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的顺利有时反而是不正常的。就倪徵对赵欣伯为人的了解，他不应该如此坦诚，何况他也是学法律出身，行事一向严谨，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同意留下白纸黑字呢。可以作为指控板垣和土肥原的材料，同样也是他自己的犯罪证据呀。赵欣伯早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写过一篇据说很有价值的法学论文。回国后，他在东北历任高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拟扶植一个中国人做“沈阳市长”，但一直未能如愿，暂由土肥原代替。不久，在土肥原另有任务后，赵欣伯成为继任。
在这之前，倪徵研究过赵欣伯的材料，赵欣伯给他的印象是聪敏机警，但反复无常。倪徵是学法律出身，善于理性分析，因而看人一向很准。果然，当倪徵再次去见赵欣伯时，赵欣伯已经变了，他当着倪徵的面，将写好的材料投入正在燃烧的火炉之中。熊熊大火吞没了板垣和土肥原以及汉奸们的罪恶，也消去了倪徵心中仅存的一点儿希望。
面对这样的情景，倪徵的心颤栗了一下，但他未露声色。他不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他是个冷静的人，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汉奸，他不能让这样的人看到他内心的活动。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扶了扶眼镜，转身就走了。
不过，他很好奇，他很想知道赵欣伯转变的真正原因。从外围一打听，原来如倪徵所料，赵欣伯本就对书写材料就能减轻他的罪责抱怀疑态度。在写材料期间，他又不知从哪儿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日本人又要东山再起，他们这些人又有可能纵横天下了。他当然不愿意去做于日本人有害的事情。
下雪了，北平的冬天严寒阴森。倪徵是南方人，习惯于空气里的潮湿，有些难以忍受北方的干冷。其实，比他的身体更冷的，是他的心。日子一天天在流逝，他甚至已经看到在东京的向哲浚因焦急而充满血丝的双眼。然而，在这里，在雪地里，他四处奔波，结果仍然是两手空空。
临离开北平前，在邓哲熙院长的介绍安排下，倪徵和鄂森去了一趟东城什锦花园的吴公馆。在那里，他与原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见了一面，谈了很多。这次交谈的内容，是他在北平获得的唯一一份证据。也是这份证据，成为他日后在东京法庭上反诘板垣的有力武器。
关于吴佩孚的死，说法不一：一是在经过日本医生拔牙后，因伤口感染引发败血病而不治身亡；二是日本医生在土肥原的授意下，在为吴治牙病时，用手术刀割断了吴的喉咙。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吴夫人对倪徵的描述，那天日本医生在楼下为吴“治牙”时，注射了一种毒剂，使吴立时晕倒。夫人闻讯下楼，吴已气绝身亡。
不论是哪种说法，总之，吴是死在日本人手里，这是确凿无疑的。日本人为何要对吴下毒手？当时任陆相的板垣和土肥原曾有一个“宏伟”计划：让吴佩孚与曾任辛亥革命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合作，成立较大规模的傀儡组织。这个阴谋被称为“吴唐合作”。为此，他们在上海设立“土肥原机关”，专为此事奔走。然而，唐绍仪还没有来得及成为真正的汉奸，就被国民党特务以“通匪”之名刺杀了。吴佩孚不仅是日本人计划的“吴唐合作”的主角，也是日军心目中中国华北地区“自治”的最佳人选，但他始终不肯合作，令日本人恼羞成怒，终下毒手。
按照计划，倪徵和鄂森结束在北平的取证后，再行北上沈阳、长春等东北地区。但此时，国共双方的和谈已经破裂，东北战事又起，关内外交通受阻。他们去不了了，不得不放弃。其实倪徵心里也清楚，即使能够在炮火之下进入东北，在混乱的战事中，他也很难找到他想要的证据。
北平取证受挫，尽管是在倪徵预料之中，仍然不免失望。没有更多的足以应对辩方律师如狼似虎般的质问的证据，又怎能让刽子手受刑？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在“吴唐合作”上做一做文章了。
3．苦寻证据
带着仅有的一点儿证据，倪徵忐忑不安地踏上了东京的土地。对未来，他的内心稍稍有些紧张，除了因为手中的证据单薄而不具致命的杀伤力之外，他对即将开始的法庭较量也心存不安。虽然他在美国、英国考察期间，观摩了英美法的审判方式，感受过控辩双方激烈的火药味十足的大有要致对方死地的尖锐斗争。但是，那毕竟只是观摩，只是感受，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实践过，更没有与已经娴熟掌握诉讼技巧的美国律师面对面、以英美法诉讼方式刀往枪来。
紧张的心理被随即而来的大量的出庭前的准备工作打压了下去。
1947年3月4日，倪徵与其他新任检察官在法庭上宣誓就职
