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心灵里有忧伤，埋的很深很深，我不知道她究竟因为什么，只感觉到她心上一定有很沉很沉的东西压着。那沉重，从她走路的沉缓姿态，凝滞的眼神，甚至喘吁吁的呼吸，都能觉察出来。祖母从清早忙到深夜。很少说话，听不到她的笑声，也听不到她一声叹息。她眼左邻右舍奶奶辈的人都不一样。人家的生活仿佛有四个季节，她只有冬天一个季节，她的心上结着一层冰。
祖母偶尔也能笑出一点声音，大都是我逗引出来的。每天早晨，炕上并排睡着的四十孩子，由我带头，学狗叫，学公鸡打鸣，学“九岁红”唱的《走雪山》，在炕上扭扭捏捏地学“水上飘”演《樊梨花》飞快的台步。只有这时，祖母才快活一阵子，笑得眼泪花流泪和叹气都使她的心舒畅点。我学得最像的是小栽根儿卖黄酒的吆喝声，有时我在小巷里学小栽根儿，人家以为是真的小栽根儿挑着黄酒担子来了。年纪怕已到五十的小栽根儿，声音却很清脆宏亮，用童音学他，一学就像。我们那里有句谚语：“人小声宏，一辈子受穷”，小，不是指年龄。说的是个头，这谚语就是编的小栽根儿。祖母说小栽根儿家境栖惶，娶不起媳妇，栽不了根（生儿育女），他只为别人准备喜酒。
等到我从崔家庄小学转到实验小学上三年级时，天天得进城，才晓得城里商贩的叫卖声真多，方方的城似乎是个鸡笼子。最好听的是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说叫唱也可。这卖热包子，压面的人，个子高得出奇，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很远很远就看到他晃晃悠悠地在走，就像谷子地里冒出一棵出穗的高粱。他头上垫着一块湿白布，顶着个木盘，木盘里一半包子，一半压面，他并不用手护着术盘，木盘仿佛焊在头顶上。
没有多久，我就学会了选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但我觉得学不像，他的声音宽阔，像站在城门洞里呼喊一般，让人想到晋剧北路梆子须生的唱腔，不是小栽根儿那种男扮女装唱秧歌的没盐的味道。
有一天，我在家里可着嗓门儿得意地学城里那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叫卖声。我一边学，一边问祖母：“学的像不像？”祖母一声不响，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我不愿听”。
母亲听到我学的声音，对我说：“千万不要学这个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莫名其妙，问，“为什么不能学？”母亲瞪我一眼，说，“你不要问。”自此以后，我就不学了。我母亲的脾所气很暴，我要再学，她说不定会打我一巴掌。我从母亲的眼神中看出了这个信息，不会错的。但是我心里憋得慌，总想学。我只有在上学的路上学着吆喝，过城门洞时。总要多喊叫几声，嗡嗡的回声好听。奇怪的是，这位卖热包子压面的只在城里转悠，有时也到上西关，可从来不到我们下西关来叫卖。
我上学下学，天天听到卖热包子压面的吆喝声。我跟这个叫卖的人常常面对面地碰到。他当然不会认识我。但敏感的我觉得祖母对他叫卖声的冷淡和母亲对我的警告，这中间似乎有着什么我不晓得的内情。我走过他的身旁，个子只能到他的腰部，传说他顶着沉重的木盘转悠累了，不是把木盘放在地上，而是搁在就近的平房顶上，可见他的个子之高了。有人问他：“为什搁到房上？”他说：“放在地上，狗会扑过来吃内包子。”他说的是实话。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总归是一年半载之后，在西城根一条人步的小巷里，我碰到了他。他忽然走过来摸摸我的头，问：
