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先和有关传说
（一）
一个人跟自己祖先的联系，往往是一种自然的显露，不是凭借家系谱牒和祠堂之类取得有形的认同；用一句神秘或神圣的话说，它多半是从血液潜默地流传下来的。就我来说，自小听家里人说：“我们的老祖宗是蒙古人。”但我和我的家庭跟蒙古族有什么直接关系，就说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姐姐结婚时，我已经十一岁，从口外来了一个本家，带来好多奶制品，还牵来一两只羊，从穿戴上看，跟我们很不一样。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砧板上剁肉时，一手一把刀，剁肉的姿态，十分悠然而灵活。记得我父亲跟我说过，内蒙的丰镇，有我们家的一支人。另外，只知道民国初年在呼和浩特祖父办过报纸，他从呼和浩特一回家，就得肺痨病死了。我的曾祖父多半辈子在口外草地经商，先在后套一个叫东胜的地方，后来几十年一直在经棚（离赤峰不远），我们家的宅院就是这位能赚点钱的曾祖父置的。
记得我们家的祖坟有三处，一处叫老坟，离城五六里路，每年清明那天，多半是本家聚财伯伯带着我去上坟。我扛着锹，聚财伯伯端着供品，坟地很荒凉，没有一块石碑，只有十个八个坍塌不堪的坟头。聚财伯父让我用锹把坟头一一培好。还有两处坟地，一处在关头，是聚财伯伯的上两代祖先。另一处坟地是我家的，靠着西古城，埋着我的曾祖父母，我的祖父，一位未成年的叔父也埋在一起，一共三个坟头。1943年，祖母逝世后。和祖父合葬。1970年，母亲逝世后也埋在这里。父亲1961年在天水病逝，埋在天水玉泉观后面的山顶上，隔藉河与杜甫《秦州杂谈》里写到的南郭寺遥遥相望。
从上面情况，我家有坟的先祖，总共不到二十个。可见这个家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并没有多少代。
小时候，我问过父亲，我们既然是蒙古人，何必呆在这里？记得我父亲这样回答我：“我们的祖先从元朝到现在生活在汉族地区太久了，有的做官，有的经商，生活安定富裕，不愿回到蒙古草地。”
1947年夏天，我在上海拜访翦伯赞先生，他一见我，就肯定地说：“你不是汉人。”（1948年见到艾青，他也这么说。）我对他说：“我老祖先是蒙古人。”他说：“是蒙古人的那副神气。”
他说他是维吾尔族。“是你们的祖先把我们胁迫到湖南的。”我说：“那为什么不回到西北去？”想不到他回答我的话几乎和我父亲说的完全一样，“多少代在湖南已习惯了，不想回到西域。”
我为什么不厌其烦地罗嗦这些？如果我不写，我的后代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祖宗的踪迹。首先他们没有这个很深的“根”的观念。去年看到定襄新出版的县志，提到元朝灭亡以后，元王忙兀特尔的后代在定襄定居，但未说明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们这个家系正是这位忙兀特尔的后裔。
（二）
既然我的祖先是忙兀特尔，为什么姓“史”呢？“史”是汉姓。元帝国亡后，散居在各地的皇族和各级地方官吏，返回蒙古地区的不占多数，大部分隐姓埋名，流徙到各地去讨生活。当官的自然得躲躲藏藏。听父亲说，我的这位老祖亲忙兀特尔，被封为王，必定是皇族无疑。父亲说，当时他是镇守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首领，驻守在洛阳一带。手下有一位亲信，汉族人，姓史，是山西晋南人，于是就改姓为史，冒充是他的家属，逃到了山西。什么时候辗转定居于定襄，这段经历，我就说不清了。我父亲也不大明白，只说他们有些年又回到了蒙古，但过不惯游牧生活，再次南下，留居在离草地不远的雁门关内外。一旦有了危难。可回到蒙古。经过几百年的动荡生涯，留在定襄的估计只是一小部分。姓史这一支在定襄，至今已繁衍了不少代。
前几年，我与李准谈起各自的家族史，他也是蒙古族，李准说他是成吉思汗某个儿子的后代，元亡后改姓李，在今河南落户。去年有一个诗人云逢鹤来看我。说他的祖先是蒙古人，在海南文昌县落户几百年了。如果从相貌上看，李准的神情，确实像个蒙古人，就像当初翦伯赞和艾青一看见我就肯定我不是汉人。但云逢鹊白净红润的面孔，一点也看不出蒙古人的影子。但是，我读他的诗，却感到了一种暴烈的激情，觉得他的血液里似乎仍有些难以消失的蒙古人的气质。诗人杨炼对我说过，他的血液里有四分之一的蒙古血流，我相信。我从他的某些诗里看出他对旷远的神话传说非常敏感，他甚至说他在创作中有游牧的习气，不愿定居。我也谈过与他几乎有相同的创作体验。也许有人会说，上面说的这些，太玄虚和神秘了。的确，让我讲清其中的道理，真讲不出来。
