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里制作的为文房四宝、首饰、摆设器物等制作的硬木小器，朱家溍从当时记载中发现，虽然是一个附件，也是要先做样呈览，准时再做，足见重视度。因为附件也是艺术创作，它能衬托器物显示出更美的形象。在看故宫藏品中的附件，无论铜、瓷、玉、竹、珐琅等所做的盖、座、架、盒等，多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这些家具的木材出处，在档案中也有记载，说明当时关于制造所需的木料除向户部领取以外，遇到有采购的机会也不放过，说明当时高级木材的来源并不太充裕。而这些家具的制作者除在各地选高手南匠以外，还数年一次从包衣三旗属下挑选数十名，分交各处当学徒。
4. 铜掐丝珐琅考
景泰蓝是人人熟悉的一种北京所特有的美术工艺品，这个工艺品还有个广义的名称，叫“珐琅”。朱家溍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关于陈设这类物品的记载，认为称为“铜掐丝珐琅”比较恰当。
从有款的铜掐丝珐琅来看，这种工艺在明代已经大量制造，清代宫廷中专门设“作”制作珐琅器物，初期在武英殿附设的制造部门中设有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和养心殿造办处珐琅作合并。从现存的实物来看，康熙时代的铜掐丝珐琅，无大发展，只一般的保持了明代的制作水平，有款识的器物也寥寥可数，这个时代的掐丝较之明代的掐丝密而匀，釉色不如明代，胎骨厚重坚实似明代管款器物。到了乾隆，这项工艺品才出现了空间的繁荣。
铜掐丝珐琅首先是制作范围的扩大，乾隆时除继承明代制作器物的范围以外，大至丈许的屏风、围屏，日用的桌椅床榻，楹联、插屏、挂屏、小至笔床、酒具、砚匣、卷轴头等室内陈设和用具无所不备。当时由于蒙古族、藏族等地区都信仰佛教，清代宫廷大量的制造佛教法器，像热河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和北京的各大喇嘛庙，都烧造有金碧辉煌的法器，无所不备。
这时候的铜掐丝珐琅在制作技术方面，釉料上的沙眼大大减少并出现了“粉红”和“黑”的釉色。但明代的呈半透明紫晶光泽的葡萄紫色，这时变成滞灰的葡萄紫，白色变成灰溜溜的颜色，这两点是乾隆时代釉料的一大缺点。明代的深绿色变成另一种很美观的翠玉色，但菜玉色的绿釉却不再出现了，其他色料亦缺乏玻璃感。这时候作品的制作，胎骨厚重不减于明代，铜质亦精纯。掐丝、磨光、镀金等技术超过明代，“圆润坚实，金光灿烂”八字可以当之无愧。
铜掐丝珐琅在此时的色调配合上，除了天蓝色、宝蓝色以外，又有绿地的，是一种新的设计。这时候的铜掐丝珐琅往往和其他种工艺结合来制造用品，例如在漆地挂屏或屏风面安装掐丝珐琅的山水花鸟，在铜或者金胎掐丝珐琅器上开光加画珐琅的画面，并且镶嵌珠宝。在紫檀、红木等贵重家具上加掐丝珐琅的装饰，在室内装修隔扇上，和其他金玉螺钿等一起作为镶嵌物，又如镶嵌在雕漆、雕牙、雕木上，为整个物品生色不少。嘉庆时代的铜掐丝珐琅器，只是乾隆时代一般制作水平的继续。到光绪年间，因为它已经成为出口商品，所以又以新的姿态繁荣起来。在此以后，商营的作坊纷纷开设，最著名的先后有“老天利”、“洋天利”“德兴成”“达古斋”等。这个时代的制品，釉料上气泡减少，打胎和磨光技术亦有所提高，但釉薄并缺乏宝光，镀金不足，胎骨轻飘，在艺术性上也不如以前。
5. 嫔妃考
朱家溍识别文物的慧眼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其实来自他的爱刨根问底的精神。“香妃戎装像”自从1914年在北京故宫西华门内的武英殿后浴德堂内举办了“香妃画像展览”后，香妃就轰动了国内外，成了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当时印刷条件较差，社会上一直流传的“香妃戎装像”只限于黑白照片。这画屏原是避暑山庄的，后来民国时故宫办古物陈列所，就将其调入故宫。画屏背后由于并无照例该有的记载签字，所以只知道是清朝某位后宫穿欧式铠甲的游戏性质的画像，画中人究竟是谁，无从得知。