“你这小后生姓甚？”我说：“姓史。”他笑笑，从头顶上抓了个包子给我，我从他亲切的声音和温和的态度感到不能不要，我目小善解人意，家里人都这么说。因联系到祖母和母亲上面说的那一番话，我心里琢磨。这个给我包子的人，十九和我祖母有些洁亲带故的什么关系。后来每次见到他，他总是对我很亲近，但我远远地望见他，拔腿便跑，生怕他再给我包子。他冲我喊：“包子不咬人，你怕什么呢？”后来我还是吃过几次他给的包子，主要是我的嘴馋。冬天，他头顶上的包子，冒出袅袅的白色的热气，远远地就闻到了香味。我相信，包子为什么要顶在头上，是因为人的头顶有三尺火。如若端在手里，包子早冷了。
那位卖包子的送我包子的事终于传到我祖母的耳朵里，不是谁故意传的。街道上的人都亲眼目睹，很难说是谁说的。一天夜里，我半夜醒了，一向失眠的祖母对我说；“以后别人给你吃的，都不能要。”她说的很含糊，但我知道她指的是谁。我憋不住，对她解释，不是我馋，我不晓得他为什么给我包子吃，他对我特别的好。”祖母没有进一步追问我，但黑沉沉的夜色里，我看到她眼里一闪一闪的噙着泪花，我听见祖母坐在炕头上深深地叹了几口气。她常常头歪在胸口。在热炕头上坐一整夜。
不久，母亲告诉我，“那卖包子的大个子是你奶奶的弟弟，也就是你的老舅舅。”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我家看看祖母呢？”母亲说：“你祖母跟她娘家绝交了。”为什么绝交母亲没有对我说明，我不好追问。
直到半十世纪之后，妹妹从家乡来北京看我，才把祖母娘家绝交的事，以及祖母为什么总那么忧伤对我说明白。
大约是我曾祖父和祖父相继谢世的前几年，我家还趁大车和骡子。祖母娘家的兄弟正做什么大生意，通过我祖母，我家给刘家（祖母娘家姓刘）投资不少。听说曾祖父从蒙古的经棚带回不少的元宝，新盖了三间东房。投资总是想发点财。祖母为人一向可靠，不会有闪失。谁料几年以后，生意亏了大本，不但没有分红进项，连投入的老本都蚀完了。祖母为这事承受极大的羞辱。说一千道一万，总是因地的关系才惹出这次灾祸。她恨自己的兄弟诓了她。听说我祖父的埋葬费都是借的高利贷，到期钱没法还上，把十来亩水浇地抵押给城里的大财主戴玉堂。从此以后，我们家的生活境况就越来越困难。祖母心灵上的负担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我有我们这几个第三代需要她养育，她说不定早已弃绝人世。祖母三十几岁守寡，中年又失去幼子；就是我的叔父。我见过她到村北头的苦水井边哭过几回，母亲让我陪他去，她总对我说：“不用担心，我不会寻死。”真的，她哭过之后，很平静，回家照常做饭，不像有些女人，哭一回，几天不吃饭，不下炕。
妹妹告诉我，自从1937年秋，父亲带着我逃难离家后，经过亲友的劝解，祖母娘家人向粗母和我们家认了错，祖母才跟她的亲兄弟们和好了。
现在回过头来谈点我童年的事。当年我幼小的心灵确实感到了祖母忍辱负重的性格和忧伤，祖母的忧伤一直压在我的心头。现在感到欣慰的是，祖母逝世的前几年，心灵上的负担终于减轻了一些。但是她临死之前。独子和长孙不在她面前。她是喊着我父亲和我的名字离开人世的。她的忧伤也许比以往的更沉重。
我的性格似乎和祖母以及刘家有着血缘，很明显，我的十子和那个叫卖热包子压面的老舅很相像。而祖母的忧伤使我的童年牧歌里不得不浸染了永远无法拭去的泪水和变成生命的回声和叹息。
我相信，忧伤也有遗传性，因为忧伤是沉积在人的心血管里的。现在我的心上仍能感到祖母的忧伤的重量，和她心上的那一层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