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么瘦弱的身躯里竟然有那么一股气,那么硬的一股气。
一直想动笔,写写流沙河。
却又不敢动,生怕写不好,反倒有辱于先生。
于是,便是这样想着,一年一年又一年,任那时光流逝着,在那巴山蜀水间,在这潇湘夜雨中。
夜雨,淅淅沥沥的,好像永远不会停了。
我想:我该动笔的,即使写不好,也没有关系。
那样瘦的一个人,那样弱的一个人,究竟有股什么力量使我时时想起他呢?
他的诗?他的文?都有吧。还有那股气。
那么瘦弱的身躯里竟有那么一股气。
那么硬的一股气。
那气真非我能表述。
这就是我为何想着却没落笔的缘故吧。
我与他相识,也是编《书屋》。我与很多人的交往,都是因为编《书屋》。如果没有编《书屋》,我也可能还是那样,默默一个人,默默读着书,默默看着这个世界,默默写着一点东西,一点不为人知的东西,走完自己这一生吧。
这也是一生。人都有一生。
然而,我却编了《书屋》。
于是,认识了流沙河。
好像是二〇〇〇年吧。或者是一九九九年?现在,我已说不准了。再拖,更加难说清了。好在不是写什么历史,历史只属于大人物的,时间于我等无所谓的,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吧,反正是那前后吧,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电话是吴茂华打来的。吴茂华是他的夫人。
原来,他们路过长沙,想约我去见见面。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想要见还没机会呢,立即送上门去了。
一个极其瘦弱的老人(虽然我也不算年轻)。
双方坐定,谈了起来,没有一丝半点虚情。
灯光,黄黄的。茶香,浓浓的。他的声音,很轻,很轻。
谈了些什么,无法复述了,主要是《书屋》。
每句话都寄托着对《书屋》的殷切期望,每句话都饱含着对《书屋》的无限关心。
我只觉得告辞之时一股气力深入我心。
那股气力直到现在还在流着驱动我心。
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至今,回想,有愧于心。
《书屋》曾经……《书屋》已经……只记得那电话铃声……仍是吴先生的声音……她说听说了《书屋》的情况,流沙河给我写了幅字,不知我的想法如何……
我说当然求之不得。
字很快就寄来了,特快专递送来的:
周实先生涵赏
读书归小屋 玩月驾扁舟
流沙河
新世纪元年六月杪 时年七十作于成都
字有繁体有简体,可谓新旧结合了。
每一个字都是情意,我也心领神会了。
流沙河先生,好温暖的人,在那巴山蜀水间,在这潇湘夜雨中。
这是我在收到流沙河的墨宝之后即兴写下的一段文字,距今已有十三年了。日子过得快不快?过得真的非常快。只是他在我心中还是先前那模样:虽然人瘦堪比黄花,情思却似烈火燃烧。比如他的经济三疑:
一疑经济基础能够决定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上层建筑。我学过的唯物史观总说,存在决定意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思想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在内。政治思想不过是经济基础的投影而已。这些道理,当初深信不疑。一九五八年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小农个体一夜之间变成大农集体,政权与公社合为一。这种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应该是由于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推动所致。但是我看见牛耕仍牛耕,锄挖仍锄挖,镰割仍镰割,手栽仍手栽,生产力方面变化小得很。事实是反右派斗争后,“左”派抬头,公行霸道,由城市而波及农村罢了。这不是倒过来,政治思想决定了经济基础吗?老实说,“霸王雄”眼里,他的政治思想不但是其他意识形态之父,还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生身之母,他想生个啥样的儿,就可以生个啥样的儿,哪怕是怪胎,只要他爱。公社化后,饿死百姓,摧残山林,“左”祸不绝,社会经济基础恶化未已,无一不是政治思想盲动所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开始良化,亦缘于搞活的政治思想主导,方有今日。这不也是倒过来,政治思想在决定经济基础吗?
二疑经济学科能够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学科务在阐明学理。经济学理讲得舌粲莲花,头头是道,与我们面临的经济状况之间,相去甚远。理是理,事是事。以理办事,有个知易行难的大问题。何况所谓经济状况,根本就是瞎子摸象,各说各的。状是何状,经济专家都在瞎摸各说,普通人如我者就更不明白了。经济状况的外围是经济现象。经济现象的外围是经济生活,日常现实,我们百姓生活其中。从学理到现实,其间横亘万水千山,望而生畏,较之从脚到鞋再到鞋印的距离更远些,指导又谈何容易耶!上头颁布经济方面某个政策措施,荧屏上就请些经济学专家来宣法喻世,实则无非赞圣而已,与学理无关也。经济学科培育人才,亦如数学之训练脑筋罢了。真能够起到一些指导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那当然好;不能够,亦非损失,仍然比盲目赞圣好。不过,盲目赞圣虽然可笑,恐怕还是比瞎指导好吧。
三疑经济规律能够预先认识。同自然科学的异常准确大不相同,各门社会科学包括所谓经济科学在内,其学理方面的种种规律,皆具模糊性质,很难认准说确。经济领域规律性的东西全是事后诸葛亮的产物,能用来解释既成的事实,而不能用来预测未来的状况。规律云乎哉?心中存疑焉。
这段文字他写于2000年的5月,8月发表于《书屋》,文章的题目是《经济迂谈》。现在来看这段文字,仿佛仍然直指当下,风景犹如旧时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