倪徵是1947年2月抵达东京的，此时，法庭的第一阶段审理早已结束，被告集体就中国、苏联、日德意轴心国缔约、太平洋战争等问题进行综合辩护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倪徵的计划是要在第三阶段，即被告个人答辩时出庭反诘并“见缝插针”地提出新证据。在这之前，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他夜以继日地阅读卷帙浩繁的前段时间的审判记录，既为了解案情，也为在短时间内快速强化熟悉审判方式，更为深入到板垣、土肥原的内心，找出破绽。此时，中方的目的就是不能让这两个人从他们的手里逃过。
学习诉讼技巧、探究对手心理等等，对于倪徵来说，都不是难事。难的还是在证据的搜集和捕获上。他在大量阅读审判实录和其他有关资料时，就一直试图搜寻蛛丝马迹，希望从他人忽略的、遗漏的线索中找到突破口。然而，收获甚微。“就在东京找证据。”他这样想。但是，他们在国内都找不到证据，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困难阻碍就更不难想象了。
早在倪徵赴北平取证之前，他和向哲浚就已经商定，由向哲浚返回东京后，向季南检察长申请将板垣和土肥原从菲律宾检察官手中夺回来，转交中方主控。然而，季南当初之所以如此安排，正是因为中方没有证据。向哲浚迟迟没有向季南开口，也就是在等待着倪徵他们能在北平、东北等地找到证据。如今，证据不是完全没有，但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主控权要回来，又有多大意义呢？
此刻，倪徵沉重的心情几乎令他窒息。这样一种有苦难言、有冤难伸的处境，他真正是第一次深有感触。他和其他同事一样，不思饮食，无法入眠，他感到他回不了国了。因为如果失败，他还有何颜面回去。他甚至都已经感觉他将淹没于民众唾沫星聚集而成的汪洋之中，置身于民众指责唾弃辱骂声之下了。
振作精神。倪徵本就不是个急躁畏缩之人，他冷静、理性、计划周详。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之下，他自觉更应当始终保持平静。证据是要找的，夺回控诉权也是必需的。自己不能被自己吓倒。倪徵决定两条路一齐走：在继续找寻证据的同时，去争取控诉权。这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因为如果证据有了，没有控诉权，是白搭；反过来，如果有了控诉权，没有证据，也毫无用处。
向哲浚正式向季南检察长提出：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较前充实，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是中国皇姑屯事件、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元凶，直接介入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因此对这两人的控诉工作，应由中国检察人员负责。季南有些为难。他理解中方检察人员的心情，但对于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他又不能出尔反尔。因此，他只能说他要去征询罗贝茨的意见。
罗贝茨当然不答应。他说土肥原、板垣两人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曾先后在东南亚地区任日本侵略军指挥官，犯有残害当地军民的严重罪行，理应受到东南亚地区检察官的控诉，何况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季南建议向哲浚自己去找罗贝茨商量。
倪徵和向哲浚立即去找罗贝茨。在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方面，他们和罗贝茨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可以坐下来商量的基础。而见罗贝茨，倪徵也是有备而去的。
倪徵和向哲浚对罗贝茨分析说，即将开始的辩护阶段有两个内容，一是主要以战区为标准的综合性辩论；二是各被告的个人责任。他们建议，由罗贝茨负责关于东南亚地区对该两被告的反诘，而由他们负责对该两被告为其个人辩护时的反诘。这个建议并未影响罗贝茨的控诉权，他仍然可以按照他已经准备好的计划，对两被告在东南亚地区的侵略行为进行控诉。罗贝茨欣然答应了。
倪徵们放弃对区域性辩护的反诘机会，实出于无可奈何。客观上他们既无法将控诉权全盘夺回，因为罗贝茨不会拱手相让控诉权；主观上将心比心，也该站在罗贝茨的立场想一想。除此之外，倪徵还有一个考虑，被告个人辩护是在区域性辩护之后，这就为他们努力找寻新证据留下了更多的时间。
证据的提出，在控方起诉的第一阶段和被告个人辩护的第三阶段是不同的。在第一阶段，所有的证据都可以一一提出，不受限制；在第三阶段，证据只能是确切的、有力的、有针对性的，而不能是广泛的、空洞的、漫无边际的。也就是说，并非任何证据都可以在此时提出，必须在被告自我辩护而对其反诘时，相应地提出。这也是倪徵一心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原因。因为中方已经错过了第一个阶段的机会。
