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钢
清一色的小伙子，白天工作卖力，一到晚上就集体钻进网吧打游戏，动用现代科技手段杀时间。
坏鸟
我老觉得鹦鹉和八哥不是什么好鸟，主要是因为它们嘴巴不大干净。它们学说人语，又常在人堆里混，说起糙话来往往吓人一跳，小脑瓜子里装的全是乱七八糟的玩艺儿。
我最早见到的会说话的鸟是一只八哥，一九六四年它被标价四十元，关在南京夫子庙花鸟商店的笼子里，用纯正的南京话不停地叫着：“八哥子，猫来了！八哥子，猫来了！”我很好奇，凑近了去听，不料它话音一转，接着叫出了一串儿坏语言，那些话不堪入耳，如果照录只能用“叉”字代替，它叫的是：“你叉叉，他叉叉，狗叉叉，叉叉叉！”当时我作为一个学雷锋的小孩十分气愤心用文明礼貌的话来调教它，教它说“你好”，谁知这老油子根本不理，转而学起了旁边笼子里画眉之类的鸟叫。由于这八哥刚才的不良表现，我怀疑它正在学的也是那些鸟儿的骂人话，只不过我听不懂。
两年之后我在重庆动物园见到的另一只八哥，也会说“八哥猫来了”，我意识到这是各地人民普遍对八哥使用的一句恐吓性语言，如同对小朋友说“别哭，老虎来了”。这只八哥的口头语自然也不中听，但我当时已变得很躁，就与它对骂。我之所以提及这只鸟，是因为它骂着骂着会突然学林彪讲话，用拖长了的湖北腔说：“同志们——”极其逼真。那时动物园的大喇叭里整天在转播林彪的讲话。我听八哥这么一学，心里顿时很慌张，就跟见到真林彪似的，赶紧收住骂口，四下瞧瞧没人，一溜烟跑了。几年后林彪倒台，我又想起这只吓唬过我的鸟，它不仅学坏话，还学坏人讲话。
到了九十年代，我的熟人工程师徐范庚挂在窗户上的那只鹦鹉倒不怎么骂人，但是更气人。它能用粗声学男主人的上海普通话，又能憋着嗓子学女主人的四川话，主人在屋里说什么，它在窗户上学什么。夏天大中午的，邻居们正在午睡，它冷不丁、亮一嗓子：“徐范庚，昨晚又在哪里鬼混？”再不然又冒一句：“哎哟哎哟，别揪我的头发！”被众邻传为美谈。有天我和一伙人到徐范庚家做客，那鹦鹉人来疯发了，劈头学一句上海呐喊：“太太，你在哪里？”接着又来一声四川尖叫：“我在厕所换纸！”气得徐范庚要把它掐死。这鸟简直是徐范庚家的镜子，是卧底，是录音机，是小广播。
前几年我家对面一座楼有人养了两只大鹦鹉，毛色绚丽，声音洪亮，每天早晨六点准时开叫。最要命的是这对宝贝既不模仿人语也不模仿百鸟歌唱，而是模仿电锯声、砖石切割机声、冲击钻声以及各种敲击声，总之一支装修队所能发出的噪音它俩全部搞定。一日大清早，哈尔滨一位女诗人有事打来电话，正聊着，对面的鹦鹉开始清嗓子。女诗人问：“你那边什么声音？”我说：“鸟叫。”女诗人便开始抒情：“啊，我在电话里听见了重庆的鸟叫！”（注：这话听着有点儿像骂我。）突然电锯声敲击声大作。女诗人问：“怎么，你家在装修吗？”我说：“不，这些声音都是鸟叫。”女诗人愕然，半晌才说：“太恐怖了，鸟怎会叫出这种声音！”
有时候我想，鹦鹉和八哥无缘无故被人捉来变成囚犯，它们当然要骂。我又想，站在人的角度看它们，我把它们当成坏鸟；可如果从它们的角度看人呢？它们会认为人也是一种鸟，而且更坏。它们要说：我们叫出的坏话和噪音，全是跟你们叉叉的人鸟学的！
你睡什么枕头
记得某部电影里有个很妙的细节：一个四处漂泊的人，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掏出来却是一只荞麦皮枕头和一本诗集。导演把这两个元素运用得相当好，至少暗示了主人公是个爱做梦的人。枕头和诗集都是与梦有关的东西，枕头是做梦的工具，诗集是做梦的内容和结果。
带着枕与诗漂萍人生，这种事情如今只能从电影里看到，现代人外出旅行，最不要带的恰是这两件东西。我见过一个乡干部，有一年随团赴沿海地区考察，逛了半个中国，手提包里拎回来的，竟是一大堆从各地宾馆搜罗的卫生卷纸，足够全家老小用上一年。此人平日好吃能喝，自然十分懂得排泄有多么重要。
但我知道，从前谢冰心去来南北，甚至奢侈到要带上一张床。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出勇士和诗人的年代。我还知道，我早年的一位上级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抱着一只祖传的蛇屎枕头（我曾想，那得多少条蛇拉多少年的屎，才够凑成一只枕头）。这位上级曾经出人于枪林弹雨，长期枕戈待旦，落下严重的失眠症，晚年唯靠此枕才能睡个安稳觉。蛇屎性凉，益智安神去头火，用作卧枕，符合中医“上清下浊”的理论——由此又想到电影里的场景：列宁睡在瓦西里家的地铺上，以书籍报刊作枕，看到下流书籍就塞到脚下去，说“这样的东西只配用来垫脚”。他的做法也很符合“上清下浊”的理论。当然我更知道，大学宿舍里男生们的枕下，虽不一定垫着诗集，倒肯定是塞臭袜子的地方。每晚躺在那样的枕上憧憬未来，味道固然有些刺鼻，毕竟也是青春的气息。多少年后他们回想起那一段岁月，仍会觉得浪漫且充满诗意。
