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文汇报》复刊之后，报社编委会就给北京办事处来了一封信，说是为了给“双百”方针鸣锣开道，活跃空气，决定发起一场讨论。但讨论什么呢？集思广益，要求“北办”记者多多征求各界意见，给予大力支持。接信后，我便认认真真地在我采访的文艺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我所接触的美术，音乐、电影界的朋友们，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干部，听了都极为兴奋，希望我们报纸能够讨论他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们也被“双百”方针的精神鼓舞了，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我听着，觉得问题确实不少，但是我感到有的还不适宜公开，有的读者不一定有兴趣。后来，我又跑到中宣部文艺处去找钟惦柒，听取他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中宣部，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钟惦柒。
红墙里的影评家中宣部设在沙滩红墙里面，这里原是紫禁城的一角。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经过几百年风风雨雨，早巳破旧斑驳。我想，过去这可能是小太监的居处。钟惦桨就孤孤单单的坐在那里一间小小的房间里。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似乎都是熟朋友了。他那时常在报刊上发表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已经颇负盛名了，我很欣赏他的文章，觉得它没有八股味道。本来在我的想象中，他是很高大的，而实际上，他却显得那样矮小，穿着一套灰布中山装，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在深度的镜片后面，一双小小的眼睛射出深邃的光芒。
当我和他谈到，我们报纸为了贯彻“双百”方针；准备开展问题讨论时，他立即表示：“电影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他很兴奋的把电影工作中的问题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他说：“现在许多人把毛主席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机械地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而且写工农兵不能写缺点，不然就是污蔑工农兵。同时，对解放前拍的一些好的影片，又一概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电影……结果弄得影片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就知道了结局，谁爱看呢？所以票房价值极差，常常连成本也收不回来。”
钟惦柒对电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侃侃而谈，一口气就讲了近两个钟头，讲得有条有理，问题看得又深又透，我很是钦佩。他是中宣部文艺处负责电影的干部，我相信他对电影问题的研究，资料的积累，已决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话非常吸引我，使我对电影问题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把这些推到版面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也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
回到家里，我兴致勃勃地把当天的收获告诉梅朵，决定积极建议报社讨论电影问题，不料他却意外地表示反对。原来他担心，因他当时还在电影局工作，而且还处在靠边的地位，深恐电影局会认为这场讨论是他鼓动我这么做的。
“这是我搞的，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梅朵实在多虑，我可不相信堂堂电影局的领导会把妻子的账，算在与此毫不相干的丈夫头上。如果真的这样，不是太荒唐了吗！更主要的是，我认为电影讨论不是坏事，听听群众意见，对改进工作只有好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吗？我根本不理会梅朵的顾虑，立即给报社编委会反映了钟惦架的意见以及我的看法，建议发起电影问题讨论。
果然，报社采纳了我的意见，仔细研究了钟惦架的观点，决定发起电影问题讨论。编委会来信中表扬了我的建议，但又说：“讨论只限于上海进行，由副总编辑唐海负责。“北办”没有任务。我本来以为在这次电影讨论中自已可以大显一番身手，现在一下子觉得无事可干了。可是旋即一想，上海是我国电影的发样之地，是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们的荟萃之处，很多导演、演员都为群众所熟知。讨论先从上海开展起来，这也有道理。
出乎意料的收获
虽说“没有任务”，但有些事情还是落到了我的头上。电影问题讨论一个月后，意见都提得差不多了，编辑部准备鸣金收兵。这时唐海来电话要我从速去采访文化部电影局领导，请他们谈谈对电影讨论的意见，并听听他们准备怎样改进工作。我奉命办事，先兴冲冲地跑到拾饭寺去找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但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于是我只好直接打电话给电影局局长王兰西，碰碰运气了。
我原以为王是行政领导，也许更不愿同我谈，我得有个思想准备，想不到他却一口答应我的要求，并对我说：“电影讨论我每篇都看，确实谈出不少问题，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准备改进工作，办法也研究过了，明天局里开大会，我就要向大家宣布，你来参加我们的会吧！”
更出乎意料的是，电影问题讨论才一个月，电影局连改进措施都已经研究过了。那些措施听来也真新鲜，例如，改变影片的审查制度。自明年1月1日起，电影事业管理局一概不再审查影片；每个摄制组都以导演为中心，影片一律由导演负责；制片方式方面，改变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的违背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柳度。王局长在大会上宣布说：“在上海一个大厂可以分成几个小厂，厂名嘛，就叫它昆仑也未始不可。下面可以组织许多创作集团，发挥各自的特长和艺术风格，展开竞赛……，哇！这些改革措施，步子之大，真正出入意外。
王局长对我友好极了，他一面作报告，一面却不断的与我点头示意，甚至微笑对话，弄得许多人都回过头来看我，叫我好窘。会后，王兰西专门接见了我，他满面笑容地感谢文汇报推进了他们的工作。分别的时候，他一再关照：“以后多多联系，多多联系。”我听出他话里的潜台词：怪我们事先没有同他通气，叫他好被动。我暗忖：这怪不了我呀，电影讨论由上海负责，“北办”没有任务嘛！
