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中国再度爆发内战。浙江军事首领卢永祥和江苏军事首领齐燮元发生的敌对冲突，最终发展成为满洲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曹锟之间的武装冲突。这场冲突从华中地区开始，逐渐升级成为中国南北之战。
吴佩孚在这场对战中占据上风，他以“讨逆”的名义率军直逼山海关，并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扎了一段时间，为最后的进攻做好准备。山海关是进军满洲的关隘之地，长城从这里向东一直延伸，只要翻越了山海关，吴佩孚相信自己一个月就能进入沈阳。
不过皇宫内对9月份和10月份发生的这些对战，没有做出太大的反应。在宫里人看来，对他们威胁最大的还是掌握着北方重要军队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不过只要冯玉祥仍然处于吴佩孚的直接控制之中，他就不会对皇室有真正的威胁。
吴佩孚，诚实、勇敢、不看重钱财，还对人宽容，能体谅人，这些都让他得到了不少朋友的赞赏和支持。不过他也非常自负，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他将自己比作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厉害。另外，轻视对手则是他最致命的弱点，贪杯也是他其中一个老毛病。这一点，和“基督将军”冯玉祥信奉的原则格格不入，这也让他们存在罅隙，或成为日后冯玉祥政变的一个因素。据说基督将军曾送他一瓶水作为生日礼物，提醒他这小癖好，是对自己信奉的原则的冲击。如果基督将军真的那么坚定自己的原则，那么当他听到吴佩孚打开瓶盖说的那番话时，想必会受到更大的冲击。
吴佩孚最大的缺点，是对人的品质不了解。他总是过于相信他那些并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不断地受到某些人的欺骗，或被他们引入歧途。他也一次次地被下属“抛弃”，这才是他真正毁灭的原因。
从民国成立之后，他在北方总体来说算得上是一位英雄一样存在的人物，也得到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欢迎。这一点，可以从他激发了不少爱国青年勇于献身的精神得到印证，这比起当时孙中山所激发的来说，更加热切，更少造作。
山海关在吴佩孚军队猛烈的攻击下，捷报频传，满洲首府沈阳似乎就快被攻陷。冯玉祥奉吴佩孚的命令率军前往古北口，把守北部的各个关口，以防张作霖的侧翼行动。
吴佩孚并不是指挥失当，他选中冯玉祥担任防守北部关口的任务，造成了他一生中代价最大的错误。也许他并不希望冯玉祥的军队向沈阳的胜利进军，但是让冯玉祥留守北京他也会不安心。这样的决定，正好有利于冯玉祥，他早对吴佩孚心存不满。
10月17日，德宗皇帝的遗孀端康太妃身患重病，据说快要死了，宣统帝也因此变得忧郁。那天，我并没有得到端康太妃去世的消息，我在樱桃沟的住处逗留，直到21日我回颐和园过夜，才得知消息。第二天，我便回到了北京，听到了各种谣言，但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那一天我没有进宫。
10月23日，一个仆人紧张地告知我城北发生兵变的事情。那一天，后城门已被关闭，电话也被切断，胆战心惊的人在街上匆忙行走，富人们都已举家躲进使馆区，并在六国宾馆订了房间。
引起这场骚乱的，并不是大家猜测的局部兵变，而是冯玉祥的政变，他还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冯玉祥其实并没有按照吴佩孚的指示去古北口，他在中途停了下来，直到23日的凌晨折回北京，在同伙孙岳和胡景翼的内应下，成功占领火车站和电报局，切断电话通讯，包围总统府，最终占领了北京。
其实在民国时期，兵变很正常，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仍然以为是一场小小的兵变引起的骚乱。当我开车前往紫禁城，发现街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繁荣，我在皇室的礼仪性建筑吉安所看到了第一个不祥之兆，那里的大门边站着武装的士兵。而在紫禁城和景山之间的空地上看到了令人更忧虑的现象，在那里俯瞰北京城，到处都有士兵在活动。景山上的亭子里也挤满了军人，景山大门到处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巡逻，但他们并不是皇家护卫军。
在神武门，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我进宫的轿子正等在那里，门前的护军们还和往常一样举枪致敬。我来到皇帝的寝宫的时候，得知皇帝已经在他位于御花园的房间里等着我，当时他非常想见到我。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身边站着几位仆人，不过等我进去之后，他就打发他们走了。
见到皇帝，我并没有直接谈早上发生的事情，就算我比他了解的要多。我说的还是端康太妃去世的事情，对此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皇帝问我是否知道景山已经被占领的事情。我回答了他，他的回答则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允许就来到了这里，而且还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何在，绍英认为我们应该将他们当作客人，并给他们送去食物和茶”。听了他的话，我问他，他们是否表示了感谢，皇上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他们没有，反而索要更多的东西！”
谈了几分钟之后，我在皇帝的邀请下，爬上了假山，用望远镜观察景山，那里全是官兵。
后来，我和皇帝一起在养心殿共进午餐，绍英和内务府的其他官员进来讨论兵变的事情，他们说囚犯都被放了出去，学生们兴高采烈，开始在街上发放共产党的传单。等醇亲王到达之后，我便离开了那里，答应皇帝去使馆区打听消息。
