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自然会想到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一则，“人肉筵席”这样的意象，智商低下、识见浅陋如我，是绝对想不出的。二则，足下故事新编“菜单”，前贤狂人，可能在古久先生簿子字里行间已有发现，故而精神传承，似有脉络可寻。鲁迅先生自称所作“忧愤深广”，菁华所系，乃千古绝唱“吃人”两字，实指人对人的精神虐杀。这种从“审恶”到“审美”的升华，既惊世骇俗于当日，亦流风余响及今时。只是狂人之作在一九一八年四月，霜浸雪澌，已如隔世，狂人已然古人。今有贤者，或斥之为“偏激”，或目之为“过时”。隔世即是隔山隔水，语音有讹心性难通，不必强求。但在我看来，发之于历史深层、出之于巨人心胸的呐喊，其警醒的力量，恐怕无所谓偏激与否，更是不会过时的。或不以为然，就请打开电脑，连接网络，随点击声声而至的“菜单”上，未必不会出现或古久先生簿中所载，或足下故事新编曾有，一二花色品种，遵古炮制，家常土菜；只不过一番高精尖包装，酷毙帅呆，以致芸芸网虫，沉浸其中，懒得识辨罢了。八十年前狂人一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知如何回答。穿透历史隧洞的一声呼喊：“救救孩子……”也许真的“过时”——谢天谢地，但愿如此。
老朽妄诞，越扯越远，必大违尊作远旨高义。冒渎之处，祈能谅察。桃李杯酒，江湖十年，馀意难宣，珍重，珍重。
朱健
辛巳夏至，苦雨成秋之际
朱健先生：
您好。信收到。见信如晤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假。我仿佛看见您如何动笔，如何说话，如何写了几句之后，又回过头来改一下。这使我想起十八年前，我写了长诗《小石头》，铁原兄拿回去给您看，您给我写的那封长信。您对晚辈的这份厚爱，真是使人难以忘怀。
您确是宝刀不老呀！
面对您的这封信，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我想我应回一封信，而且绝对不能马虎。不过，什么口吻合适，却又有点拿不太准。虽然论文可以忘年，但您毕竟还是长辈。犹豫再三，抽烟两根，望着袅袅升起的烟圈，觉得还是平实为好，但愿不至于使您失望。
这些年以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写得好些，完成每日的工作之后，业余时间除了看书，总是尽力多动动笔。然而，每每落笔的时候，却又觉得才华不够。当然，也不愿意罢笔，不愿意自己放弃自己。于是，只好垂死挣扎。挣扎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写的一些东西，自然，也包括《刀俎之间》。
《刀俎之间》真的使您感到“心惊肉跳”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自忖也就没有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了。正如您所说，我的心里面，千百年来的皇权统治，就像一个大厨房，专制之刀的锋利，愚民之俎的厚大，人肉之宴的丰盛，恰如流水席一般，一拨一拨的人来了，梦游似的拿起筷子，吃完后，抹抹嘴，拍拍屁股道个别，一个个的满脸油光。这样的食客会记菜单？想来大概不会的，事实上他们也不记，而且大都记性很差，即使吃的是各种名菜！至于那些做菜的人，那些开出菜单的人，历来总是为自己的精明、自己的强悍而窃笑，甚至洋洋得意。
想想都有点令人心寒。
我做的只是发掘工作，将这些菜单稍稍整理，然后举起来，抖一抖，使它发出一点声响，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
我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也只能做这一点。
我明白我写的这些人事，谁都不会愿意看的，谁看了都会心里难受，谁也不愿将这些人事装在自己的脑子里面。那么，为何还要写？这事若往细里说，似乎真还不好说了。
我只能说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是性格使然，我只能说我就是想和所谓忘性过不去。借用中国一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人只要活在世上，恐怕他就无法旁观，哪怕他想使自己旁观，他也是在以旁观的身份参与他所旁观的人事。这样说有点绕口令了。还是这样表述好些：一个无法旁观的人，一个身处局中的人，做事往往都凭直觉，很难有什么理性可言，即使这个人认为自己比世人都要理性十足。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自以为很有理性，做起来却凭直觉的人。
