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天后，又收到胡风一封信，主要谈的是路翎，是前一封信的补充。他日夜思念路翎，信中说：“这两天，加深了一个想法：他是否对访者能发生信任的感情。他和你们不同，是在井中坐了二十多年的。以他的情况，对任何人都是不容易产生信任感的。所以，去看他，不是听他说话（他太难说话了）。说真话，不能有一点失真的表面话。”
这段沉痛的话，与其说是他对路翎的深挚的关怀和理解，还不如说是他本人的内心独自。他比路翎坐在井中的时间更长，再强悍刚正的生命，如磐的屈辱、孤独，悲抑、渴望也会隐隐地侵蚀着他的心肌；眼神里不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冷峻而空漠的光（这种眼神，我可以从一千人之中一下子认出来）。二十多年，难于望到几只信任的眼睛，听到几句真诚的实话。胡风的身心经受过几次毁灭性地冲击之后，严重的幻听使他一刻得不到安宁，日夜都得听震耳欲聋的斥责声。几年之后，我问到他：“幻听是不是有中断的时刻？”他摇摇头说：，没有。连梦里都能听到。”令人感动的是，胡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写给我的几封信，没有一句谈到他的病痛和寂寞的心境。当时他没有对人生和世界完全失去信任感。只有绝望之后的冷漠才使人的灵魂颤栗，胡风从来没有绝望过。这封信里，胡风关切地谈到鲁藜和绿原。我告诉他绿原在写诗，他感到振奋。他告诫我们：“应该不是写‘原理’，是写出我们这时代一些诗人的心灵。”这警辟的话，是他一向的主张，诗绝不能从原理产生，诗只能是与时代脉搏相一致的诗人心灵的律动。胡风最憎恶无动于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形式主义的制作又常常在外表上具有精致而炫目的效果。因此更须对它警诫。
一九七九年十月之后，再没有收到胡风来信。不久之后，听说他住院作前列腺手术治疗，直到翌年春天他到京之前的五个月，我们没有通过信。当时，文艺界盛传胡风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胡风的许多好友都确信无疑。从当时的形势看，他应该参加这个重要的会。可是由于种种原由，胡风没能参加。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文代会之前，他要诚恳而坦率地向党中央呈送长达几万字的材料，心情是很开朗的。未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这件事，给他刚刚平复的体魄以极大的打击，不久，精神又陷于深度的病痛之中。此后，他的这种精神上的病痛经过多方医疗，虽然有了些转机，但再没有恢复到一九七九年的健康水平。
四
前面已说过，胡风于一九八。年春来到北京，暂时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当知道了我可以去看望胡风时，便先用电话和梅志同志联系，约定好去探望的日子。我是上午去的，骑车转来转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第二招待所。到门口已是上午十时光景了。梅志同志出来迎我，她对我说：“胡先生两次到门外去等侯你来。”梅志同志领我到他们的住处，胡风已立在门内，我们紧紧地握手，他的手还是有力的。我止不住涌出了热泪。坐定之后，我看清了睽别多年的胡风，他的容颜和体态较之我在那次法庭上望到的样子，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真正衰老了：背部明显地驼了，手臂枯瘦了，赭色的面部出现了许多灰斑，但是凝重的眼神里却多了些慈祥和温厚的光泽。胡风穿的一条化纤的半旧裤子，皱皱巴巴，它显然伴着它的主人经历了不少个艰难的岁月（几年前，聂绀弩从晋南出狱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去看望，过去总是衣冠楚楚裤线如刃的小生型的杂文家，也是穿着一身灰乌乌的皱皱巴巴的布衣裳。大概多年呆在牢里的人，容颜与衣服都会被时光老人涂抹成这个样子。关于与老聂的重逢，我将专文记述）。我的变化想来也是很大的，一九五五年我刚刚过而立之年，现已是六十好几的人了。胡风凝望着我，一定有很深的感触。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对我一家人因受他的牵连而经受的苦难感到探深的愧疚。
他说，这许多年，他常常怀念朋友们，说怀念会给他以力量。他问到我全家人的近况，问得很具体，我老伴的名字和孩子的乳名都还没有忘记。我对他说，国家的形势逐渐好起来，文艺界也一定会有转变的。我告诉他，王元化、曾卓和我已分别恢复了党籍。他说：“你们这些为党工作了多少年的人，情况本来清清楚楚，早该解决。”我说不但几个人能平反，整个案子也将能得到全面地了结。从他的神情感到他对形势和我谈的问题都并不乐观，他缓缓地播了两次头。我说的全是真话，表面的安慰性的套话，我决不说一句。胡风说他刚刚写完一份向中央呈送的材料，是有关部门要他写的。这个迹象当然是好的，中央已在认真解决这个案子了。回忆起来，当时胡风的头脑并没有失去思维的能力，他话不多（我以为这不属于病态），思路总是清楚的，别人向他讲这讲那，他只说几个字，但这几个字的词意是准确而有分量的。我想这是他多年来回答诘难时被迫养成的一种习惯。他没有提幻听的事，大概发病时才出现症侯吧。至于衰老瘦弱和对许多事情你认为毫无问题，他却表现得疑虑重重，对胡风来说，这都是正常的。
