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见过陈绍陟一面，透过他瘦小灵活的体躯，看见一副嶙峋的骨骼，当时我想这个生长在西南深山的青年，一定擅长攀登。
不久之前，突然从心灵深处升起一个闪烁不定，引人遐思的问题：近四五年来，我先后赢过陈绍陟的几十首诗，读得相当的认真，然而在心理上和审美情趣上非但觉不出一点通常会出现的陌生感，相反从一开始就感到异乎寻常的亲近和抑止不住的喜悦。这两天我特意把他寄我的近百首诗又读了一回，不由地进行了一番整体性的思考，由于我本人思维的局限，思考时还是盛性多于理性，但毕意加深了我对他的诗的理解，且从中悟出了过去极少探究的道理，可以说有了一点收获。能较深地理解一位诗人并不容易，一旦有所了解是根欣慰的，
就年龄来说，我和陈绍陟是两代人，我们从小到大生成的自然环境一南一北相距有几千里之遥，人生经历更加不同，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是为什么我们之间（仅就诗来讲）竟然没有什么隔膜？前两点不难理解，如把第三点说得透彻就须费一番论证的工夫。这第三点（问题），直到此刻仍在我心里冲荡不已，不大可能完全把捉，有些被他的诗激起的意绪仍模糊不定，因此只能尽力写下我的初步的看法。
陈绍陟一出现在诗坛上，就执拗而痴情地写他的从远古就隐没在万山丛中的黔西北家乡。我感到在那里有死死地牵系着他的浸透血与泪的一个“情结”，这个与生俱来的情结（不要只联想脐带）如不解开（千万不能割断），就很难以走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我写《鄂尔多斯草原》的那两年有过这种痴迷的感情经历。陈绍陟与家乡的有血肉联系的那种心理气质汩汩地渗透在他的每一首诗的意象甚至每个字句里。他有永远淡漠不了的埋没在记忆里的历史的民族的体验；是他自己的，是他的祖先的，是大山大河的，是山鹰和丛林的。他忘不掉，它们雾一般迷漫在深各和山村中，迷漫在还没有形成形态和音律的口头的原始创作中。这让我想起卡夫夫一句话：“有一个寓言，捏着生命的痛处。”对陈绍陟来说，它不只是带有幻觉色彩的寓言，简直是一个紧紧扼着他的心灵和诗的命运，这命运使他痛得想呼吼。这命运沉沉地笼罩着他的家乡和他的诗的情境。所以能使我一开始对陈绍陟的诗感到亲近，甚至惊愕，细想一下，多半就是他诗里充溢着的这种古老而奇特的未经垦拓的梦幻氛围。这个诗的境界，这个梦，像大自然一般庞大而且活生生的。我的童年少时期在家乡也用心灵吮读过一页活的有关沙漠草原的故事。我以为历代有些文人凭藉锐敏的考辩工夫，撰写的神话故事往往不能真正体验到这个难以征服的命运的魔力。这生命的“体验”（姑且用这个词）不是从外部楔入内部、从当今楔入古代的思维方法能以发掘出来的有形的根，它是仍在土生土长着的与大自然同命运的神话传说和谣曲，是一代代祖先未泯的苦痛和希望，是滚烫地在诗人和一代代祖先血管里循环不已的传统精神。陈绍陟的诗有的成熟，有的并不完整。境界也有重复的地方，但他的诗是一个丈山的儿子心灵的衄吐，决没有游客的华丽的欣赏和赞叹。没有眩目的猎奇的构制。他的诗朴质而苍劲，凝聚着和回荡着强大的自然界的悲剧气氛，所有的意象都不可能凭藉知识与艺术的描写手段获得，它是只能用一种血亲的语言唤醒一个一般人难以体验的永不沉没的梦和命运。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可能就是通常我们说的乡土性与民族性以及诗人的审美个性。他的乡土性民族性是一种自身的觉醒和义务，是无法通过学习和借鉴获得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大凉山彝族青年诗人青狄马加的诗具有我上面说的气质，吉狄马加的诗或许更具有逼人的民族特异的生命感染力。