写这一组《刀俎之间》，凭的就是一股冲动。很多时候的情形是：一股气提上来，笔却久久地落不下去，落下去时也显得生涩。我觉得我这个活着的人应该写写古人之死，应该写写专制之刀是如何花样百出地扼杀生来自由的灵魂，应该写写我们人类这个自视极高的物种、这个要统治地球的物种、这个要走向宇宙的物种、这个创造出那么多音乐那么多名画那么多舞蹈的物种，是如何自以为是地将同类悲惨地置于死地的。
我担心的是写不好。
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压根就未想过鲁迅，更未想过波特莱尔。我想的只是我自己和我眼前浮现的情形。我感叹皇权统治的稳定，惊讶人生的变幻莫测，痛惜个体生命的脆弱。这种感叹、惊讶、痛惜，我身边的许多人大都是不往心里去的，顶多也就是唉呀一声，然后又继续匆匆忙忙地过着自己习惯的生活，而我却很往心里去。
我写的只是我的心。
我不写故事，也不写人物，如果我写了，那是我的心。
善也罢，恶也罢，都是我的心。
我的心是怎样的呢？既然已经在谈文学，还是不离文学吧，我写了这么一首诗：
看了这么多小说
心里难过
读了这么多诗歌
心里难过
平凡而又新鲜的文字
质朴而又绚烂的美人
全都无声地坠落尘埃
剩下的只是一些虚华
在骄阳阴雨里生长开花
诗如何？不敢说。尤其是在您面前。七月派的诗人诗歌，总是令我遐想动心。
当代小说于我来说，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是落笔要有现实感。有了现实感，无论写什么，小说都有当代性。如果缺乏现实感，哪怕写的是眼前人事，也会使人觉得遥远。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于我辈确是遥远的。用我辈的目光回望历史，我常生出一种幻觉：我仿佛看见缥缈的目光，穿越幽深的时空隧道，钻入那些尘封的往事，然后与扬尘合在一起，形成那么一种象征。这象征能给人很多意味。这些意味是无法说的，只有那些敏感的心灵才能默默地深切感受。
刀俎之间，路将如何？人曰：不归。
遥想那些不归的灵魂，我写下这组《刀俎之间》，记下刀俎的“丰功伟绩”。
刀俎的功绩如此辉煌，吾辈儿孙岂能淡忘？
周实敬上
二〇〇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再后来，就是2008年了。10月份，他出版了《朱健诗选》。恰恰就在那个月，我的右手不慎骨折，但我还是用左手在电脑上敲下了下面这点当时的感受：
《朱健诗选》出版了，我是应该说一说的。
可是，我该怎样说呢？说他的诗，说他的人，说他的诗与人的关系？
这本诗选初编定时，我曾看过电子版，当时若是落笔的话，肯定能对很多诗说出自己即兴的感受。现在再来写，肯定不同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如果不出这本诗选，我想我们只能看到朱健先生早年的诗，也就是那本《骆驼和星》所选载的那些诗。那些诗是很美的，也是非常耐读的，比如，一九四三年写的《夜》：
夜是一座大门
太阳被强拉进去
——关上门了
我用眼睛扪索着
黑色门板的
无数颗铜钉
和一只银色的圆锁
我失去了……
拿一张银色的弹弓
和一条红漆的手杖
荷包沉重地
挂在腰间
我开始出发
去寻找一件心爱的东西
……
诗很长，有五节。而一九四四年所写的那首奇异的《骆驼和星》，那就更长了，一口气二百五十多行，这里引引第一小节：
昨夜，在干涸了的河底聚会
一位诗人说了一个沙漠的童话
十万年前
沙漠是一片跳跃着波浪的大海
像一座绿色的洞穴
那里住着无数绿色肌肤的美男子
在多星的夜里
他们自海底跃出
赤裸了全身，披散着头发
唱着歌
互相抛掷着浪花
洪亮的合唱
摇动了天空
星星们思凡了
一个一个摇摇欲坠
……
都是很浪漫的诗，都是充满了激情的诗，年轻的诗人年轻的诗，至今读来不老的诗。我读这些诗，我很羡慕他，羡慕他的奇思妙想。
朱健先生后来的诗，较之这些，当然不同，但有一首，可算异数，可惜只有一些片段，数数一共八十七行，诗题《上帝死去之后》，写于一九八九年：
是谁在呼唤我？我在哪里？
是我在呼唤我？我在哪里？
我在天上翱翔？还是在泥淖中翻滚喘息？
我是镶着银边的乌云？还是沉默的岩石？
是冻僵的火焰？还是窒息在冰窟的鱼？
是受伤的狼？羽毛脱落的鹰？
还是逃出陷阱的狡猾的老狐狸？
冬天却展示夏日绿荫，夏天又坚冰凌厉，