就针对板垣、土肥原而言，倪徵手中的证据除了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还稍稍有力外，其余的证据针对性均不足。
检察组成员除了一次次开会、讨论，还变换各种方式寻找打开缺口的方法。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刘子健突然灵光闪现，提议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证。尽管他们也知道，日军临败前烧毁了大量文件，但挂一漏万，总还该有些剩余吧？
听了这一建议，连一向沉稳而不露声色的倪徵都忍不住兴奋得要跳起来。除了汉奸，又有谁能掌握日军最核心的机密，不就是日军自己？
此时的陆军省档案库已经被盟军驻日总部封存，外人一律不得进入。倪徵知道，若想进入档案库，并且不受限制地查阅能够查阅的所有档案，只能通过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
倪徵到达东京那天，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代表朱世明将军亲往厚木机场迎接。当他的双手被朱世明紧紧握住时，他能感受到温热的掌心里所包含的凝聚深情的无限希望和背水一战的壮烈重托。如今，他又想到了朱将军，只有他能够亲见麦克阿瑟，向他提出要求。
朱世明在听完倪徵的情况介绍后，立即面见麦克阿瑟。虽然费了些口舌，但结果还是好的。麦克阿瑟同意了中国检察组的请求，下令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
倪徵（右）等人日夜在浩繁的资料中寻找证据
但是，当倪徵和同事们面对卷宗资料时，又不禁愣住了。要想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找到板垣和土肥原的犯罪证据，无异于大海捞针。更要命的是，检察组成员中，又只有顾问吴学义和秘书刘子健通晓日文，要阅尽所有文件，不知猴年马月！大家虽然心焦，但时间紧急，容不得细思良策，所有人都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了文件堆中。好在日文中有不少汉字，不懂日文的人，就通过文件类别或标题上的汉字估猜内容，先进行粗检。
“为了找到有用的材料，那几个月我们干得真苦，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日夜奋战。”英文翻译周锡卿在很多年后这样说。他还回忆道：“我当时在饭店与一个美国人同住在一个房间，他看见我整天伏在桌子上抄抄写写，就对我说：‘周，你整天伏在桌子上抄抄写写，忙什么呀？怎么不出去玩玩？’我笑着说：‘我不能告诉你，我在工作。’”
不仅周锡卿不能将他的工作告诉那个美国人，倪徵和同事们在一起研究案情、分析证据、筛选资料、模拟审判时，为防止泄密和窃听，甚至不敢直接称呼土肥原和板垣之大名，而以“土老二”“板老四”之称代替。有的时候，他们也称板垣为“板完”，意思是“板定完结”。
这段时期，倪徵劳累不堪，却也精神振奋。长时间在一行行细密的日文字中搜寻，他原本近视的眼睛负荷过重，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要去掉眼镜，闭闭眼睛，揉揉太阳穴。虽然眼睛近视，但此时他却感觉它们像是一副精良的探照灯、精密的探测器。他高度紧张，又耐心细致，不放过每一个疑点。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他要找到证据，按下侵略者肮脏的头颅，要让苦难的同胞们舒心一笑。
事后粗略统计，经倪徵他们过目的日本内阁、陆军省、外务省的现存材料，其中包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五相会议文件、关东军报告和动员令、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件、汪伪档案等等，甚至还有大量的旧报纸。他们没日没夜地摘抄、翻译、整理，只吃简单的三明治，喝白开水。
在很多档案里，倪徵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板垣和土肥原被大肆吹捧。越是这样，倪徵越是觉得高兴。他说：“他们越吹，对我们越有利——他们越吹就证明他们的罪名越大。”比如，陆军省里的一份驻华日军的报告，提到许多被替换回国的日本兵在回到家乡后，吹嘘他们如何杀害中国百姓，如何强奸，如何抢劫。写这份报告的军官无非是想借此表明他们在中国如何神勇，如何被中国人所恐惧。然而就是这样的报告，却正好成为倪徵绝好的证据。战犯们在法庭审理开始时，个个声称“不认罪”。如今在这些他们自己的文件、报告面前，他们还将怎样狡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