1986年，农业部组织几个作家到新疆访问，在天山南北访问了近两个月。这一次远行在我内心引起很多感触和遐想。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真正进入过草原和抄漠，所以我到达新疆后，心理上有回归的感觉。传说我有一个祖先战死在黑戈壁，我想他多半战死在河西走廊或者新疆一带，也许是更远的西边。1941年的冬天，我写过一首长诗《西中国的长剑》，写的就是这个祖先的一段经历。回想起来，那几年（1940—1943年）我写的诗和散文，大半是有关草原和沙漠的。《鄂尔多斯草原》是1942年初写的，同时有一首长诗《草原牧歌》。发表在西安《匆匆》诗刊上。我从没有去过沙漠草原。我为什么那么迷恋遥远的沙漠和草原呢？我在《我怎样写<；鄂尔多斯草原>；》的文章里，写到我当时创作的心态。我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陇南读中学，非常苦闷和寂寞，渴望能到一个广阔的地方，求得精神的解脱，陌生的草原、沙漠作为一个诗的境界令我向往不已。但我为什么不去迷恋大海、大平原呢？经过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后，我才有些感悟到，家庭的生活习俗和有关传说，以及血液里很难消失的民族气质，也许真的起了作用。当时和我朝夕相处的几个同学都写诗，只有我热迷着沙漠草原。从新疆回来后，将近十年，我的心仿佛留在那里，还想再去。相比之下，那么迷人的桂林山水我见过一次就不想再去了。几次路过苏州，我却无心去游览，没一点想去的激情。
1986年我到新疆，从乌鲁木齐一下飞机，面前是一片灰茫茫的戈壁，我感到特别亲切，当时就想跪下来。在乌鲁木齐一个欢迎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山西老乡史骥，他是兵团副政委，临汾史村人。我对他说，我也姓史，而且姓的就是史村的“史”。
我把祖先忙兀特尔政姓的经过向他叙述了一番，他感激地说：这一段奇特的历史因缘应该写一写。是的，这几年我已经在写。
（三）
关于忙兀特尔这一家族在元朝灭亡之后所经历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十分遥远和渺茫的，几乎一无所知。连传说都只是一星半点的。也许再过若干年之后这一点点传说都将逐渐地消失了。
下面我就把听来的一星半点传说写下来。传说总归是传说，不可能全是真的。有一些情节，显然已近似创作。十岁时，我得过一次副伤寒，病了八个月，多半在炕上躺着，不让活动。父亲当时在太原教育学院读书。祖母日夜守在我身边。高烧不遇，有好长时间处于昏昏迷迷之中。为我看病的大姨父，姓粱，并不是专职的大夫，但县里人说他的医术比挂牌医生还高明得多。他每隔两天来一次，一进门坐在我曾祖母生前坐的圈椅里。吁吁地喘半天气，脸很苍白，挂着文静的微笑，说话时慢吞吞的，每句话在嘴里嚼烂了才吐出来，他一辈子就怕狗，他说每次来都有几条狗扑上来咬他。记得我当时想，他多半不会把我的病治好，他都快死了。但到后来，事实证明，他真的把我的病治好了。他是一个办事冷静又心地十分善良的好人，记得每次规劝我，只能喝稀粥，不让吃干的。
病重时，祖母常常给我讲民间的故事，以及有关我们史家祖先的传说。记得我病得很危险的那一阵子，有一天，我清醒过来，发现我的枕头边放了一把剑，不带鞘，剑刃很锋利，剑把的雕刻非常精致，还带着很长的暗黄色穗缨。昏沉中听见祖母跟母亲在说话，祖母说：“还是祖先神灵能保佑他。”
后来我病好些，能坐起来，剑还是日夜陪护着我。这时我才明白，这是用祖先的神灵和宝物来为我驱魔辟邪。剑是母亲从另一本家请来的，说这把剑是我们几百年前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位祖先是元朝的一员骁将，传说他在一片茫茫无边的黑戈壁上受了重伤，自知命在旦夕，就把他的佩剑交给部下带回给他的远在洛阳一带的父母。当作永远的纪念。他没有把剑鞘捎回家，他和剑鞘一块埋葬在黑戈壁。他为什么没把剑鞘带给家人？传说他让家人以后带着剑来寻找他的遗骨。如果他的身边没有剑鞘，就很难认了。后来家人是不是带着裸剑到遥远的黑戈壁去寻找他的遗骸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剑在，而鞘不在，可见即使已去找过他，也没我着他。那么，这位战死他乡的祖先，几百年来还一直在黑戈壁的下面，等待着他的剑和他的亲人，来找寻他的魂灵。然而，他一直没有能等到，他的亲人找不到他，他的剑没有找到鞘。
