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初直到不久以前，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都值得认真地回忆和思考：五三年到五四年，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舍上，我曾听到过艾青不少精辟的见解，他有时谈得非常动感情。五四年下半年，我协助艾青编辑他的诗选，有幸欣赏了他秘藏多年不愿让人观看的他的许多现代画风的素描和画稿。我还惊奇地发现，他是那么赏识赵树理聪慧的性格和朴实的文风，并向我多次谈论赵树理的语言。一九七八到七九两年间，是艾青晚年创作最为旺盛的一段时间，他拼命写了《鱼化石》、《光的赞歌》、《电》等诗篇。他对我说，他总是在黎明之前进行构思和创作。有几次他激动地让我立即去看他新写的诗稿。一天黄昏，在史家胡同居室的暗淡的窗前，他兴奋异常地主动为我朗诵了刚写成的《光的赞歌》。那两年间，经他的鼓励，我也奋力地写了许多积部在心灵深处的诗。我的许多没有完稿的诗，常常先请艾青批评指教，他热情地肯定了我在干校时写的那些沉重的诗稿。所有这些，都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艾青离开世界整整一个月了。我还没有从强烈的悲恸和震动中清醒过来，一时还无法以平静的心情抒写悼念的文章。我知道决不船以艾青所憎恶的那种空泛而肤浅的文字去歌矮他，只能怀着真诚的、朴实的情感感念他的品德。许多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悲壮的场面，我现在只能筒略地记下一些真实的片断和感受。
两次不同寻常的重逢
常常听人慨叹，也听人赞美，当代中国人的生涯实在太丰蒲和悲壮了，因为几十年来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悲欢离合，可以说千家万户都有各不相同的催人泪下的故事。我已经写过两篱记重逢的文章，一篇写路钳，一篇写胡风。重逢都是近期的事，记得真真切切，写得实在痛苦。
能遗忘多好！有多少次不同寻常的重逢，都应该写，但终于没有写成，多半就是由于太痛苦的缘故。这几十年来我几乎没有经历过一次正常的告别场面，不可能跟任何人告别。因此，几十年过后，只能写一次次的重逢。
我与艾青的几次重逢，都很不寻常。可以说异常地悲壮。这里先得说说我和艾青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和交情。一九三八年春天，不足十五岁的我，在西安民众教育馆跟艾青学过短时期的画，当时，还不晓得他是诗人。十年以后，在华北解放区的正定，又见到艾青，他住在天主堂内的一间平房，生活非常艰苦。这一次我向他请教了有关写诗的许多问题。记得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自己很得意，请艾青指教，他却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
他是善意的。一九四九年初，一块儿进入北平。一九五三年，我从东北部队回到北京，跟他的接触才多了起来，直到一九五五年春天，还到东总布胡同多次找过艾青。我是《艾青诗选》的责任编辑。
一九五七年五月，我回到家里，但事情并未了结，听候组织做最后处理。“反右”斗争开始，没有我的事。大约一九五七年八月的某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让我去参加文艺界批判冯雪峰的会，会场设在当时的全国文联礼堂。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参加那个会？也许是让我接受教育，进一步彻底清理自己的问题。我感到很为难，甚至有点惶恐，但不敢违抗。那一天，我穿了风衣，把帽檐拉得低低的。一进会场的门，就让当时的秘书长认了出来，他惊讶不已，我把人场证让他看看，他没有说一句话。我到得晚，会场上已坐满了人。本来想找个靠边的角落躲起来，找不到，只好跟人挤在一起坐。挨着我坐的正好是熟人洁抿，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关心地向我：“没事了吗？”我说：“还没结束。”会场中央有两排从东到西的长长的桌子，面对面地坐着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和革命作家。我低着头，等着开会，生怕熟人发现我。会场上熙熙攘攘的很不安静。我望见丁玲来开会，陈明跟在她身后边。我想冯雪峰一定已在会场上，张望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我非常担心雪峰的命运。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低着头，不准备答应。
喊声相当高，没听出是谁，于是又“牛汉、牛汉”地叫了好几声。我只好抬起头，望望喊我的人，哦，原来是艾青。我们相距有一丈来远，艾青直盯着我，问：“是牛汉吗？”我点点头。他用更大的声音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我回答说：“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旁边好多双惊奇的眼睛审视着我和艾青，我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反革命分子”，而艾青正在受着严厉的批判。想不到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朝着我，而是面对大家，几乎是用控诉的声音，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接着他用朗诵诗那种拖腔高声地喊：“时——间——开——始——了：”谁都知道这是胡风一首诗的题目（《时间开始了》出版时封面是由艾青设计的，没有署名。是胡风当时对我说的）。艾青像一尊青铜雕像似地立在那里的神态，和他悲壮的声音，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也决不会忘记。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是被单独囚禁的，不准看报，完全不知道艾青当时的处境，实际上他经历了与我相似的灾难。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在劫难逃。一九五六年掀起所谓“丁陈集团”问题时，就把他牵扯了进去，直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时间”果然“开始了”。他可以说没有安生过一天。
