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来似很荒唐、矛盾、不合逻辑，但却是历史的真实。
1956年3月的一天，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照本宣读朱总司令刚刚从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准听，不准记，也不准泄露给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会议秘书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就怕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平息不了每个人内心的狂澜。起初我也不能理解，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为什么竟会有缺点错误，而且严重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同时在全世界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竟会让如此严重的错误发生，而且久久不能被揭露纠正？由此我想到了我们自己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
结果很不妙！我觉得我们对毛主席的颂扬也太过：似乎毛主席无所不知，无所不精；既能事无巨细地通晓古今，更能万无一失地预卜未来；不仅指挥战争，领导建设等两方面有着盖世的才智，就是在思想作风、生活道德等方面，也都堪称世人楷模。因此他是人间的红太阳和人民的大救星，是积人类全部智慧的最最伟大的天才。
对这样的宣传、赞颂与教导，我以为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许多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太过的做法及其相应的许多概念的形成，已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有害的影响。
1956年6月，带着这样的思虑，我与同是军事记者的李耐因同志，奉命去协助上海分社搞好对苏联舰队访华的报道。在舰队旗舰“德米特里·波日阿尔斯基”号巡洋舰的客厅中，我们注意到只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而没有斯大林的像，然而这是不能多嘴多舌的。离开北京时，我们就被告诫过：与苏联同志接触，不得涉及赫鲁晓夫的报告与斯大林事件这类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与中国同志交谈，如有苏联同志在场，也不得谈论这些问题。因此从始到终，我们都严守了这条纪律。
6月25日晚，苏联舰队返航海参崴前夕，在上海外滩举行盛大联欢会。无尽的人流，从各条马路向外滩涌去。一辆辆小汽车，开到了和平大厦门前，华东局和上海市的一些首长的夫人们、孩子们和保姆们，喜笑颜开地下了车，在门口警卫人员们的躬迎下走向了电梯。
这会儿，这里仍然是接待苏方舰队的工作委员会会址，苏方舰队的将军们也还住在这里。按规定，非委员会工作人员及专门采访的记者们，其他人等是一律不准入内的。可是对于这样一群人，不但不予以查问，反而被恭恭敬敬地引护到9楼之上宽大楼顶平台，一览无余地欣赏欢腾壮丽的夜景。
苏联舰队去后，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盛大宴会，赴宴的都是咱中国人。我虽然没有去参加这“最后的晚餐”，但据说举行这次盛宴，是接待经费还有富余，就用来稿劳接待苏联舰队中都十分辛苦的工作人员。这就是说，预算的经费没有花完，不必再缴回国库，倒可以拿来大吃大喝。
此外，我还看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特权腐败苗头。
7月下旬，我从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苏北故土——阜宁县沟墩镇。
1947年5月，为配合山东主力部队在孟良崮围歼蒋介石的王牌军74师，苏北敌后部队也纷纷出击，目标之一就是沟墩镇。当盘踞在这里的蒋军被歼灭后，我匆匆来到家门前，只见草屋四周弹坑挨着弹坑，泥巴粘合的碎砖墙上更是弹痕累累。万幸，全家老少惊而无损，见了我都泪水涟涟。从那之后的大部岁月，我都在国内外战地采访，没有再进过家门。
1957年的这次回家，我满以为经过七八年的恢复建设，家乡一定已经大变样了，然而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坑坑洼洼的街道，零落不整的房舍；国民党军队残留下来的破碉堡和零乱的铁丝网，仍然散布于桥头河边；镇内外许多乡亲的日子也过得很苦很苦。
如果说：“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为什么我们的家乡照了这么多年还是不怎么亮？
深入了解，原来是当地的不少干部只热衷于捞钱捞物，吃喝玩乐，欺压群众，私设公堂，不服气的党、团员和老百姓再怎么上访上告，“上面”的人似乎都无动于衷，使得个别乡亲失望至极，只得饮恨自戕而亡。
当年10月，发生了“波匈事件”。为了吸取教训，我决心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把自己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种种思虑和在上海、苏北等地的所见所闻，向党的最高领导层和盘尽托。
这时我已在外交学院专攻英文，学习很紧张，只能利用周末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空闲，背着当时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悄然而写，直到1957年4月，还没有写完。后来听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似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一目了然，并决定通过整风予以认真克服。于是我觉得没有再把这封长信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热切期望完全寄托于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在全国大鸣大放时，虽有许多人反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我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也没在公开场合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没有明确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鸣放时，自己应该谨言慎行。
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了赫赫声威的“反右斗争”。那些在我们党的鼓励欢迎下各抒已见的人物，几乎一一都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又是“为什么？”
正当自己大惑难解而更加翼翼小心的时候，北京所有高等院校党支委以上的同志，都奉命在同一天上午去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报告。由于本人也是一名支部书记，也去听了这个报告。
在广安门内白纸坊印钞厂的大礼堂讲台上，彭真音宏气足地说，这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条心。他们装着响应我们党“欢迎发表不同意见”的号召的模样，骨子里却要推翻我们党，或与我们党平分秋色，轮流坐庄。
