽其民也。”他接着指出：“夫洪钱，中华人也，率中华人攻满洲贼，其名可谓正矣。满洲，一统天子也，奉王命，讨乱贼，其名可谓正矣。然则二京十八省之民，孰从为正、孰从为逆，是吾之所以为支那人深悲也。”因为中国的正统之争与华夷之辨的不一致，使得人民无所适从，这正是造成眼下中国内忧外患的“深悲”的根源。与此相比，他认为日本则不然，并自豪地说：“独吾国皇统绵绵，与天壤无穷，下至邦国茅土之封，与山河无竭。故天下有难，亿兆臣民，皆当死之。邦国有难，封疆臣民，皆当死之。亿兆臣民，不可皆死，则皇统与天壤无穷；封疆臣民，不可皆死，则茅土与山河无竭。此义卓越万国，支那以下，莫能及也。仆虽在幽囚，犹在亿兆之数，封疆之内，区区之心，不能自已，唯望足下诸友，明此义于世，使无为支那人所笑耳。”以此来为其志同道合者鼓舞士气，希望日本不要重蹈清朝的覆辙。
第三，吉田松阴的老师佐久间象山曾称魏源为“海外同志”，但是对其《海国图志》亦有所批评。佐久间象山在《省諐录》（1854年）中说：“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又说：“海防之要，在炮与舰，而炮最居首。魏氏《海国图志》中，辑铳炮之说，皆类粗漏无稽，如儿童嬉戏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能得其要领者无之。以魏之才识，而是之不察，当今之世，身无炮学，贻此缪妄，反误后生，吾为魏深惜之。”见《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15页。《海国图志》在日本的影响可参见源了圆《幕末日本通过中国对“西洋”的学习——以接受〈海国图志〉为中心》（严绍、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3］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晓秋所著《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及《近代中国与日本——互动与影响》（昆仑出版社2005年）、钱国红《走近“西洋”好“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的相关章节。吉田松阴同样深受《海国图志》的影响而有所批评，从他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首先，对鸦片问题，他指出：“唐国大衰之由，皆假鸦片之役。”而且“唐国争乱之基，其一阿片是也。当时用阿片者百余万人，其费用计二千五百万两。用阿片使体弱、使富贫、才气减，精神疲敝，如同非人倒于道路，由于贫困而出现盗贼等不少恶事。如此多的阿片皆英夷东印度所生产，成为唐国之大害，而英夷大获其利。英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损害唐国，因此言此阿片之大害，日本要防备英夷。”并且说：“吾曾读魏源之《筹海篇》，阿片之交易，不仅仅是英夷，如墨夷亦不少。墨使之言，断然不可信。”《戊午幽室文稿·未定稿附和作》（1858年），《吉田松阴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143—144页。那么，外夷之侵略是不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呢？他在《读筹海篇》（1855年5月4日）中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说：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凿凿中款，使清尽用之，故足以制英寇而驭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至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乎？世之议守者，不过于筑坚墩、铸巨炮、调客兵；议战者，不能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于不得已，是皆默深之所深忧，而清乃为之，姑息以养夷谋，脧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且默深之言曰：匪徒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俾将才，其属皆精兵，而文法吏目为乱民、为汉奸，不收以为用。然则广西之乱，默深其已知之矣。噫！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悲哉。《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3—24页。就是说，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应该首先在国内问题上励精图治，通过“治内”而达到“制外”才行。如果“姑息以养夷谋，脧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因此，他的结论是“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
即便是在对待外夷上，吉田松阴也感叹当时中国“不知彼亦太甚矣”。他举例说：“清人魏源喜论外国事情，谓鲁（俄罗斯——引者）与墨拂（美、法），皆恶于暗（英国），宜收以为水陆之援，援古事指今事，凿凿有据。然以吾视之，是知一而未知二者耳。凡夷狄之情，见利而不见义，苟利与，敌仇为同盟；苟害与，同盟为敌仇。是其常也。”他认为魏源没有认清夷狄的本质，夷狄都是受利益驱使，英俄可以交恶，英法也可以合谋。由此他总结说：“汉土之习，于外国之事，茫然不问，反以臆断之，自古如此。如源者，汉土人之翘楚也，而未能免其习也欤。”在对夷狄没有清楚了解的情况下，不能依靠其作为外援。因此他主张“立国之体”要做到“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啮我也”《读甲寅囒顿评判记》（1855年7月），《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30页。归根结底还是强调自强的重要性。依靠外国的援助来维持国政，或者如前所述“姑息以养夷谋”，都是对国家的存亡非常危险的举措。这一点到“千岁丸”上海之行时日本人亲眼所见中国的状况，感受更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