古时候有一些怪人，他们枕石漱流，或枕流漱石，我们后代把他们称作高士，可以想见他们枕着那样的枕头所进入的梦境，与现代人相比有多么不同。高士们的梦无论何等奇异，总体上仍属于纯精神领域，能够当做诗歌来欣赏；而枕着四孔棉七孔棉枕头的现代人所做的梦，不管怎样荒谬怪诞，概括起来看，都是化学纤维状的、后工业时代的、物质属性的、商品气息的，逃不出实用主义的范围，只能视为欲望去解读。
走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旅途上，你当然要成为一个腰间别着手机的人，脖子上挂着数码相机的人，手里提着笔记本电脑的人，夜夜投宿于星级宾馆的人……凭什么你愿意做一个肩上扛着养麦皮枕头的人，胳膊肘夹着一本诗集的人？是的，睡怎样的枕头，你就会产生怎样的梦想；有怎样的梦想，你就会作出怎样的行为。
所以，继电脑出现之后，枕头也亟待一次高科技的革命。有谁能为现代人推出一种智能枕头？此枕只要脑袋一沾，即可为人量血压测体温治头痛疗感冒，亦可报天气占星座分析股票行情破译彩票规律宽带上网总汇梦境，同时擅长人生指南考前猜题并兼授瑜珈功房中术博场秘笈乃至卵巢保养能量刮痧放音乐播色碟转电话打赌猜谜订机票……咱们有了这个宝物，还他妈要诗集来做什么？！
杀时间
“杀时间”这个词也不知是谁先叫起来的，听上去很牛。就像一个人好不秧的忽然跟时间有仇，遂抄起一把利剑跑出门外（菜刀也行），然后丹田运气，呀呀有声，向着虚空一路秋风十步一杀地舞将过去，左劈右砍，身旁的时间即成落木萧萧——千万打住！这行为乍一看像武疯子。
不是这么个杀法。杀时间的意思其实近似于消磨时间、浪费时间，但“消磨”二字显得不积极，像老驴推磨；而“浪费”又让人想起公子哥儿，挥霍无度。还是“杀”字过瘾，动作感强，痛快淋漓。
我一向主张，对于时间这东西要杀掉一半，珍惜一半。因为只有杀掉一半，才能知道生命的乐趣，而珍惜剩下的一半，方可。领悟生命的意义。我认为那些极度利用时间做事情的人，往往都成为无趣之人，结果事情也做不好，意义也没找到。
有个多年做公司的蔡老板，当初公司草创之时，他除了谈业务就是泡妞。后因泡妞太多，把性给泡没了，他就干脆住在公司里，整天率领员工加班，日复一日。前不久我碰见他，人变得极其枯燥，公司也在挣命，跟要饭公司似的。另有一作家，从年轻时开始，惟一的爱好就是打算领诺贝尔文学奖，为了达此目标，长期躲在某神秘之处昼夜写作，百事不问。多年以来他连本土奖也没拿到一个，却又养成每天必写的习惯，不写难受。偶尔读到他的文章，已经浅薄无聊逮谁骂谁，如倒在纸上的体内垃圾。还有一位我原先的哥们，也是个抓紧时间之人，当年喊着“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南下深圳，以后又跑到海南，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并痛恨我等留在此虚度光阴。去年听说他不知从哪儿回来了，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家里反思，大概没能把时间换成金钱，无法体现价值。一天我去看他，见他一声不吭，盘腿呆坐，两眼发直。原本想开导开导他，劝他去杀杀时间的，看这样子只能作罢。他哪里还有杀时间的劲头，倒像在等着时间把他杀掉。
所以不能学他二位，对一事一物过于着迷，以致走火入魔。要广泛培养生活情趣，要学会杀时间。
目前杀时间的办法很多。比较经典的有咖啡和茶，可算对付时间的经典毒药，但这一套过于陈旧，慢吞吞的太温柔，不果断，像跟时间在泡蘑菇。天天约人喝酒暴撮也算个主意，只是太俗，缺乏档次，何况自己也被弄得肝是脂肪肝，肚是啤酒肚，那也叫杀时间？那叫与时间同归于尽。相比之下，我同事的招数就挺有效，他喜欢守着电视看三流武打剧，借刀杀人，通常能让那些阿飞侠客把晚上的时间断送在各个历史朝代。另外，听交响音乐会也是好手段，会使时间死得很高尚，有旋律，有场面，有仪式，仿佛给贵族行刑。缺点是票价太贵，等于用金钱买下时间，再把时间送去干掉，因此购票之前要细算一笔账。总之办法太多，高低不等，恕我点到为止。
至于杀时间会导致什么，我举一例。有段时间我在高原拍电视，摄制组清一色的小伙子，白天工作卖力，一到晚上就集体钻进网吧打游戏，动用现代科技手段杀时间。结果白天工作越发卖力，所拍电视连获大奖。我举此例，意在印证我的理论。
由于最近我对杀时间津津乐道，已被朋友奉送“时间杀手”称号，并且是职业的。也有几人好奇，来电打听我自己杀时间使用哪些办法，我回答：我杀什么时间？我根本就没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