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纪委”来的“李处长”
海南一家镭射厂由于经营无方而连年亏损，后又因生产盗版、黄色光盘等违法行为被查封，老板陈某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一天，陈听说北京来了一个李处长，好像来头不小。他不久便将“李处长”请到了酒桌上。一番客气之后，李称自己是中纪委十八室南方组的副处长，原来在公安部干过，还说这次来海南主要是调查一些大案要案云云。陈老板对眼前这位“李处长”的一口京腔和口若悬河的自我介绍深信不疑。他向“李处长”诉说了本厂被查封的经过，并请求“李处长”帮忙。李借机称，这次来海南省本来就有过问这个厂的任务。“李处长”的回答使陈老板热泪盈眶。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位“李处长”通过别人认识了当地的县委马书记，他故意压低声音对马说自己是中纪委十八室南方组的副处长，这次到海南来是奉领导的批示查办海南某大案的，顺便过问一下县里镭射厂被查封的事。马书记听后淡淡一笑，心中产生一丝疑惑：这位处长真奇怪，查处如此大案怎么可以随便张扬？
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得了镭射厂陈老板的好处，“李处长”总得想法把事情摆平。这一天机会来了。县里马书记的父亲在医院住院已经有些日子了，作为书记的他，很少有空去探望一下自己的父亲，但他却没有想到身后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在这期间，“李处长”不仅知道马书记的行踪，还打听到了他老父亲的住址，就连其父出院的消息也没能瞒过他。这天，马书记的父亲刚出院，李就尾随到马书记的家里，以探望为名对马书记父亲的病情表示十分“关心”。李神秘地将马书记叫到一旁，从包里拿出一叠钞票说，这是一点心意，给老爷子买点补养品吧。马书记坚持不收。李怕自己计划落空，放下钱便转身出了门。马书记追赶不及，随后将钱放在桌子上，沉着脸对爱人说，这钱谁都不准动，一定要退给他。
钱还没来得及退回去，下午“李处长”的电话就到了，说是要谈西北某公司收购镭射厂的事。马书记心想，正好借此机会把钱退回去，于是痛快地答应约见李。使马没有想到的是，在招待所里，李一见到他便先入为主，一把将他拉到一旁，又从包里拿出一叠钱悄悄地说：“这是哥们儿昨天晚上赢来的钱，分给你一点。”马书记一听气白了脸。中纪委的处长怎么是这样的人？自己赌博，还要“分给你一点”，真是笑话！但无论他怎么推托，李硬是将钱放在沙发上，然后扬长而去。
“李处长”的种种行为越来越引起马书记的怀疑，他感到这个人怎么也不像是中纪委的干部，极有可能是个冒牌货。于是，马书记立即向上级纪检部门报告了情况，并上交了这位“李处长”赠送的钱。
这一天，“李处长”又到了县里。他和几个小兄弟正在某酒楼吃喝时，包间里进来一位身着便服的小伙子，他毕恭毕敬地说：“李处长，我们公安局许局长听说您来了，很想见到您，特意让我来请您到他的办公室喝茶。”李闻听此言，脸上顿时堆满了笑容，他感到已在当地站住了脚，为自己的成功而庆幸。
许局长的办公室，浓浓的茶水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许局长一番客气之后，话锋转人了正题：“李处长，请给我一张名片吧，你不给个电话，我将来到北京怎么找你呢？”“哦，名片我忘记带了。”李被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有点不知所措，支支吾吾。
“工作证给我看看总可以吧！”许局长的口气咄咄逼人，目光紧紧盯着他。“李处长”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有，有，但是没带在身上。”
“放在什么地方了？”许局长表情严肃。
“好像是放在了海口酒店里。”“我们马上派人跟你去海口拿。”经过一番较量，“李处长”那平时习惯仰着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乖乖地上了警车。
在海口李某住的酒店房间里，他用颤抖的双手从行李箱里取出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了警察。身份证上写着：李国金，男，1956年×月×日生，住址：北京市朝阳区……经核对，身份证与李本人相符。当许局长他们再一次向李国金追问其工作单位和工作证时，李国金在行李包中翻腾了半天，才拿出一个深绿色的塑料卡片，说这就是他的“工作证”。仔细看，卡片上除了“李国金”三个字是中文之外，其他均是英文。卡片的外面贴着李国金的一张穿老式警服的照片。李反复解释说这就是监察部发给他的工作证，并说这上面的内容只有用专门的红外线仪器扫描才能看到，他凭这个工作证可以进出瑞士、香港、澳门、英国、法国五个国家（地区）云云。警方从该“证件”上的英文发现，的确有李所提到的上述地名，但此证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个工作证。为解开此谜，他们立即找来了英语翻译。原来，李某所谓的“工作证”，是一张他自己所带“梅花”手表的保修卡，其中英文说的是“持卡人凭此卡可以在上述国家（地区）的保修点进行保修……”真是天大的笑话！
为了彻底撕下李国金的假面具，海南省纪委有关领导致电中纪委、监察部有关部门请求协助核实李国金的身份。中纪委、监察部复电：“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没有第十八室南方组这一机构，也没有名叫李国金的干部。”