至于这件画屏为何后来被称为“香妃像”呢？朱家溍就此询问当时负责古物陈列所展品展出工作的、原清朝内务府的曾广源，才知情况是这样的：当避暑山庄的文物运到北平后，民国政府内务部一位朱姓总长看到了该画屏，就顺口说，这大概是香妃像吧？就因为这位高官不负责任的顺口一说，又被当时不负责任的故宫工作人员用了下来。朱家溍说：“看来官大表准的危害确实是大啊！奇怪的是，直到现在，为什么许多书上还说这是‘香妃像’？我看这就是积非成是的力量了。”官大表准原是启功说的一句笑话，话说有位同志问启功当今国内谁的书法写得最好，启功回道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说的就是当时官员的级别高，对钟表的时间表示更有权威性。
独具慧眼和事事严谨的性格使朱家溍在鉴别古物时时有新发现。早在1949年春，他在天津海关检查德国侨民数十箱仿古铜器时，就扣留了其中一件珍品商代大铙，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朱家溍在故宫中工作六十多年，有人评价他绝不沾染万岁至尊的架子。1983年，朱家溍研究一套十二幅绢画美女，因背景钤有“圆明主人”玺和雍正“破尘居士”题款，推断是雍正妃子，遂命名《雍正十二妃》。三年以后，他在研究清代木器家具制作时，发现内务府档案木作惯例，凡“裱作”妃嫔画像都书以名号，记载为“某妃喜容”、“某嫔喜容”、“某常在喜容”……即使最简单的概括，也称之为“主位”。以这十二幅美女而论，如果是雍正皇妃或雍亲王侧福晋，无论健在还是逝去，到了雍正十年，档案上都该称其“主位”，不可能写成“美人绢画十二张”。因此，朱家溍坦然推翻自己的结论：这不是《雍正十二妃》，只是《美人绢画十二张》而已。
6. 避暑考
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观众看到豪奢的宫殿，也试想在当时没有现代科技的殿堂，皇帝是如何度过炎热的夏天。
朱家溍就这些生活小事情也有一番考证。他发现在乾隆御制夏日养心殿斋居诗中，有一句“深沉彤殿暑全祛”，这里就是对皇宫建筑居住感受的描写，皇宫实际和北京大住宅也差不多。例如前廊后厦的北房可称得起是冬暖夏凉。因为北京的天气夏季早晨和夜间都是比较凉的，居住深广高大的屋宇，在早上9点钟就把堂帘支窗放下来，这样，外面的热气进不来，可保持室内凉爽（堂帘是按廊檐每间面阔尺寸制作的大竹帘）。到下午6点钟太阳西下，把堂帘卷起，支窗支起，凉风进到屋内。皇宫中凡是寝宫也都是支摘窗、外檐挂堂帘。至今故宫博物院和颐和园还保存有竹制的堂帘。还有一样设备，也是皇宫和大住宅都有的，就是在室内陈设的“冰桶”。从前北京夏季民间用冰，有什刹海冰窖、安定门外冰窖、阜成门外冰窖。皇宫内用冰自明代即取之于皇城内“御用监”冰窖（在北海东墙外），清代还沿用这个冰窖。“冰桶”是木制、锡里、外有铜箍，约一尺五寸高，二尺见方，下有约一尺高的木座，上有两块带透空钱式孔的木盖。把天然冰摆在“冰桶”內。所以宫博物院至今还保存有这种“冰桶”。
朱家溍还从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得知当时的避暑工具。据载：“雍正二年（1724）五月二十五日，郎中保德奉旨：着做风扇一座。钦此。于五月二十九日做的楠木架铁信风扇一架，上安小羽扇六把。郎中保德呈进讫。奉旨：再做一份，架子矮着些，安大些的羽扇。再将葵黄纱风扇，做一份。钦此。于六月初六日做得紫檀木架、玛尼顶（玛尼是能转动的圆形佛教法器）大羽毛扇一份、葵黄纱扇一份。郎中保德呈进讫。奉旨：葵黄纱扇做得好，照样再做二份。将蓝色绫风扇亦做二份。钦此。于六月十七日、十九日做得。呈进讫。六月初九日，总管太监张起麟、奏事太监刘玉。奉旨：尔等做的风扇甚好。朕想人在屋内推扇，天气暑热，气味不好。不如将后檐墙拆开，绳子从床下透出墙外转动，做一架。照墙洞大小做木板一块，以备天冷堵塞。俟保德收拾东暖阁（指的是养心殿东暖阁）之日再拆墙砖。再做一架放在西暖阁门北边，绳子从隔断门内透出。钦此。于七月初五做得拉绳风扇二架，总管张起麟进呈讫。”这是手转的和拉绳的两种风扇。故宫藏品中尚有类似钟表的机件，用发条动力，铜镀金珐琅制作很精致的一座五幅扇，一座是童子手持羽扇，上弦后自行动转扇风，但风力都不大，只是夏天的点缀陈设品而已。
