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胡乔木传》编写组
受命创建
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于4月5日递交的《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决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9月22日，邓小平对一封人民来信作了“社会科学院处于无人负责领导的状况，应考虑”的批示，并转请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阅处。此后，中央决定要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创建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要邓力群做他的助手，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胡乔木提议于光远也到社科院任副院长，中央表示同意。
这时，胡乔木正受邓小平的委托忙于两篇重要文章的撰稿和修改。一篇是胡乔木主持撰写的阐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文章（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另一篇是协助修改的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题为《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11月1日，前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一篇文章也即将完稿。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即于11月上旬到任。11月10日，他们向国家计委报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启用。而中央的正式任命通知，到11月26日才发出。
实际上，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在11月上旬就已到任。11月10日已经向国家计委报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启用了。
胡乔木一向关注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文学研究所就是胡乔木在1950年代初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又直接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名组建临时领导小组，送走宣传队，召回研究人员，恢复业务工作。并报经中央确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这回中央任命他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他打心底里感到高兴，立即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他集中精力于社科院的工作不过两年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乔木在党内外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他心中最为珍视的恰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这个职位。日后他曾风趣地对人说：“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
1977年11月上旬，胡乔木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带着行政管理局长打扫院大楼的公共厕所。对于“文革”后逍遥散漫的人们，无疑是一种无声的精神动员。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等到任后都没有对社科院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和科研工作讲什么意见，他们让原来临时领导小组的同志继续主持日常工作，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则带领调查组一头扎下去，到各研究所、院属各单位调查研究。
当时全院有两千多职工，14个研究所。胡乔木他们到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一个研究所听取意见，了解情况，整整花了一个半月时间。调查组听取了930位同志的意见，其中胡乔木、邓力群两人亲自听取意见的有210位。
通过这一个半月调查，胡乔木等人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学部确实是一个遭到严重摧残的“重灾区”。除考古研究所，因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进行发掘之需，在周恩来、郭沫若支持下于1968年恢复工作以外，绝大部分研究所直到这时都还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政治上遗留问题多，派性严重，冤案成堆。“文化大革命”中，学部也是分成两大派。随着运动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同心悲悼。“四五运动”中，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反对“四人帮”的大联合。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画了等号。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矛盾和对立，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这样一来，在“四五运动”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分裂。因此，哪个单位都在算陈年旧账，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纠缠不清，思想十分混乱，科研工作也无法正常开展。
胡乔木同邓力群、于光远商量，社科院的工作重点是科研，要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上来，把科研抓上去；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揭批“四人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全院有54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了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继续前进。而作为一个新建单位，建立健全院、所两级机构，及时调配干部等组织建设工作也是当务之急。
经过调查研究，从1978年1月起，胡乔木一方面建立、健全院、所两级领导机构，调配干部，一方面及时作出部署，双管齐下，把清查运动与复查工作和科研工作同时开展起来。1月11日，全院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随后各所制订（或修订）科研计划，社科院和教育部筹备联合召开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会议。1月12日，邓力群主持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在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等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项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把社科院的框架搭起来
首先是建立、健全院一级的领导班子和机构。