我把王兰西的报告写成了一条消息，快快送他审定，而他却已到上海去了。于是我给报社寄去，并提醒编辑部，稿件务必让王兰西亲自审定。事后，唐海在电话里却告诉我说：“王兰西对你很有意见。”我听了，百思不得其解：我同他只有这一次来访的关系，而我坚持新闻要让他本人审改，做得够道地的了，怎么还对我有意见呢？后来消息上了头版头条，处理很突出，题目叫做《改进电影事业的重大措施》，第二天又发了一篇社论《电影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显然，消息与社论的刊出，应该说是表示电影问题讨论到此将告一段落。这里附带说明的是，消息我是完全按照王兰西的大会报告的原话写的，而发表时，已被他改得面目全非。
说实在的，我对电影问题讨论并没有做多少事，除了提出建议和发一则消息以外，再就是唐海到北京来时，曾陪同他一起去看望过钟惦柒。那次梅朵也去的，梅朵已离开电影局《大众电影》，调来文汇报，也没什么顾虑了。唐海向钟惦柒谈了电影讨论的种种情况。我们曾希望他为电影讨论写一篇总结性的文章，而他一再推辞，后来他却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电影的锣鼓》的评论文章，准备交给文艺报发表。梅朵觉得这样不妥，与钟惦柒协商，最后让文汇报与文艺报同时发表。
毛主席出面讲话了
电影问题讨论历时近五个月，一波三折，反对者可真不少。最初，讨论挂的牌子是：《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这个题目据说是编委会再三斟酌才决定的。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样少，那意思姥是，好的国产片是有的，只是少而已。对这个题目，编委会很自鸣得意，我也十分欣赏。可是没过多久，这块牌子不翼而飞，代替的题目是《电影问题讨论》，平庸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打听之下，才知道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张春桥对这场讨论很有意见，他说：“你们用《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作为讨论题目，就是不要人家谈电影的成就，只能谈缺点。”并命令“牌子一定要换”。报社无奈，只得更换牌子，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四平八稳。一时沸沸扬扬的对电影讨论横加指责，我耳边刮到这些捎息，好不泄气。
正在灰溜溜的时候，突然听到毛主席肯定电影讨论的声音，这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使《文汇报》的每一个同志都精神焕发起来。
毛主席对电影讨论的肯定千真万确，这是我们的总编辑徐铸成亲耳听他说的，在场的还有邓拓、金仲华、王芸生、赵超构、舒新城等，都是新闻出版界著名的人士。那是1957年3月份的事，当时徐铸成等被邀请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和新闻出版界人士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毛主席表扬《文汇报》的那些话，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讲的。
在这次座谈会上，毛主席谈的主要是“双百”方针的宣传问题。
徐俦成的位置被排在主席的旁边，中间仅仅隔一个金仲华。毛主席的讲话他听得很清楚。后来，徐铸成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对着笔记本详详细细地向我们传达，生怕漏掉一个字。
毛主席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
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
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
你们报上（指《文汇报》）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都有益处。”（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毛主席的讲话，整整传达了一个上午，我奉命记录，下午就马不停蹄地加以整理，我记得又快又好，简直一字不漏，记了足足九干字。晚上就通过航空专递送到上海。编辑部第二天就进行传达，第三天、第四天，许多单位领导人闻讯，都借去作了传达。主席风趣的语言、透辟的思想，鼓舞了整个上海文教界。
接着，我就“双百”方针问题访问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特别请他谈谈对本报电影问题讨论的意见。周扬回答我说：“我认为《文汇报》的电影问题讲座是有益处的，电影工作有缺点错误是客观事实，并不是《文汇报》讨论了才有的，这个讨论对改进电影工作起了推动作用。报上所发表的电影工作者的意见，大部分都是好的，他们反映了电影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并且提出了积极改进的意见。至于说讨论中有不正确的论点，既然是讨论，那就会有不同的论点，正确的和错误的都有，这是不足为奇的。即使在同一个人的意见中也可能同时包含着正确的和错误的部分。不能要求报上刊登的每一篇文章的意见都正确。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往往只有在经过不同意见的充分的自由讨论之后才能达到。”周扬的意见当然是与毛主席的意见一致的，把周扬肯定的话公诸报端，也等于给电影讨论下了结论。于是那些对电影问题讨论耿耿于怀的衮衮诸公，只好缄口不言了。
风云突变 厄运临头
可是，没有过几个月，风云突变。1957年7月，反右派斗争开始了，电影问题讨论被说成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放的第一炮，参加这场讨论，提过意见的，不少人遭了殃。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钟惦柒。电影界召开批斗右派分子钟惦斐的大会，连开一个月。我和梅朵奉命参加。我很想溜之大吉，但不行呀，说是参加，实际上是陪斗。我如半途而退，岂非罪上加罪！
我顶计到自己会在大会上亮相的。果然，电影局一位负责人在会上发言时说：“《文汇报》电影问题讨论是姚芳藻主谋发起的”，而我完全估计不到的是，他紧接着就说：“姚芳藻背后是谁？就是梅朵，这不是很清楚嘛！”接着，他对梅朵大加鞭鞑！
天哪，果然把我的账算的梅朵的头上！梅朵的预计是对的。
梅朵就坐在我的身边。他被震动了。我伸过手去，紧紧的捏着他的手，表示我的歉意。
大会的最后几天，我和梅朵都遭到批斗，对梅朵的火力比对我要猛得多，有人甚至这样指控他：“你借电影讨论想把电影局负责人打下去，自己来做电影局长。”何其荒唐乃尔！
就这样，我们都成了这场电影讨论的“罪魁祸首”，我想申辩，但这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选自《文汇报回忆录·在曲折中行进》，文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