艾青那一天愤激的情绪几乎是爆发性的，仿佛挥写着一首溅血的诗似的。当时坐在他附近的人，有几位是文艺界的大领导，也就是正在整他的人，但他毫不畏惧。艾青毕竟是写《向太阳》、《火把》、《芦笛》等诗篇的正直而勇敢的诗人。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了。我以为艾青当时绝不是不顾一切的那种感情冲动，如果说是冲动，也是冷静和清醒的冲动，是真正的诗人的冲动。在人生长长的逆旅中，他已经经历过不少次严酷的考验，不是不晓得他当时的冲动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在那一段时期，他当然思考过很多问题，并且回顾和审视了他的一切的一切。（那些年我就一次一次地审视和拷问过自己的灵魂。）艾青敢于大声地表白自己，是对人生和诗的最根本的抉择，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和真诚的诗人。他清醒地理解这一点。
我与艾青的这次重逢，难道可以忘却吗？
恍恍惚惚地度过了二十年……又一次不同寻常的重逢。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拐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偶然抬起头来，看见排在前边的一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头上戴着一顶战士的冬帽，从侧面看，那颧骨，那肤色，真像是艾青。于是我走到前面去就近看看，果然是分别二十多年的艾青，他也在排队买猪头肉。我禁不住地喊了他一声：“艾青！”（这一次是由我喊他了！）艾青怔怔地望着我，一下子认不出我是谁：“你是谁？”他望望我高高的个子，想了想又问：“是牛汉吧？”我说：“是牛汉。”艾青嘟嚷着：“咱们都活着……”艾青和我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想不到他在我的面颊上实实在在地亲吻了一下。我和他早已忘记了买猪头肉的事，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两人终于爽朗地笑了起来，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他告诉我，他从新疆来，他的右眼失明了，是来北京治眼睛的。他住在妹妹家——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一向粗心的我把门牌号忘了，几次找他都没找到。一两个月之后，才在西城王府仓四号找到了他。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空架着防地震的家什。我去的那天，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艾青没有稿纸，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私人关系为他弄到一千张稿纸。
本来我想把这一节两次重逢的文字，起名为“在浪尖上的艾青”，觉得不够含蓄深沉，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小题。
这考虑我以为符合艾青的性格，他本是一个很朴素平和的人，而我却一向很躁动，艾青不止一次提醒过我：”牛汉，做人做诗要再朴素再深沉些。”
这一节文字，我改了不下三四次，一次次地将躁动的情绪抑压下去。但真实决不可涂抹掉，因此写得、改得十分痛苦，仿佛改动的不是文字，而是一块块未收口的血伤。
清纯的凤一九九〇年八月下旬，我决定去黑龙江北大荒参加丁玲学术研讨会。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北京要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研讨艾青诗的会。我宁愿去遥远而空旷的北大荒，不想参加北京的会。那一年北京异常地燠热憋闷，八月十九日上午，天气比较凉爽，外孙女陪我去了一趟艾青家，我要把我渴望去北大荒的心情向他说说，因为艾青说过希望我能参加讨论他的诗的会。
我在北大荒的那个会上，一次即兴的发言中，谈到我去看望艾青的情形，这个发言有录音记录。现在将有艾青的一节文字抄在下面：
来的前一天，也就是十九号上午，我去看望迁入新居的艾青。北京即将举行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我对艾青说不想在北京开会，请他谅解。近几年，我不常走进北京诗歌界的那个不大的时刻隐伏杀机的圈子里，更愿意来陌生的北大荒，到空旷的地方走一走，让心胸遥透气。我委婉地把这种想法向艾青说了，艾青曾在北大荒苦度过几年。我的解释不知他听清楚了没有？
那天，艾青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牛汉，你也来看我了……”我已有两年多没见到他了，听到他这一声动情的话，惭愧得无地自容。老年的艾青，有些寂寞。比超前几年，人显得苍老些，像一棵宁静的冬天的大树。以前他讲话幽默而风趣，时时有灵慧的火花进出，现在火花不多了。但是，艾青毕竟是艾青，这次短短的交谈中，他仍然随随便便地讲出了许多深刻而富有启发的话语。他谈到诗的意象与语言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愿意跟大家谈一谈。
艾青说：“不久前，我看到一首小诗，是一位台湾诗人写的，题目叫《风……》”他说话时声音不大，我的耳朵又有些背，原谅我，诗的题目都没听清楚。他说：：这首诗很短，但朴素、纯净，没有一个宇是多余的。而我们现在的好多诗，处处是联想和形容词，与诗无关的联想和形容词过多，”他接着说：“有一个朋友最近对我说，某莱的散文写得很好，就因为某某的散文中一个意象可以引出几十个联想和形容词。为什么要那么多？一个就够了。真正切中意泉的联想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有些人写了那么多联想，却没有找到那惟一的一个。”我非常同意艾青的这个观点。台湾诗人的这首诗，写得如此干净、朴素、飘逸，深深感动了艾青。艾青最后说：“这首写风的小诗，没有技巧的铺陈，没有一个不必要的联想。风是透明的，流动的，写得那么清纯。”艾青显然是针对当前诗歌创作的某些浮躁和浮华的倾向而谈的。我很受启发。
那一天，艾青的情绪不好，那两年他一直活得沉闷。
他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透露出了心灵的寂寞。我和外孙女坐在一个长沙发上，艾青坐在东边一个软椅上，他说话我听不清，我说话他也听不清，我的山西土腔太重。后来他和我们挤在一起谈。艾青问我为什么不愿参加北京的会？我对他说：在北京开会免不了有长篇报告，我最不愿听，而且往往与文学和诗没有多少关系。艾青慨叹了一声，说：“我也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大家在热心张罗，我应该尊重大家。”
从北大荒回来，听说艾青在北京那个研讨会上，只讲了几分钟的话。
高瑛打电话给我，说留了一套《艾青全集》，让我赶紧去取。取书时见到了艾青，他责备我为什么不参加北京的会？唉，我那天的解释他全没有听见……艾青的散文诗近三五年来，在书店很难买到艾青的诗集，但我跟郭宝臣编的《艾青名作欣赏》却重印了三、四次，印数已不下三万册。我最后一次到医院向艾青告别时，高瑛对我说，近两年，许多读者拿着这本《艾青名作欣赏》来求艾青签名留念，有时一天要签几十本。这绝不能说我们编者有什么功劳，主要是艾青的诗强烈而持久地吸引着广大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