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上半年，全国的政局变得紧张，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并不承认北京政府。不过此时，造成北方忧虑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广州政府的存在，而是这些政治集团之间的互不信任。在这些军阀体系中，皖系、奉系还有直系军阀都有主导北京的想法，其中又以张作霖和吴佩孚最为明显。张作霖曾明确地表示自己并不满足于只做满洲的主人，还希望成为北京的主人。至于吴佩孚，他认为自己如果谈不上是一名伟大的将军那也是勇敢的战士，不是一位完美的政客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些都和张作霖一样，都只是想统一中国。
前文我曾提到过，1922年的时候人们都怀疑张作霖为恢复辟帝制努力，到了1923年，他对皇宫的态度则改变了。
一些任命于紫禁城中的人被张作霖陆陆续续收买，张作霖在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消息，比如内务府现存的政治关系，还有皇室的政治倾向。其实在1922年之前，皇室都把他当作最有权势的朋友，而且皇室希望他可以保护皇上免受任何威胁。我这么说，并不是指内务府和满族王公们都是张作霖的同谋，内务府大多数官员，都希望他可以维护“优待条件”，因为他们的特权和俸禄依靠的就是这个，他们愿意给予张作霖最大的支持和信任。
这一点，在1920年夏天发生的一场短暂却激烈的内战中得到证实。在内战开始前几天，北京有可能被和张作霖敌对的政治集团所控制，据说他们将会策划针对皇上的一系列阴谋。恰在那时，我参与了宫里最核心的会议，他们希望，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能够站在皇上这一边。我也做好了准备，一旦接到通知便会搬到紫禁城中暂住。后来，当战争在北京附近持续的那几天，我带着行李箱一直住在皇帝的寝宫里，不过张作霖最后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我也不用再为皇帝担心，便带走了行李箱。
不过，这样的信任到1923年时开始在皇室中开始动摇，这里我不想细说吴佩孚是怎么崛起的。他将司令部设在洛阳，并把势力覆盖到了华北和华中的广大区域，在这个区域之中，北京的政界认为吴佩孚最有可能成为最后北京的控制者，张作霖很快会输掉长城以南的势力，甚至完全败北。这种观点，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亲王还有内务府官员中尤甚，张作霖也通过收买的人获悉了他们的这些想法，他变得恐慌起来。后来，他得知康有为等一些著名的保皇党人都拜访过吴佩孚，还受到了吴佩孚的殷勤款待，加上吴佩孚过生日的时候，满族宫廷还派出使者赠送了贺礼，吴佩孚则将贺礼摆放在客厅中央最尊贵的位置，张作霖便肯定了满族宫廷对吴佩孚表示的友好。
本来张作霖和吴佩孚对皇室的恭敬，可以成为他们合作的基石，但这反而让他们彼此憎恨。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忠于皇室的，张作霖认为满族宫廷对吴佩孚的友好，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他不会原谅满族宫廷的这种做法。当然，他对皇帝的态度未曾改变，但对其他满族王公（除了一位王公）还有朝廷官员，都变得冷淡起来。他还和徐世昌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他非常愤怒徐世昌对吴佩孚主张的妥协观点，他甚至怀疑是徐世昌诱使他卷入了这场战争，目的就是让他垮台。不过，这位军阀的势力并未垮掉，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却在失去张作霖的支持后变得岌岌可危。再加上他的行为让人们认为他想通过削弱其他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让他也失去了吴佩孚和直系军阀的支持。
这场政治和军事的动乱发生在1922年的春天，这场事件让宫里的人认为皇帝可能会受到威胁，因此他们委托我去寻求英国大使的帮助，希望英国使馆可以给予皇帝庇护。庆幸的是，比尔力·阿斯顿爵士听了我的话后，同意给予皇帝帮助，但前提是，不能让别人以为这是英国在干预中国的内政。他的建议是，在英国使馆区为我安排一处住所，然后我就可以以帝师身份邀请皇帝来做客。除了他的帮助，葡萄牙大使和荷兰大使在我的请求下，也同意在紧急关头接待皇室的其他成员。
后来局势稳定下来，皇帝也就没有必要到外国使馆寻求庇护。而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交锋拖延到几个月之后，徐世昌的总统地位被大大削弱，我相信张作霖迟早会孤立他，让他陷入被敌人和不冷不热的朋友包围的世界之中。
1924年的下半年，“基督将军”冯玉祥完成了和张作霖的联盟，在1922年，他还通电全国向张作霖宣战，据说是因为张作霖的军队进入了他的领地。
不过这些都不是皇上担忧的事情，已经17岁的他日益不满自己被困在紫禁城中，也越来越明白自己被迫成为自己极不情愿但又身在其中心的那个充满弊端的体系的罪恶。他知道内务府的一切行动都以维持现状为唯一准则，他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位有名无实的君主。但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同情自己的子民遭受到的苦难，他希望中国未来繁荣。他也开始认为自己终日无所事事却还在领取民国津贴，即使随着时间的流逝，民国的约定津贴越来越少，他也为这种身份感到可耻，这一点他在和我的谈话中经常提到。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突然辞去了总统之位并离开了北京。他走得很匆忙，实际上就是逃跑。从皇帝和我的角度来看，他的辞职让我感到遗憾，他是一位讲究礼仪和尊严的绅士，是一名尽力为中国人做了一些事情的学者，他也经常邀请几位亲王和我以及其他帝师进行非正式的聚餐。聚餐时他表现出对皇帝的福利待遇的足够关心。我相信，如果时机允许，他会高兴地卸下总统的铠甲，拜倒在皇帝膝前。在私谈中，他也总是以“本朝”来代替“前清”，似乎清朝还在统治着中国。他与袁世凯不同，这让我相信他不会和袁世凯一样背叛自己对民国的誓言。不过与我共事的一些人，总是蔑视这位总统。理由是在送皇帝礼物的时候，他没有在自己名字前加上一个“臣”字。他们认为在君主制下大臣都要这样做。对于这点，我向他们解释，民国的总统已经不是皇帝的仆人了，他没必要进行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恭维，这对民国也是不敬的。