清代皇帝夏天很少在紫禁城内居住，康熙时开始即在西苑（中南北海）南苑和西郊畅春园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处消夏。雍正时则长期住圆明园。只是在雍正二年，他因孝服未满才在养心殿里度过夏天而没有去住圆明园。清代皇帝都不愿夏天住在紫禁城内，在乾隆四十三年御制夏日养心殿诗里说的很清楚：“视朝虽常例（皇帝夏天居圆明园，每日召见臣工，办理庶政，遇有祭祀或其他典礼则回紫禁城，事毕再到园。这句是指太和殿常朝），有如爱礼羊。（《论语》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典故），避热而弗行，是即怠之方。怠则吾岂敢，长年益自蕴。都城烟火多，紫禁围红墙。固皆足致炎，未若园居良。园居且为愧，暂热庸何伤？熏风来殿阁，亦白生微凉。近政抚兰亭，即景玩词芳。”乾隆皇帝认为紫禁城内的红墙也是致热的原因。当然西郊诸园比城内要凉爽得多。诸园内的屋宇，夏天也照例挂堂帘和陈设冰桶。但还有一些特殊的设备，例如，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水木明瑟”。这是一种用流水作动力的风扇，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的。
除了在炎热的夏天到行宫避暑外，宫里还制作了一些防暑药。一般每年端午节前，造办处“锭子药作”照例制造一批防暑的锭子药，主要有：紫金锭、蟾酥锭、离宫锭、盐水锭，还有避暑香珠、大黄扇器等等。夏季里在身上荷包或香袋里装少量这类锭子药以备不时之需。避暑香珠就用不着装入荷包，它是一串经过艺术加工的手串，挂在衣襟上。大黄扇器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扇坠，挂在扇柄下面的。这类东西不仅在宫中用，也是端午节的一项赏赐品，文武官员都以能得到此项赏赐为荣。
7. 寻旃檀佛像复制品
朱家溍通过档案阅读，发现内务府大臣曾用白檀香木打造旃檀佛一尊，阿难、迦叶各一尊，在贤良寺殿内供奉。那么这尊旃檀佛现在在哪里呢？
据元代程钜夫的《旃檀佛像记》载，这个佛像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到了中国。康熙四年的时候，这尊旃檀佛像移奉到弘仁寺。弘仁寺在北海的西邻，俗称旃檀寺；清代后期毁于火。高士奇所著《金鳌退食笔记》记载“旃檀佛像高五尺，鹄立上视，后瞻若仰，前瞻若俯，衣纹水波骨法见其表。左手舒而直、右手舒而垂，肘掌皆微弓、指微张而肤合，三十二相中鹅王掌也。勇猛慈悲、精进自在，以意求皆备。相传为旃檀香木，扣之声铿锵若金石，入水不濡，轻如髹漆，晨昏寒暑其色不一，大柢近于沉碧。万历中慈圣太后始傅以金。”
可见这尊造像的艺术感染力是强大的，然而这件世界性的艺术品已毁，如果想要瞻仰，只能看复制品了，即雍正十三年用白檀香木在弘仁寺原像前就地照样成造的一尊。据雍正十三年的谕旨，这一尊照样仿制的旃檀佛像是供奉在贤良寺。
贤良寺在东城冰盏胡同，即东安市场之东，校尉营内。规模宏伟、建筑坚固，一向保存很完整。朱家溍幼年曾到寺内去过多次，对佛像印象颇深。朱家溍从古籍中得知，贤良寺离东安门也不远，并且屋宇有二百余间，大小院落也有很多处。环境安静宽敞，历来为督抚大员们来京必住的地方。李鸿章在北京的东总布胡同有一座住宅，而他本人却常住贤良寺。光绪二十六年下半年李从两广总督任上奉旨来京理议和事，就长期住在贤良寺，议和的办事机构也设在贤良寺；办理机要的人员也住在寺中。每天和各国官员的交涉谈判，西安行在的电谕和李鸿章的电奏紧张地来往。贤良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点。最后《辛丑和约》就是在寺内完成的。贤良寺应该很好地保存，成为一座国耻纪念馆。不仅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干部更为重要。
不幸的是这座庙在1993年拆掉了。听说是为了盖一个合资的宾馆。朱家溍对寺中大殿雍正十三年仿制的旃檀佛像念念不忘，如果和拆房渣土一起拉出填坑，当然也就无话可说了。如果施工单位交给北京市文物单位，把佛像作为文物已经保管起来，那就太好了。朱家溍特别拟了这段文字发表，希望有关部门见到后将档案附在一处，使后人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佛像，而是优填王造像唯一的复制品。如今我们可以看到那段话，“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造活计清档》载：‘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都统莽古里，内大臣海望，奉旨：着用白檀香木、照弘仁寺旃檀佛法身一样，成造一尊。阿难、迦叶各一尊，即在弘仁殿内谨成造。其背光、宝座及佛龛、供器俱照旧样造办。俟得时即在贤良寺殿内供奉，钦此。本日交员外郎三音保成造讫’（档案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