大约在1977年11月，外面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邓力群知道后即向胡乔木建议让他来当副院长。胡乔木有顾虑。后来，有一次在邓小平那里谈到周扬。邓小平说，让他当个顾问吧。这样，在1977年12月23日，中央下发了对周扬的任命。1978年1月17日，院党组向中央请示，提出党组成员建议名单，建议周扬参加党组。经中央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由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周扬、刘仰峤、宋一平、王仲方七人组成。胡乔木任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任副书记。
到这年夏天，胡乔木同意邓力群的意见，让周扬担任实职，当副院长。同时，还请经济学家许涤新、外交家宦乡担任副院长；齐燕铭、陈翰笙为院顾问。1978年9月10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一届党组组成的请示报告。胡乔木为党组书记，邓力群、于光远为党组副书记；刘仰峤为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宋一平为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周扬、许涤新、宦乡为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仲方、刘导生、梅益、杜干全为党组成员、副秘书长。9月16日，胡乔木主持召开了新党组的第一次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党组的分工。胡乔木是党组书记、院长，领导院的全面工作，负责有关革命史的三部书的写作，并负责联系法学所、语言所、新闻所、情报所以及教育部教育研究所。邓力群、于光远、周扬等也各有分工。
至此，院一级领导班子比较健全了，院长、副院长都是老干部，同时又是学问家。
在1975年7月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已经确定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成员时，邓小平就嘱咐：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增加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社科院成立后，胡乔木在实际工作中感到，社科院副院长的确还需要有专门做学问的著名学者出任才好。他觉得钱钟书和夏鼐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钱钟书是胡乔木在清华读书时的高班同学。学生时代即已崭露头角，名震全校。以后几十年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他学贯中西，在中国古典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深为国内外学术界敬仰。胡乔木同他虽然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殊途同归，互相敬重，情谊颇为深厚。1982年5月，胡乔木在主持起草中共十二大报告的日子里，利用一个星期天专门前往钱钟书寓所敦请。知情人后来回忆此事，写道：“大约是5月份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钟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胡乔木登门，说了老友之间充满情谊的话，恳请钱钟书“出山”。素以仕宦为畏途的钱钟书，却不过老朋友的面子，只好“蒙命承乏”。
夏鼐是卓越的考古学家，在他带领下，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时代。他也是一位“一心一意为提高本学科的水平”、“在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胡乔木恳切约请他出任副院长，夏同样被胡乔木的真诚感动，“勉强同意”。
全院的职能部门，在1978年1月也都及时建立起来。1月19日，经中央批准，院党组任命刘仰峤为秘书长兼科研组织局局长，王仲方、杜干全为副秘书长，宋一平为政治部主任，刘导生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31日又任命了王平凡、李彦为政治部副主任，鲍正鹄为科研组织局副局长，杜敬为行政管理局局长，雷青云、郝晋卿、肖佛先为行政管理局副局长。3月15日院党组会议批准院办公室的任务、机构、人员编制方案，任命邢方群为主任，向培祖、江明、丁盘石为副主任，决定以后每周四上午为院领导办公会议时间。至此，院的职能部门健全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建立起来了。
这时，社科院的某些职能部门，特别是一些研究所还需要充实干部。胡乔木提出设想，邓力群组织抽调。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对这项工作很支持。从全国各地，从中央的一些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科研能力和相当专业水平的干部。前后调进社科院的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许涤新、马洪、钱俊瑞、王光美、刘明夫、武光、石西民、许立群、刘思慕、梁寒冰、王耕今、薛宝鼎、沙汀、陈荒煤、吴介民、宦乡、李慎之、浦寿昌、浦山、何方、徐达深、杨克、梅益、安岗、温济泽等。朱镕基也是那时由马洪从石油部管道局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室主任的。
为调干部，胡乔木颇费周折。温济泽是个典型。温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1957年在广播事业局打成右派。胡乔木当年就同主管广播事业局的廖承志商量，未能挽回。这次胡乔木为调温济泽，先亲自打电话征求温本人的意见，后又同张香山（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商谈了三次，才把他调到社科院，让他担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后又给他甄别平反，恢复组织生活。温成为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第一人。1978年10月中旬起，又任命为新成立的研究生院临时党委书记。多少年后，温济泽回忆胡乔木调他的经过，讲到第一天到社科院上班的感受，写道：“一夜之间，我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既觉得20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又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但到办公室一看，秘书小于已经帮我布置好一间办公室了，同志们待我都很好。我深深感到乔木同志对我的这种‘同志情’，‘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这批干部调进来以后，院职能部门的领导和研究所、室两级领导得到充实，配备齐全了。
1978年4月20日，胡乔木代表党组在各所总支书记联席会议上宣布了部分所长、局长的任命决定：科研组织局局长刘导生，外事局局长唐恺，世界政治经济所所长钱俊瑞，哲学研究所所长许立群，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情报研究所所长鲍正鹄，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詹武。
按中国的习惯，“社会科学”包括国际通认的“人文科学”在内。胡乔木看到，在学部基础上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规模不大，学科门类也不齐全，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原有的一些学科也严重萎缩甚至被取消了。这种状况同改革开放形势下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很不相称，必须及时改变。在1978年1月11日召开的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胡乔木在讲话中提出要增加一批新的研究所的设想。他说：现有的研究所不够完整，不能代表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和国家的需要，许多学科缺门，已有的所本身也有许多缺陷，需要努力弥补，同时还需要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