这位大山的儿子，以觉醒的智慧和创造，用祖先不熟悉的现代文化审美意识深刻地表现出一个民族的现实以及历史的遭遇和变化，揭示出一个古老民族深厚的精神内藉。我国新诗七十年的历程中，像陈绍陟、吉狄马加的这种用血泪养育的民族情感写的诗是极少有的。小说创作领域中，我以为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和蹇先艾的几篇写贵州山乡散记性作品与上述的艺术气质相近。这简单的比较当然不见得确切，但我读陈绍陟的诗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沈从文笔下湘西的那些慑人心灵的人生和风俗的面卷。我的这种感觉和对比也许有人会说是不伦不类的，至步不能相提并论，但我总觉出了他们的作品中流溢着相似的艺术气氛，这气氛在一个民族深深的心灵和茫茫的深山中才能以闻到。
苦难、穷困、寂寞、哀伤，挣扎、幻想、渴望……在陈绍陟的诗里比比皆是，但是在他的诗里，怜悯和同情、欣赏和享受都是生命外的东西，所有诗的意象与语言全不是抽像的，仅凭印像写不出来。一切都是自身的现实存在，像实实在在的大山，实实在在的焦黑的土地和与土地一个颜色的老人的面孔和皱纹，实实在在的一代代山民匍匐的一生和下垂的头颅似的坟墓，实实在在的一条条艰险的山路和山路尽头的灰暗的村庄。读他的诗无疑是一种深重的痛苦，并带来揪心的思索。有穿越阴暗的洞穴的感觉。当然同时也感受到了诗的悲壮的氛围。
《三千万座山》的情境是悲壮的雕刻，你可以说刻的不深，没有华丽的细线描写，可是接近大山，只能用沉重的深色语言和峡谷野风般的节奏，作者鼠能用全生命去写，读者也只有用生命去读，与作者一同去跋涉去攀登，否则难以进入诗的情境。
夕阳在三千万座山上
撞得头破血流
无空展开，大地展开，世界洞开而辽阔
在第一缕烟火上升的地方
祖先们出生了
就延续了那个悲壮的故事
这一节诗轰轰然地打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的第一页，这首诗可以说是陈绍陟诗集的序曲，它显示一个超越了祖先古老传统的基调。
组诗《还乡》将我们带到一个心灵敞露的世界。几十年来很步有人用如此挚爱而真切的笔触抚爱这些山村：
我走过田坎
风吹过田坎
这两行朴实的诗使我激动不已，“风吹过田坎”有什么好写的？但是有许多年（甚至几千年），我们的确失去了“风吹过田坎”时的轻松和喜悦，那漫长的年代里，仿佛大自然的风从来没有走进过山村，一切都是停滞和窒闷的，诗人与风一块走进山村，具有新鲜的审美的时代气息。
《我爱过的姑娘出嫁了》，三年之前发表时我就很欣赏，并向许多朋友推荐过。它是一首动人的刺梨花一般芬芳的恋歌，几十年来我们也许读过不步类似的诗或散文，但是陈绍陟的这个小小的浓馥的故事是八十年代的诗。三十年代不可能有这个情调，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更不会有，它的情境和语言节奏自自然然地显示出现代的诗的特色。当我读到“夜晚到来了。月亮又开始给星星讲故事／二伯家屋后的草垛堆得更高更大／我躺在那里，感到一种永不消逝的芬芳”，感到了纯朴的诗美，语言只有浸透了纯朴的情感才可显示出真正的纯朴。这个小小的故事的情节像微风和晨雾。那么透明，又那么流动，似乎有说不尽的情节，引起读者许多醇美的遐想，当今二十多岁的青年诗人的情诗绝大多数另写一番天地，写陈绍陟这种情诗的青年诗人没有几个，但我以为《我爱过的姑娘出嫁了》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有现代意识现代审美情趣的新诗。它敞露出苏醒的山村正在深刻演变中的习俗和情态。