所有这些，我是很容易就能理解的。考虑到胡风的身体，我坐了约有一个钟头就告辞出来。过了一些时候，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不久胡风住进了医院。
自此，他的精神就一直没有能再完全恢复过来。几个月后，全案得到了平反，他的神情和心境仍然显得那么沉郁与冷漠，很少主动讲话。但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的思维还是清楚的。这时我才相信，他过去说的话，他的神经的确是粗壮如缆绳，并与真实的人生和他在半个多世纪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紧紧相维系着。
胡风已成为古人，不会再跟他重逢了。但是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或许比某些生者距我们还要近些。
谈胡风
鲁（贞银）：先生您好。请您谈谈对胡风编辑工作的整个看法。
牛（汉）：胡风的编辑工作主要指的是解放前（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他编辑文艺刊物和丛书的经历。解放以后他基本上没有从事什么编辑工作。他在编《七月》之前也编过刊物，但都不重要。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后，《七月》杂志是在上海创刊的，后来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继续编到一九四。年年底停刊。一九四五年一月，《希望》杂志经过多方周折才得以创刊。我就是在这段时间受他影响（主要受他的刊物的影响）开始写诗的。
鲁：您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写作？
牛：对！抗战那年我十四岁，刚懂点事儿。我是一九二三年出生的。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研究胡风的编辑思想，认为他是左翼作家，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在拥护共产党的前提下从事文学活动。他确实是这么一个革命者。胡风主要是受鲁迅的影响。鲁迅的思想非常丰富，他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家、作家，党的一些理论不能代替他的思想，它们并不一致，至少不是完全一致。我这个看法也包括胡风在内。胡风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建国之后，周扬就曾以肯定的口气如此谈论过（也许是反话正说）。胡风生于一九。二年，抗战时三十五岁，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很有头脑（有自己见解）、经过各种考验的文艺工作者了。他具有他独立的姿态，对人生，对历史，对文学、对鲁迅，都有独自的见解。大体上与共产党接近，但并不是一切都服从，对好多问题他都有自己的看法。那时候文艺界大都认为胡风是鲁迅精神的继承人。“左联”在后期分化了，有一些跟鲁迅是战友，关系密切。但另外一些党的工作者，包括周扬、夏衍等与鲁迅存在着矛盾。周扬他们跟胡风并不是没有共同的东西，胡风一开始跟他们关系还是不错的。胡风编《七月》，他还是文艺界里被共产党所相信和团结的作家。当时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很高，而胡风、冯雪蜂都是鲁迅的战友，应该团结吧。胡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他的看法。他设到延安，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后方他能独立思考，相对有一点个人自由、个性发挥的条件。到延安去，那就要在一定组织下绝对服从某些领导（具体说是周扬）。这些领导说三道四，指手划脚，现在看起来并没道理，但对当时的胡风来说，就很苦了。我看胡风可能有这些顾虑，所以组织上让他去，他没去。没去他就编刊物。《七月》被迫停刊，他还是留在大后方。共产党对《七月》与《希望》这两个刊物的态度不同，对《七月》基本上是相信的、肯定的，对《希望》就有了批判。左翼作家，共产党的作家（包括刘白羽，何其芳、胡乔木这些人）那时就把胡风看成不是党完全相信的作家、理论家。胡风一辈子过得非常艰难，思想当然很不平静，很复杂。谈到他编的刊物，我认为是最好的。《七月》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作家队伍来看，都是这样。那些作家大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包括解放区的（当时不是叫解放区，叫抗日根据地，延安的、太行山的，新四军的）一些作家，如丘东平，曹白，鲁藜等。他们写小说，写报告文学，写诗，这些作家当然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向哪个刊物投稿，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根据自己创作的美学观点选择的。胡风当时是受人尊敬的，他跟鲁迅关系很好。虽然鲁迅批评他，说他有些神经质，就算有这些缺点吧，有固执的一面，但他从事文学活动很投入、执着，不随风倒，不投机。这应当说是他的优点。在当时的国统区（大后方）有很多刊物，有反动的，如国民党的嫡系刊物。