彭真接着打着有力的手势，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那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一方面，党的组织领导确有许多自己尚未觉察的不足之处，需要大家提意见，多帮助；另方面，党内也确有许多人蜕化变质，胡作非为，骑在人民脖子上拉屎撒尿，害得在他们鱼肉之下的人民怨声载道，有冤难伸。这就更需要予以无情地揭露，并请大家帮助党组织想想办法，认真解决这个大难题。
“再说，党的方针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也并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风顺的。这也是需要大家帮助党的领导洞察秋毫，力求改正完善的。
“总之，‘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党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作保证……”
那年头，除了毛刘周朱陈林邓，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一位，所以有些同志在背后里都习惯地称他为“彭老八”。对于他这等热诚坦率、语重心长的讲话，谁还能不信以为真地心头热乎乎？
一切茫然疑虑都立刻烟消云散。
当晚，在外交学院的一向屋子里，许多中央部门派来学习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召开了联席继续鸣放座谈会。我第一个带头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虑一吐为快。其主要观点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最最令人担心的隐患，莫过于“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控制与梢除，而听任其发展蔓延，必将导致国蔽民塞，全国各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对其抑制与消除的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胆批评，切实监督，改进选举：人民代表要讲真话，对人民说话要算数，确保和尊重人民应有的民主自由权；举国上下都该讲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长特权现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与制度等等。
不日，新华社也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开了个继续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我认为，我这都是遵照党的指示说话的，即便态度率直了些，语气重了些，也都是为党好，不会有任何问题，因为“彭老八”代表党中央当面作了保证的。
隔了几天才知道“彭老八”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与“保证”，不过是毛泽东“引蛇出洞大阳谋”的一个招儿罢了。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批评帮助”的时候，同志们在温习外文的那个大会议室四周的墙壁上，只不过贴了些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谈用词欠当的小字报，内部文件照看，大家照旧称我为“同志”。
可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断然宣布；“总社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判。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连我当时的妻子都不知道的那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尚未写完的长信草稿，以昭心迹。没料到这又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反右”好汉们如获至宝地称做“万言书”，让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进行总攻击的“炮弹”。
1957年7月25日，新华社在中央机关反右斗争蓬勃开展的综合新闻中点了我的名。8月7日，新华社又专门以《新华社揭发反党分子戴煌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为题，播发了一条长达三千来字的新闻。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几乎悉数刊用。《人民日报》把标题改为《清算这个极狂妄板反动极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上海《文汇报》的标题是：《戴煌想干什么？》香港的一家别有用心的大报在其头版头条，用了火柴盒般的9个大字：《新华社记者也反中共》；台湾方面则以台北新闻界名义向我播发了公开信：“欢迎戴煌先生到台湾来”。路透社驻北京记耆漆德卫，在其（北京“右派”浪潮）的新闻中，前半段写的是丁玲和“丁陈反党集团”，后半段就写了我这个被他称做的“新华社的年轻工作人员”，虽然当时他才27岁，我还比他大两岁。法新社驻香港记者洛甘，当天也摘发了新华社的稿件，说“新华社指出这个共产党员记者自从1944年就是一个反党分子”，“人们揭露戴煌曾经着手写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万言书，在其中攻击共产党领袖，指责党的干部对群众采取狂妄和傲慢的态度”。
紧接着，《解放军报》发了这样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说这个“集团”以我与李耐因为首，成员还有韩庆祥与路云。随之，南京《新华日报》发表了《“戴青天”还乡记》，把我揭发的家乡一个最坏的新恶霸描绘成一个大好人——似乎我既然成了“敌人”，那么“敌人”所反对的当然就是“好人”了。
另外，凡是平时与我比较谈得来的同志，不是“反党右派小集团成员”，就是“单线联系”的“右派分子”或“中右分子”。其中被称做“单线联系”的“右派分子”，有另一位军事记者李犁和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准备派驻国外的姚昌淦同志。
这样，我就成了新华社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党内“右派”，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工资一抹到底，妻子离婚，一个孩子送人，去北大荒流放了近三载之后，又在监狱和劳改队里磨受了十四年……“反右斗争”40年过去了。从那之后中国发生的许多导致全党全国几乎濒临崩溃的事，已为全世界所熟知。所幸的是，正如国外有报纸说的，“在毛泽东之后，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者觉醒了”。
的确，许多的中国人是真正觉醒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和党内同志对“神化和特权”现象是早就痛恨和摒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