我小时候参加过祈雨的行列，感受到土地与农民的焦渴与悲伤，那情景半个世纪后还使我颤栗不已。小诗《旱季》中的情景是我熟悉的，因而感受格外的深切，这首诗几乎没有诗人们常用的那种打磨光亮的词藻。仿佛都是第一次出现的语言，带着分娩的血迹和原始的粗犷，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绝望的呼吼的腔调形成诗的节奏（它几乎不成其为节奏）。
泥土烧得死山
风中有火飞藏
树木中暑，石头中暑，牛羊群中暑
梦中你们看见山洪冒着青烟
房桂丝丝作响
这首诗整个儿的是干热的，冒着焦苦的青烟，祈求着山泉和青色。
近几年来，常常读到用现代意识与相应的艺术手法写民族的古老神话传说的诗篇，有的写得精巧、古奥、神秘，可以说有一定的特色，得到不少读者的赞扬。但是，我总觉得有些“隔”。它们多半是读起来陌生而奇谲的破译和解释，很难显示历史自身的真实的面容，陈绍陟的诗写到他家乡远古的习俗，如《祭鼓节》，等，这些诗全不是从知识的深海中钩沉来的，他的诗是家乡祖祖辈辈命运和历史的积累与延续，是他们自己的节日和悲剧命运的宣泄。我们几乎是直接地感触到了民族的生命在苦难中不断延续跳动的脉息，感到绝望和渴求之间深沉的苦痛和呼喊，
所有的山峰椰是祖坟
所有的大树都是祖先
天空下雨了
葫芦漏酒了
一支古歌唱得天地发黑
涉水之声狂涛四起
呼号之手弯为古桥
石头的火种溅满苍天
收割的镰刀悬为古月
所有的名字都是山峰的名字
所有曲名字都是大树的名字
这首诗咚咚地响着深沉的木鼓声，它古老得布满了裂纹，声音悲哑。诗句像从岩石上冒着火星听出来的，在深谷中回旋不已，它的情境和粗犷的细节充满野性的血气与肌肉的张力，没有必要从中概括什么清晰的题旨，它是十三年才出现的一次庄严的爆发性场面，是不甘泯灭的灵魂的袒露和祈求。这位青年诗人显然意识到这样雄浑古朴的诗决不能用轻软的文字与典雅的格律去束缚它，它只能以粗大的硬笔去狂放地挥写，令人欣喜的是，这激越而震慑山林的鼓声同样有着和谐的节奏。说到底诗是激发人的情绪的火焰或鼓声，和谐与美感来自诗的生命、情境、意象以及节奏，它们是同时诞生的。陈绍陟的诗追求那种艺术性格与历史、大自然达到深沉的血肉契合的情境。古老的深山和它的子民中绝没有隐士，更没有隐士的逃逸人生的诗。隐士和隐逸诗大多是从山外来的，他们只能沾染一些山野的气味而已。
前面已经提到陈绍陟的诗有许多还显得生涩，不成熟，他还没有在诗的审美领域中完全获得自己，但已显示了较深厚的潜力，显示了独特的个性，他正不断地开掘广阔的境界。从《走出山谷》、《祭鼓节》、《济济火》等诗可以看出他跋涉与探求的踪迹，他为版画家董克俊的作品写的几首诗都比较精美和浓馥，我欣赏董克俊的版画，他与陈绍陟的艺术个性与追求根相近，流动着同一个山系的氛围，我从中得到不少启示。
陈绍陟近一年来写的诗更有凝聚力，因而更有深度与广度。他初期的诗常常顺着感觉铺教，而且为了强化艺术的效力，相近的意绪过多重复。使用了不必要的叠句，减弱了诗的的感染力量。年轻的作者还缺乏净化与提炼生活积累与感觉的创作功力。就我个人的创作体验来说，不论来自生活的感受或联想，一旦进入创作，就不再是一般性的，它们只属于“这一首”诗，只从属这首诗的独特的意象和相应的情境。它的语言和节奏都应当与作者任何一首诗不同，不论过去写的。还是今后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第一旨，也是最后一首。
陈绍陟的“情结”已逐渐橙解。黔西北的家多并不是他的诗的归宿，确切地说是起点。他家乡的崎岖的山径必将伸延到山外，广阔的风会穿越深幽的峡谷。年轻的擅长攀登的诗人会翻越重重大山，走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