我是在什么季节？是日全食的中午？还是
冷雾凄凄的子夜？
我是未开的花骨朵？还是早熟干裂的浆果？
是狂饮同类鲜血的兽？还是温顺的天使？
我是云，是那块低垂的雨积云——
我找到了自己。
……
我很喜欢这首诗，虽然只有一些片段，因为我在这首诗里又看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那个朱健。
六十多年前，在那个夜里，朱健先生出发了，去寻找他心爱的东西，不知他是否找到了？也许已经找到了，也许还是没找到，也许找到了却又丢失了，也许虽然丢失了却又失而复得了？但他曾经找到了自己，或者希望找到自己，则是毫无疑义的。
活在这个人世上，难的就是找到自己，同时能够保持自己。
我把感受发给铁原，他点回复告诉我：你的眼睛真毒。书在审稿时，独独《上帝死去之后》被审稿人抽掉了。
2011年，某次饭局时，我和铁原又见面了。虽然同住一个城市，由于各人忙各人的，见面好像也不容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递给我，说是老爷子新出的，书名《野坡散记》四字勾起我的好多回忆。晚上，靠在床上翻阅，又记下了一点文字：
朱健先生是我朋友铁原兄的老父亲，也是我的老朋友。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他是父辈（文学上也是老前辈，七月派的老诗人），二是他一直对我好（试想哪天我犯了错，我想他也对我好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有人也许会这样质问我：对你好不好就是标准了？我说那当然。一个人对一个人如何看怎么样，最能表现他的立场他的观点以及是非爱憎标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与朱健群分类聚（为了说得方便些，省去先生两个字），主要还是都爱读书（当然，同时还有写作）。记得那年我将拙著《性比天高》初稿送他，请他看看，拿捏，评定，他看后打电话要我看看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说好，去买了，看了前面一部分，我想我就知道了他要我看的意思了。我感受了尼采的激情，也感受了他的激情，我感受到热的血那么样的轰隆隆（他对拙作如何看，喜欢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朱健是有激情的，老了，还是有激情。无论他在写什么，不管他是如何写，在我看来都是诗，朱健终归是个诗人。我喜欢他写的诗，尤其年轻时候的他，那时的他，那样年轻，面容清瘦，轮廓分明，想象那样新颖奇崛，那样大胆，那样单纯，那是多么美好的心。
朱健晚年多写随笔，而且写得颇具韵味，也是他的个性使然。比如这本《野坡散记》，新朋，旧友，《红楼》，《水浒》，左派，右派，轶闻，时事，兴趣盎然，一一道来，哪里见得半点老态？整个一个年轻态！他于诸多琐碎之中展示出了我们平常所不注意的那些平常，细心仿佛与生俱来，耐心也仿佛与生俱来（我们可以编很多故事，我们可以写很多故事，但我们常忽略我们的平常，特别是平常中的内心，我们缺乏细心和耐心）。
我喜欢朱健，喜欢他的这些特质。
野坡在我的印象中，位于长沙的东南角，是一个很陡很陡的大坡。十二三岁时，曾因为出身变成“狗崽子”，只好靠推板车谋饭。记得我曾推过那坡。那是一个滚烫的夏天。汗珠一粒粒，从头上滴下，滴到沥青马路上，滋的一声就化了。
先生简介
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一九二三年生，山东郓城人。因时世际遇，朱健早年所受的教育并不是完整连续的——抗战时期，流亡四川求学；皖南事变后被迫离校，辗转甘陕等省；一九四六年再到四川进重庆乡村建设学院学习，并参加学生运动。他当过汽车站站员、工厂文化教员、中小学教师、工厂厂长，也曾任职政府机构，后从事电影剧本编辑和创作。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他与羊春秋教授等人在《辞源》修订组共事。朱健自言是个文化圈外人，却“偶然”成为了“七月派”诗人之一，“偶然”成为《读书》杂志长期供稿作者。他从一九四〇年起，就在重庆的《希望》、西安的《流火》及成都、兰州、昆明、长沙等地报刊发表诗作，有诗集《骆驼和星》《朱健诗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著作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