政变的消息自然成了北京俱乐部里的话题，各种推测都有，不过具体的原因却没有人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为了得到更多的消息，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得很慢，最终证实了两条已知的消息，那就是总统曹锟没有成功逃去使馆区，在自己府邸里沦为了阶下囚；另一则消息是财政总长受到了严格的军事监管，大多数人认为他在和曹锟狼狈为奸。
之后，财政总长被怀疑独吞了大批的财物却没有全部退还，他们对他进行了十分钟的审讯，然后将他公开处决。议会也被下令解散，理由是议员严重腐败，出卖选票让曹锟当选总统。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如果不解散，他就会像财政总长那样被处决。除了曹锟和议员，其他人对这场政变是满意的，从此，中国再也不会有议会。
曹锟在被迫解散议会之后，还被迫以总统的名义宣布解除吴佩孚的一切军职。并且，他还下令停止内战，任命新的内阁。还有一项指令，也是曹锟被迫发的，我将在下一章做出描述。
政变发动者迫使曹锟完成了这一切指令之后，要求他辞去总统职务。曹锟辞职后，才获准离开北京。他不敢怠慢，立刻前往天津的外国租界。然而，他心怀鬼胎，打算在外国使馆的庇护下，撤回那些先前被迫无奈发的指令。所以，他偷偷带走了总统印玺。不幸的是，他的火车还没到达天津，人们就发现印玺不见了，于是勒令火车停车，命令曹锟马上交出总统印玺，否则他的自由，甚至他的性命都难保。曹锟乖乖地交了出来，得以继续前往天津。
很多参加过曹锟内阁或者被他任命的要员，马上见风使舵，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就是其中一个。他去外国使馆躲了几个星期，后来通过一位加拿大朋友的帮助，逃到天津。但是在这里他还是疑心会被捕，于是又逃到了威海卫。他选了英国统治的这块地作为避难所，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前一段时间，他还以外交总长的身份与英国谈判，希望它们将威海卫交还中国。他可能庆幸那次谈判没有成功，现在才能逃到这里。在下面的文章读者还会看到，4年后他有更多的理由为一件事庆幸。
新的内阁是政变发动者自己选的，人数很少，每个人都身兼多职。其中总理是黄郛，外交总长是王正廷博士。
为了让自己的政变名正言顺，冯玉祥对外发表声明，说要将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的内战中解救出来。不过，中国的内战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反而变得更加频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不过是雪上加霜，境况更悲惨罢了。但冯玉祥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真正目的，那就是打败吴佩孚。
政变的消息很快从北京传到了在前线作战的吴佩孚那里，吴佩孚不得不撤回在长城前线和张作霖作战的军队，将注意力转向叛军冯玉祥。随后爆发的短暂战争中，吴佩孚败北，他不得不带上残兵败将登上运输舰，从海上撤到长江一带。
吴佩孚因这一次战败，短时间内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政变成功之后的冯玉祥并没有举兵进攻满洲，而是留在了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一度成为那里的霸主。满洲的张作霖虽然军事力量不容忽视，但是他却因冯玉祥的政变免遭惨败，很显然，他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他和冯玉祥也将建立紧密联盟，这一点毋庸置疑。
《北京导报》于1924年10月26日对这次政变做过评论，将这一次政变称为“中国历史上毫无疑问的最精彩的一场政变”，当然这种说法不会让人吃惊。之后发生的事情远比评论来得更强烈。
此时，在紫禁城里，恐慌的情绪如同瘟疫一般蔓延。端康太妃去世，宫里为她准备着葬礼，原本烦琐的丧礼在形势所迫下不得不从简。在紫禁城的宫墙之外，孙岳的士兵们对皇家护卫越来越傲慢无礼，我也有理由相信他们正在谋求某种借口来策动冲突。
11月2日是星期天，天刚亮，我就被召入宫中，和宣统皇帝还有他的岳父荣源，以及郑孝胥讨论是否在冯玉祥发动针对皇帝的政变之前，将皇帝送到使馆区寻求庇护。但每一道进出紫禁城的城门都被严密地监视，可以注意到的是，平时驻守在神武门之外的皇家护卫队此时已经退到了里面，外面则换成了孙岳的部队。
皇帝将一叠重要的文件还有一包值钱的物品交到我的手里，希望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起来，我后来将它们存放在了汇丰银行。
为了给去世的端康太妃礼节性的拜访，我又回到了宫中，之后在皇上的住处，我把已经安排好那些东西的事情告诉了皇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皇帝让我从一个装满了玉石戒指的小木篮子里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些都是端康太妃的首饰，可以当作对她的纪念，最后我挑了一个镶着精美翠玉的戒指。
11月3日，我再次进入紫禁城。那天的气氛很阴沉，宫里的人大部分都躲了起来，不见踪影。另外一些人就穿着白衣进进出出，负责端康太妃葬礼的事。
11月4日，我和皇帝一起共进午餐，随后我又到储秀宫拜访皇后。后来我回到自己在御花园的房间，和皇帝以及郑孝胥讨论出逃的计划。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带皇帝逃出紫禁城。
不过，在11月5日，载涛却告诉了我一个让人不安的消息，他说冯玉祥的军队已经进驻紫禁城，还占领了神武门，不准任何人出入。此时，皇帝的电话已经被切断，他和我都不知道皇帝现在是什么情况，他只问我能否入宫见到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