编者点评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警方控制住李某后，问了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竟然一个也答不上来。如“中纪委信访举报中心的办公地点在哪里”“你这个副处长的上级叫什么名字”等。其骗子的嘴脸暴露无遗。
至此，李某自称是中纪委十八室南方组副处长的假身份被彻底揭穿。
侦查工作在一步步取得进展，李在铁的事实面前一步步地后退。我们不妨将一段讯问笔录呈给读者：问：你到海南来是不是组织派遗？
答：不是，是为私事而来。
问：这个保修卡是你的工作证吗？
答：不是，是我梅花手表的保修卡。
问：这上面粘贴的穿老式公安服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答：是我借穿别人的上衣照的。纯粹是玩玩而已，是哄骗而已。
3.撕下“治安科长”的假面具
一天下午，山东某乡村的张老太正在邻家串门，门外蹦进来一群孩子，争先恐吓后地冲她嚷：“有个警察在你家找你。”老太急忙往家赶。门口站着一个微胖的小伙子，穿着警服，戴着眼镜，一副憨态可掬的模样。“我是公安局的，你儿子不是去年因盗窃被抓了吗？那案子就是我办的。我发现他挺可爱的，就跟他成了朋友，正在帮他开脱罪责。”老太不知是假，连声称谢。
“今天我顺道替他来看你。他借过我100块钱，我原来寻思算了，可现在我媳妇等钱做买卖，你看是不是先把钱还我？”老太哪敢怠慢，忙不迭跑到邻居家借来100元钱，拱手交给“恩人”。
在县城摆摊卖水果的董大爷，经常看见这个穿着无衔警服的小伙子神秘地在街上走来走去。有一次，董大爷好奇地问：“小伙子，你整天在忙啥？”他说：“我是县局治安二科副科长。最近来了帮外地抢劫杀人的犯罪团伙，我负责盯梢。”说完跑步离去。如此几次，董大爷对他的警察身份深信不疑。
一天晚上，董大爷正准备收摊，那男青年急火火地跑来：“大爷，我弟弟开车撞了人，伤员在医院抢救，我带的钱不够，还差100块钱，你能不能帮我解解急？”既是“警察同志”求助，董大爷当然没有驳他的面子。
春季，一身警服的男青年又出现在一屠户家。他说：“我是公安局分管后勤的科长。‘五一’节放假，单位想给同志们发点儿福利，想在你这儿抓1140斤猪肉、1140斤排骨，后天来看货，给现钱。”屠户听说有这么一大笔生意，当然很兴奋。那个警察又说：“刚才驾车时刹车过猛撞了树，不能开了。大修厂说得400块钱，可我身上只有200块。你看能不能先帮我个忙？”大主顾怎能轻易放过？屠户不假思索，掏出200元钱，并说：“我找个车把你送到大修厂。”
一天，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个退休教师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叫“景某”的学生前天上午到他家，称自己现在是公安局治安二科副科长，专门开车解犯人，这次出发不小心轧死了一只奶羊，羊主非要赔300块钱，可他身上仅带200元，特上门借钱。因老人深知此人上学时就撒谎成性，所以对他半信半疑，没借给他钱。景某留下一张名片，现在他按照那上面的号码，特意打电话问问，景是不是真在公安局工作？
此后，指挥中心又接到类似的电话。当事人说，几天前，有个自称景某的男青年来到他家，说是公安局的什么科长，还说：“前两天清查时抓了两个人，交代说曾往你家打过恐吓电话，因此特意登门调查情况。”来人装模作样记录之后说是借几个钱修车。他寻思公安民警不会有假，就给了来人200块钱。后来四处打听，公安局没有这个人，估计自己八成是被骗了。
这个骗子骗取居民群众的钱财，每次数额虽然不大，但其作案密度之高、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迅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指挥中心迅速发出指令，将案情及景某的特征通报各派出所，要求在加大宣传防范力度的同时，强化辖区控制，注意发现、抓获景某。
一天晚上，一男青年到某镇一家旅社要求住宿。两个服务员怀疑地问：“你是哪儿的？”男青年掏出一张名片：“我是公安局的，我的车坏了。”边说边把名片递了过去。两个服务员互相使了个眼色好吧，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并给他倒了杯水，打开了电视机。他们急忙打了报警电话。
此人正是景某。面对讯问，记忆超人的他不歇气地说出了以“蓬莱市公安局治安二科副科长”身份行骗数十次的过程。他骗取的钱财从40元至200元不等。正是因为损失数额不大，多数人才未向警方报案。
编者点评
幼年的景某调皮好动，跟随在基层任职的父亲，辗转于多处乡镇上学。父母对他的过错坚持“教育为主”，而这对桀骜不驯的他来说，无异于过耳轻风。久而久之，他对父亲的谆谆教诲置若罔闻，甚至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
他像没头的苍蝇浪迹于社会，穿梭于形形色色的场合、人群之间。他真切地体验到了金钱的重要。“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他笃信这句话，向往那种名声显赫的荣耀和受人尊敬的风光。他暗自下了决心要当警察，哪怕是假冒的，也要让社会知道自己的存在。他到一家商店购买了警用衬衣、警裤、领带、警帽、仿真玩具手铐，把自己武装成“民警”。然后又印制了100张“公安局治安二科副科长’’的名片，仿造了“公安监督工作证”和上岗证，开始了招摇撞骗的犯罪活动。
景某的最终落网验证了林肯的那句名言：你可以在一个时期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永久性地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