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的黑暗开始蔓延，紫禁城也慢慢淹没在其中。我在本章将会简短地讲述发生在黑暗时期的故事，之后的事变和黎明曙光就不是本书记述的范畴了。
1924年11月29日至1925年2月23日，日本公馆已经接纳皇帝两个多月了，公使一直以贵客身份对待皇帝。当性命垂危的孙中山来到北京的时候，皇帝还住在日本使馆。
在那几个月，皇帝除了回访外国的外交官，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使馆，他经常去我住的地方。我们偶尔会在不受中国管辖的使馆区南边的那一小段城墙上散步。站在城墙上，我们会看到那绿树环绕着的天坛，巨大的白色大理石祭坛隐在树后。如果他是一位没有退位的皇帝，在那里，他会以天子和百姓之父的身份，祭祀祖先和神灵，希望上天给他的子民，带来一个风调雨顺的季节。皇帝站在城墙上，遥望着闪烁着黄色光芒的琉璃瓦顶，那是紫禁城发射出来的光。紫禁城曾是他的监狱，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一次，我们晚上在散步，见到一个身影走了过来。当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低声对皇帝说，看看他是谁。原来，他是苏联大使加拉罕。
天津的日本租界，让这位皇帝度过了漫长沉闷的七年岁月，从1925年2月开始到1931年11月结束。在一些中文报刊上，会看到一个自称“反清同盟”的组织造谣说日本打算扶持皇帝做政治傀儡，劝说他去日本，住进专门为他打造的皇宫。还说，日本政府曾经在1925年到1931年时期，暗示皇帝去日本，让日本丰富多彩的生活替代他在天津的枯燥乏味生活。倘若有这样的机会，皇帝也许会为此高兴。想象一下，住在风景秀丽的京都地区，或是住在让人叹为观止的富士山风景区，在那乡村庭院，享受着悠闲的生活，这是多么诱人。可惜，他没有收到日本的暗示。人们通过我告诉皇帝，不管他是在日本，还是在满洲关东的日本租借地，日本政府都将会处于一个尴尬境地。
1925年的秋天，冯玉祥和张作霖不再是盟友了。之前，吴佩孚和张作霖互相仇视，现在结为新盟友，成了倒冯派。唐绍仪成为同盟中的文官主席，他是一位有资历的政治家，为人正直，工作干练，很受各个政治派系尊重，但却基本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吴佩孚和张作霖极力邀请他参加同盟。那时的唐绍仪不知如何是好，他向吴佩孚提出如果再让曹锟成为总统，或再让腐败无能的议会复出，那么他就不会支持他们的活动。这个时候，吴佩孚在长江一带正在聚集新的力量，准备重振雄风。
传闻说，吴张同盟会宣布，作废和无效处理过去对皇上提出的起诉，也会恢复“优待条件”中的特权。唐绍仪却寻找机会，大胆直率地反驳了这一新闻。他不满意这项提议，发表了另一声明。在当时，他的声明没有受到关注。几年后，当人们再次提起它的时候，就会掂量出它的分量。唐绍仪的声明是在1925年10月下旬的时候发表的：
关于恢复满族特权之事，唐绍仪提到征服了满族的人，把满洲像礼物般带到了满汉联邦。汉族人推翻清朝，不过满洲还是满族人的合法世袭财产，应该恢复逊帝宣统对那片领地的统治权。
就在唐绍仪发表声明后，我到上海访问了几个月。在上海的时候，我见到了唐绍仪，和他对以上报道是否属实，进行了一次长谈，证明了之前的报道没有曲解他的观点。
虽然经常有人邀请唐绍仪重新出山，但是他没有这个念头。至于新的倒冯联盟，最重要的合作之一是打倒冯玉祥。1926年，冯玉祥退出了中国政治权力角逐，在莫斯科找到了他的精神归宿，他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期。