但并不全是反动的或灰色的，许多文化人办的刊物就比较倾向光明和进步。抗战初期（一九三七一一九四o年）的刊物大都好，包括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叶以群办的《文学月报》，文艺家抗战协会的《抗战文艺》，还有很多刊物，都比较不错。但真正能有影响并形成一个创作势头的，我认为是胡风的《七月》，至少一部分人是这么看的。
我当时认为这个刊物首先是进步的、革命的，拥护共产党的，不像有些刊物消极、低沉，甚至风花雪月。《七月》没有那样的作品，都是比较有朝气，青年作家多，特别是有抗日根据地的那些作家。这很吸引我，我觉得这个刊物好，我也想到延安去，但没有去成，就在大后方接受了影响。
抗日根据地的作家主要是通过《七月》对我发生影响。但创作理论对我没有发生影响（包括毛泽东的理论），我看不到，也没人组织我学习。我一向也不大看重理论，但胡风的那些谈诗的理论我看，我认为胡风的理论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对刚开始创作的人很有指导意义。但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不大看革命的理论，相应地对胡风也不太感兴趣。胡风当时的刊物和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冲在前线的最前柑，猛打猛冲，不是躲在后方，寂寞孤独那种形象。有不少人却是躲在大后方进行个人创作的。如何评论这个历史现象，现在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以我的观点看，当时胡风的刊物基本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老年人就复杂了，老年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各样的流派，一圈一圈的人。而我当时写作就是看了胡风的刊物上艾青的、田间的诗写起来的。我从第一期一直看，我所在的中学里看不到，生恬书店无偿地给我看。
建国之前我和胡风没什么联系，我没向他投过稿，我不敢，觉得没那个水平，幼稚。我向《希望》投过稿，没有用，那时已经停刊了。所以解放前我是胡风的一个读者，追随者。但胡风也看过我的诗。年轻时我很傲气，我到上海不找他。只去了一次，一九四七年的夏天，他去看电影去了，见到了梅志，我就没等，年轻嘛，很独立，傲气，不愿巴结名人。我到华北解放区以前，把我的全部作品（诗）寄给胡风，我内心是十分崇敬他的。那是一九四八年夏天，从北京寄到上海。他看了后颇欣赏，替我编了一本集子《彩色的生活》。绿原在《七月》上也没有发表过作品，但当时胡风给他编了一本收到《七月诗丛》里，叫《童话》。我当时搞地下工作，编过刊物，请他写稿，胡风对我大概没什么了解，但他是关心我的，因为胡风身边的朋友都是我的朋友，他晓得我这个人有个性，有脾气，不随便巴结人。但我的作品胡风是很注意的，我寄去的乱七八糟的原稿，他替我整理修改才编成集子。解放前（一九四八）就排好，到解放后印了出来。这就是《七月诗丛》第二辑，包括我，绿原、冀汸、孙钿，贺敬之的。“七月派”作为一个流派，我认为诗是主要的，理论不好谈，小说不多，大概就是死去的路翎了。那是很典型的，胡风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地培养他，像母亲带孩子一样。但我不是，胡风没带我，我不受人管，谁带我我都不干，那时我二十五岁了，完全成熟了。我在国民党地区经过些磨难，胡风看我政治上是一个好人，创作上跟着胡风的朋友们写诗，所以他看了很亲切，相信我，欣赏我。所以我是在胡风的理论、刊物，特别是《七月》、《希望》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别的刊物也有影响，但较小。所以一九五五年把我看做是地地道道的胡风分子。
鲁：实际上你没有在《七月》，《希望》上发表过文章。
牛：就只有《七月诗丛》那本诗，胡风替我编的，当时大家认为胡风对我比较肯定。解放以后，接触就多了。
鲁：不过解放后的接触没有多长时间吧？
牛：解放后胡风没做什么编辑工作。解放前有《七月》、《希望》、《七月文丛》、《七月诗丛》、《七月新丛》。诗丛出了两辑，《七月》停刊后，一九四二年《七月诗丛》出了第一辑，到一九四八年编了第二辑。他的刊物《七月》、《希望》作者阵容不一样，如果说流派，《希望》更明显，审美观点、流派思想，更集中、更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