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少年出行的第一站很顺利，因为曲靖距昆明只有120公里。而接下来要到的第二站贵阳，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火车。只有一条坑洼不平，弯弯曲曲的贵阳公路。整条公路道路险峻，几乎看不到汽车。想不出什么办法的“带头大哥”余绳荪只得带着小兄弟们开始找“黄鱼”。“黄鱼”就是当地运货的大卡车，只有坐上他们的车才能去贵阳。
好在几个孩子手里还攥着他们用从家里偷来的黄金换来的钱，一辆运盐卡车的司机终于答应了他们。于是几个中学生又开始上路了。
载着5个少年的运盐卡车终于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开起来了，孩子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大家高兴地说着笑着，全然不知此刻他们离开了1天多的昆明早已被惊动。焦急万分的家人已经开始了对他们的寻找，他们的出走已经传遍了西南联大附中，学校也已经联系了警方……
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心目中无比快乐又神秘而崇高的延安之行，虽不过刚刚走到“第二站”，却永远不会走到“第三站”了。
运盐卡车依然在颠簸中前行，孩子们依然兴致勃勃。中途停车休息了，他们就翻身下车，高高兴兴地找饭馆吃饭。吃完饭的少年们愈加精神振奋，在坑洼颠簸的行进和说说笑笑中，运盐卡车载着5个踌躇满志的中学生终于在天黑时安全到达了贵阳。
“带头大哥”余绳荪带着大家走进一家小旅馆，按规矩登记、交钱办完了住宿手续，接着他们就去饭馆吃饭了。底下发生的事，就是几个中学生万万没有想到的了。
肚子填饱了，也有精神了，回旅馆的路上，大家又开始有说有笑了。想不到刚刚推开旅馆大门，就看见几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齐刷刷地站在眼前，少年们立刻惊呆了。
其中一个张口就问：“你们是不是昆明来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点头，威风凛凛的黑衣彪形大汉就接着说：“余绳荪，汤一介，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就是你们几个，没错吧！”这一下几个孩子只能点头承认，因为刚才他们都登上了自己真实的名字，谁让他们是“初出茅庐”呢。
接下来的事就更由不得几个少年了，一个黑衣彪形大汉冷冷地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孩子们好像还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几乎同时问彪形大汉：“让我们去哪儿？”彪形大汉只回答说：“到地方就知道了。”
到了这一步，孩子们似乎才明白，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余绳荪一言不发地向旅馆的房间走去，4个小兄弟只得跟在了他的后面。
从旅馆拿着东西到走出旅馆，谁也没说话，一直到彪形大汉们把他们带进了一座大院的门前，孩子们才看见了“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大牌子。黑衣大汉们把5个少年关进一间小房子里，在门上加了一把大锁后就走了。
直到这时，几个少年似乎才感到了贵州警备司令部的阴森恐怖。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以至于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这一刻，他们已开始明白，情况真的很不妙。因为进了这个地方，就表明他们已经被逮捕了，而且糟糕的是谁都不知道这个专门“抓人”的地方会怎样处置他们。
黑夜的沉寂中，余绳荪嘱咐他的小兄弟们，不管他们问什么，都绝对不能说实话。于是大家商量好，就说想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这样想好了对策，孩子们似乎心里踏实了好多。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不说去延安，不和共产党沾上瓜葛，不提《西行漫记》，贵州警备司令部就治不了他们什么罪。
提起《西行漫记》，大家才忽然想起，那本让他们“神魂颠倒”的《西行漫记》还在他们的行囊中。现在看来，这本书是绝对不能让贵州警备司令部看见的。于是刚刚放下心的几个中学生又开始发慌了，谁都知道，《西行漫记》是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明令禁止的红色“禁书”，不说别的，单这一本《西行漫记》就足够贵州警备司令部治他们罪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看见《西行漫记》。这时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发现，那间关着他们的小屋地板有好多缝隙，于是他们立刻拿出《西行漫记》，一点没犹豫就开始动手一页一页往下撕，又一片接着一片地塞进了地板缝里。
《西行漫记》终于在少年们的眼前消失了，与此同时，昔日昆明小楼中阅读《西行漫记》的狂热，连同他们那个满是神奇和幻想的“西去延安”之梦，也和几个少年彻底告别了。
第二天一早，果然开始对5个中学生轮流审讯。好在孩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任是警备司令部的那个参谋长怎样审问，到底还是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无计可施的参谋长又不敢放他们出去，只得把他们继续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的那间小屋里。无奈几个逃离家庭一心向往自由的5个少年只得在贵阳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与世隔绝度日了。
一个星期后，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几个中学生立刻认出，是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他对孩子们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让失去自由多日的少年们似乎看到了希望。毕竟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里可不是什么好玩的。
第二天，教务主任魏泽馨果然把他们接出了贵州警备司令部，孩子们终于走出了那间让他们“魂断梦碎”的小黑屋。在接受了当时的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的一通“训话”后，5个少年在那个教务主任和一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踏上了返回昆明的路程。
出发时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回来时却是面色憔悴、疲惫不堪，5个少年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向谦恭儒雅的汤教授见到他的儿子后并没有责备什么，只是拿出了5个出走学生家长的联名信，家长们在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5个少年的“西去延安幻想曲”终于成了彻底的“幻想”。几十年后汤一介回忆起来，曾称那一段经历为天真的幻想。因为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要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奔赴延安，倘若没有当时地下党的安排，那是绝无可能的。
对于汤一介来说没有去成延安也许是一种幸运，或者就是命运，从不相信“命运”的汤一介有时候觉得冥冥之中似乎真的有一双手在支配着每一个人。
想来，也许这真的就是上天的安排，如果当年汤一介去了延安，那么就不会有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大学生汤一介，也不会有“一介书生”与北大才女乐黛云甘苦相依的执著爱情，更不会有一个中国出色的哲学家。
7、在重庆南开中学
5个少年没有去成延安，更觉无颜回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余绳荪和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转到了云大附中。汤一介则决定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因为他的表姐在那里教书，而且当年南开中学是全国最好的学校。但是当时从昆明去重庆最安全的只能是乘飞机，而买飞机票却是很不容易的事。
为了儿子的学习，汤用彤教授带着儿子顶着炎炎烈日奔波数日却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一向廉洁克己，从不求助别人的汤用彤教授只得亲自找到曾经做过军统头子戴笠老师的毛子水教授帮忙。
在毛子水教授的帮助下，去重庆的机票终于买到了手。手中攥着机票的汤一介不由心头一阵阵发热。他知道为了这张机票，父亲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已经50岁的父亲因为投入大量心血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身体大不如前。他决心到重庆南开中学后，一定努力学习。少年汤一介终于长大，开始懂事了。
几天后，16岁的汤一介终于登上飞机，前往重庆南开中学。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汤一介没有想到，南开中学送给他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住宿生的艰苦生活。由于战争，处于大后方的重庆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相比之下南开中学的集体伙食就更差了。每顿饭差不多都是刚刚吃完第一碗饭，桌上就没有菜了。这对于从小到大一直衣食无忧、没有独自在外生活过的汤一介来说，不得不说是艰苦和磨难了。
对于这样“艰难”的伙食，住在重庆的学生大都会从家中带上一些私房小菜，条件差一些的也会带上咸盐和猪油，用来拌上没有菜的大米饭吃。而这些汤一介全都没有，因此从来都是由母亲照顾长大的汤一介更加感到倍受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