“中华大阴谋家”又先后多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只是难以再有人相信他，如今他在国内没有多少朋友。在他那有限的朋友眼里，冯玉祥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英雄。一些人认为他是正直的人，是为百姓福利奔波劳碌、鞠躬尽瘁的民主主义者。但更多的人则把他看作是一位无耻的叛徒，没有信义，他外表朴实、谦虚、忠诚和善良，实际上他不过是虚伪的土匪。他一直被簇拥在桂冠和花丛之中，也一直深陷于谩骂的泥淖里。和中国人一样，外国人对他的看法也是褒贬不一。新教教士刚开始对这位皈依者，怀着掩饰不住的骄傲，赞赏他为“基督战士”。现在他们则没了往日的热情，像约翰·朱尔典爵士，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之前对冯玉祥态度很好。后来，冯玉祥的一些言论和行为，令他大为震惊。他曾经对不知情的基督徒满怀歉意地说：“他是一个《旧约》的信徒。”乔纳森·布伦特神父说：“我很赞赏这位中国的克伦威尔基督将军，我赞成朱尔典爵士的看法，他就是一位《旧约》信徒。我期盼他会是中国救世主。”
1929年，一个倒冯组织，列出了冯玉祥的十大罪状：把外蒙古让给俄国；扰乱已故领袖孙逸仙先生的丧礼；大肆破坏交通等罪状。该组织认为他是一个叛国者，“一头狡猾的狼”，是罪孽深重的北方军阀，宣称：“冯玉祥的十大罪状，罪无可恕，死有余辜。”
早在1920年，冯玉祥的一位基督教朋友对外界说，有一次天下大旱，颗粒无收的时候，冯玉祥请附近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祭奠天神，祈求下雨。“祭天祈雨时，他们很是惊慌，不知所措”。后来冯玉祥自己去祈雨，神奇的是“没多久，天下大雨”。更出人意料的是，在不到十年后，陕西人认为冯玉祥是旱灾魔鬼，称他为“旱魔”，认为他所到的地方，就会发生旱情。
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记者描述——他也是一位传教士：“冯玉祥结束了在陕西的统治，旱灾也就结束了……冯玉祥在1927年来到陕西，接下来又是三年大旱。在他正式宣布辞职的时候，天竟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在他最后一支部队离开之后，旱情更是完全解除了。此后，陕西再也不愁雨啦！”
冯玉祥在去往莫斯科的日子里，或许能使支持他的人感到欣慰，因为在那里，他没有被人称为“旱魔”，而是“播雨人”。
我不会评论这位奇特人物的品性。这种机会也不会再有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冯玉祥正在中国著名的圣山——泰山，怒气填胸地待在一座佛寺里度日。我到过那里。在那里，我经历了一段美好时光。大自然的连绵青山使我深信，这是一个能够让人重新思考和新生的地方。几千年来，很多的诗人、朝圣者、圣贤、皇帝、武士、僧侣、隐士、艺术家以及道士，都视泰山为灵感发源地。如果冯玉祥的肖像会是艺术品，那么他就是艺术家。也许，当他在大怒一场之后，开始静心沉思，一些伟大的事情也会产生。
不过，基督将军是否真的为他赢得了睿智、伟大或善良的美誉，对于这一点，我表示怀疑。也许他在泰山走了一圈下来之后，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人。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威廉·拉尔夫·英奇博士说：“远处美景只有在登过圣山，才能看得见。”或许冯玉祥能看见那片美景。