所以，1986年，我到新疆时，一见到茫茫无边的黑戈壁，我就想到我的那个祖先的灵魂还在这里游荡，而我不可能认得他，他也不可能认出我这个后代。因为我没有带着那把裸剑，我怎么认他？他又怎么能认我呢？那剑鞘一定还埋在什么地方，找相信它永远不会腐朽。
当年我的病大好之后，能下炕走动，这把剑和我形影不离。我一迈出家门，祖母就说：“把剑带上。”好像有了剑，妖魔鬼怪就不敢靠近我了。我虽不完全相信，但祖母对我的关怀是无比真诚的，她那么笃信剑的神力，使神经兮兮的我真的有点相信这把剑会对我有保护作用。
佩珍伯伯说，这把剑见过血，剑刃上确有些暗斑。回忆起来，剑身上有嵌上去的七颗星，是银白的。使我惊奇赞叹不已的是，在黑夜里它能闪出微微的亮光，很像我1986年在新疆伽师，半夜从窗口望见远远的沙漠上一闪一闪的光芒，问当地人，那是什么光？他们说，那是千百年来荒死边塞的人的骨头的磷光，碎小的骨殖，随着风到处流荡，带着生命的微光。我当时想，那些远远的荒魂的磷光中，可能就有我的那个祖先的灵魂的光芒。
所以现在回想起那把剑上发的光，是那么玄秘，那么苍茫，可能就是我在伽师看到的那种光。令我惊奇的事还有，当我握着剑把，剑仿佛自己抖动起来，我的手稍稍使劲挥动一下，剑就嗡嗡地呜叫起来。剑由于不住地颤动，映着阳光，闪射出异常耀目的光辉。因此，我带着它，喜欢不时地抖动着它，听它向我诉说古老的悲与欢。
这把剑确实不简单，具有神秘的神灵色彩。说它多少年来一直悬挂在一个厅堂，有一代祖先，为了关怀它，保护它，为它配了一个珍贵而精致的剑鞘，但是这个剑鞘刚套在剑上面，当下就破裂了，变得粉碎。最初还以为是剑鞘不合配，配了几次，都是这个结局：一套上剑鞘，立刻粉碎。多少年后听人说，有的宝剑只能有一个剑鞘，不能有第二个剑鞘。所以几百年前，埋在黑戈壁的那个祖先的剑鞘，一定还在那里等待着与剑重合。
于是几百年来这把剑一直是赤裸裸的，也许永远永远就这么赤裸裸的了。它再也找寻不到它的空空的鞘了。
以上这些情节，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没忘记，并且越来越信以为真。
1942年我写了一首长诗《西中国的长剑》。不幸遗失了，令我十分伤心。有生之年，能不能再把这个动人的故事写成诗，实在投有把握。如果再去一回河西走廊或新疆，也许可以拚上老命写出来。我会立在茫茫的黑戈壁上，大声地朗诵她，让我那位战死了几百年的、探深埋在黑戈壁下面的祖先听到我的声音。我只能把诗当作那口棵赤的长剑了。原谅我，地下的骸骨和地上的闪闪的磷光！
灯笼红
我们家乡有一种香瓜叫做“灯笼红”。这瓜熟透了以后，瓤儿红得像点亮的灯笼。我的曾祖母就像熟透了的灯笼红。她面孔黧黑，布满老树皮般的皱纹，可是心灵却如瓜瓤那么又红叉甜。我的童年时期见过不少这样的老人，他们经历了艰难的一生，最后在生命的内部酿出并积聚起隽永而仁慈的美好性灵。
曾祖母至少活到八十岁以上，我四岁那年，她无疾而终。我跟她在一盘大炕上挨着睡，她死的那天晚上，把我的被褥铺好，像往常那样，如打坐的僧人，久久不动地盘腿坐在上面，为的是把被窝焐得暖暖和和的。我光身子一出溜钻进被窝，曾祖母隔着被子抚拍我好半天，直到入睡为止。那时正是严寒的冬天。当我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梦的时候，曾祖母在我身边平静地向人生告别了。
我睡得死，醒来时天大亮。平时曾祖母早已起床下地，坐在圈椅里跟祖母说话，今天为什么仍稳睡着？侧脸一瞧，一双绣花的新鞋露在曾祖母的被头外面，不是过大年。为什么穿新鞋？还有，她怎么头朝里睡？
我愣怔地坐起来，看见姊姊立在门口嘤嘤地哭泣，屋里有几个大人靠躺柜立着。我坐起来。刚喊了声“老娘娘”（家乡对曾祖母都这么叫，第一个。娘”读入声）。就被一双有力的手臂连被窝一块抱走，送到父母住的屋子里。我哭着，我并不晓得曾祖母已死，喊着“老娘娘……”这时我才听见我的姊姊也哭喊着“老娘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