逃难到使馆区的皇帝，在刚开始的三个月和在天津的最初几年里，他遭受了最粗暴以及最无耻的人身攻击。他需要承受一些莫名其妙的政治罪名，例如有人认为，他要推翻共和制。公开的嘲笑、蔑视和人身攻击，是他不得不承受的。有人妖魔化他，说他是一位腐朽堕落的人。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在国内外流传，使很多中外人士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不少外国记者在皇帝到天津时，就关注他，他们以蔑视的口吻称他为“亨利·溥（或溥仪）先生”，其实他根本没使用过这样的称呼。也许他们缺乏的是基本礼貌，也许他们只是对“优待条件”视而不见。“优待条件”规定，大清皇帝保留“皇帝”称号。法律和宪法应该承认这点，人们也应该称他为“逊帝”，或是“皇上”，称他为“先生”是不应该的。
反清同盟不断煽动反皇室的活动，提议把“优待条件”中的残余部分也全部废除。连1924年11月任意强加给皇室的条件，以及所有的皇族（包括皇帝本人）的严惩措施，甚至死刑，全部都要废除。
皇室的敌人们于1925年下半年在紫禁城里发现了一些放在木箱里的信件，这个木箱原本是放在皇帝寝室的。他们公开了信件，宣称这些信件揭露了一个复辟帝制的阴谋，且信中牵涉了一些中国政要人物。其实，这些信件并不是大阴谋，而是支持皇上的。那些赞成共和制的群众对此产生了不满。在信件当中，还有著名改革家康有为先生（他现在被视为落伍人）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因此，我也被认为是复辟帝制阴谋的参与者。其实，康有为在信里，提到了他最近在华中旅途中的见闻，表达了一些人对皇帝的惋惜和友善。那时候，皇帝读完信件之后，不过顺手把信件与他的文稿放在了一起。这封信根本就不能证明皇帝、满洲官员或者我参与了复辟帝制阴谋。反清同盟认为抓住了皇帝的英文老师参加了复辟阴谋的证据，他们把这封信和其他信一起加印出来，散发往全国各地。
皇帝的政敌开始造谣我在参与复辟，受他们的影响，外界也认为是如此。在1925年8月11日，一家英文报纸转载了一家叫《民报》的中文报纸的报道，里面有对我的指控：
退位皇帝到达天津之后，他的老师庄士敦先生以皇帝的名义在欧洲各国的驻华使馆中活动。据说，他以扩大租借为承诺，说服使馆支持复辟活动。他已经掌控了英国代办。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庄士敦先生与英国代办在帝制阴谋中的地位更加显要。
这个卑鄙的谎言公之于世后，反清同盟在北京公开了一封写给英国大使的信。他们说，他们代表中国四万万同胞把我驱逐出中国，并且处死所有皇族。由于我的罪行不可饶恕，相应的惩罚也应当更严厉些。
我本想对这些无聊可笑的指控置之不理的，但是段祺瑞政府私下建议我最好做出回应，这样他们可以限制反清人士活动。8月12日，我在《京津泰晤士报》等外国报纸上发表一份英文书面声明，另外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中文报纸上，也用中文发表了同样声明。我就不在这里摘录文章了，只在此引用一段。
19岁的皇帝就算退隐到了天津，他也得不到想要的平静。政敌不满于退位条约赋予皇上的权力和优待，辛辣而下作地攻击着皇上。他们准备剥夺去年11月政变时强加的权力和优待，他们会使用一切手段达到目的。这些手段包括，最近持续不断地出现有关他复辟帝制的阴谋论指控。例如，今天早上的中文报纸，报道了在天津的皇上，身边围绕着支持帝制的人；他与天津各国使馆关系密切；他与某军事集团勾结，密谋复辟，等等。毫无疑问，凡是能扯上关系的事件，都能成为他们支持这些无稽之谈的证据。
反清同盟用尽各种手段向段祺瑞政府施压，要求段祺瑞政府逮捕所有帝制分子嫌疑犯，并判处他们死刑。但段祺瑞拒绝采取行动，这引起他们极大的不满。反清同盟中著名的发言人杜啸石（音译）曾经于1925年8月在中英报刊上发表阐述组织立场的文章。
当时传出段祺瑞打算把没收的部分财产还给皇室的传闻，更激起了反清同盟的强烈义愤。“政府意图何在，实在令人费解不已。”杜啸石在文中说，“就算这种行动不会让人们产生联想，但也足以让人们知道政府与复辟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