但这些都成为了过往，在他辞去总统职位之后便一直居住在天津的英租界，1933年他还在那里庆祝了自己的80大寿。
继续来说1922年发生的故事，在年初，皇帝对内务府不惜一切保持现状开始表现出不安和不满，可是醇亲王和其他权贵对他的不满毫不理会，除了载涛亲王，他们一致认为皇帝不应该放弃宫廷和名义上的尊严，做出任何颠覆祖训的举动。他们最终决定为皇上迎娶一位皇后，就算那一年他才16岁。
1922年3月11日的宫廷官报便发表了一段简短的声明，立荣源之女婉容为皇后。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也不是在近期，而是在几个月之后。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皇帝大婚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年轻的女孩拔擢到皇帝家，不是等到她和皇帝真正结婚的时候才自然成为皇后的，而是皇帝的诏令一颁布，她的身份就开始是皇后了，尽管颁布日期与婚礼日期相差了几个月。
颁布诏令的时候，婉容正和她的父母住在天津，她的父亲荣源是前任吉林将军长顺的孙子，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位候补道台，不过他的第二位妻子（皇后的继母）是王公毓朗的女儿，毓朗是皇室中的著名成员——乾隆皇帝的直系后代。
在这一期的宫廷官报中，还任命了端恭的女儿，即额尔德特文绣为淑妃。皇后和妃子都是满族人，这使许多汉族大臣感到失望，他们希望皇帝能娶一名汉族女子。但是满族的保守派和宫廷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他们绝对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尽管宫中曾流传一段毫无根据的谣言，说皇帝要迎娶的新娘是徐世昌的女儿。
在3月14日，宫廷官报再次刊登了和婚礼有关的文告，内容是荣源和文绣的叔父进宫表达对皇室的感激之情。同时，荣源也被授予了头品顶戴、御前侍卫的恩典，以及在宫中骑马的特权，随后他还成为内务府大臣，官至公爵。
虽然皇帝对这次见不到新娘的订婚默认了，不过他还是对自己同时拥有两位未婚妻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以文明君主不实行一夫多妻制度来进行反驳。他在宫中多次不体面的争吵以后，太妃们声泪俱下地痛骂他背弃祖例，使得皇上最后只得妥协，答应选一位淑妃。
几位和我关系比较好的皇室成员告诉我，对于鼓励皇帝实行一夫一妻制，我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我是被冤枉的。某位法国记者曾公开说过，我是想将皇帝培养成一个“英式花花公子”的人。我对于皇帝的婚姻，只有一个观点，那就是推迟婚期，毕竟那时他才16岁，是一个孩子。不过我的看法没有起到任何的影响。
订婚的事情并没有分散皇帝太多的注意力，这一点可以从6月份发生的一件事情上看出来，这件事之后我还写了一封信给一位懂英语的前官员。在这封信里，我向他叙述了整件事的经过，此处我只省略了一些非必要的段落。
我的好朋友：
我在端午节离开北京，3日回到家就有人告诉我这个消息。徐世昌总统在1日辞去了总统一职。上午，我和皇帝通过电话，也将得到的消息告诉他。我收到一张用中文写的纸条，这是皇帝信任的一个人转交给我的。皇帝想在下午3点的时候接见我，他还让我在东华门外准备两辆汽车，不过没有解释为什么。最后，皇帝还要我保密。
我根据皇帝的要求准备好了一切。然后，我到养心殿同皇帝见面。这次见面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当时只有我和皇帝在场。我却觉得这次见面非常困难。皇帝执意要我带他去英国使馆，根本不听我的意见。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也是他让我安排两辆车的原因。一辆是我和他乘坐的，另一辆接送几个他贴身的仆人。他想离开皇宫，到英国使馆向民国表达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自己毫无实权，却得到民国的津贴，这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会放弃这笔津贴，也放弃皇帝的尊称，甚至搬离紫禁城。他预计，在向全国致电后就去欧洲访问，但是准备还不充足，因此希望在英国使馆居住一段时间。
皇帝之所以这样决定，一定是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不过，这不是全部的因素。最近一两年，我时常同皇帝讨论皇权和民国这两者的关系。皇帝已经对他目前的地位有所了解，并越来越感到耻辱。哪怕北京城能够一直安定，他也无法再继续这种身份。他已经成为一位有思想的大人，他觉得非常有压力，若不放弃这些，根本不会有所改观。
皇帝这样的举动并没有让我多么惊讶。我明白，他思考良久，而且他也知道我原则上会支持他这样做。这也是为什么他只相信我一个人。不过，这次我却没有继续支持他。我跟他解释，目前总统辞职是迫于无奈，假如现在到外国使馆避难，那么各大报纸和各方势力一定会有所误解。这样，人们会认为总统和皇帝合作，这一切都是策划好的。皇帝因为内疚离宫，放弃尊称和津贴，但依然会遭到众人的怀疑，人们会觉得这不过是在做戏而已。还有一种误解就是那些本来支持总统的人也会把矛头指向总统。
另外，我告诉皇帝，英国使馆不会对他以礼相待的。无论是英国使馆的馆长还是说英国当局，他们都不会让自己卷入其中，何况目前的情况牵扯到中国的政治问题。英国使馆的大使在中国即将爆发内战时做出承诺，如果北京爆发动乱，皇帝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那么英国使馆将提供帮助。但是，现在皇帝的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那么比尔力·阿斯顿爵士也就没有理由提供所谓的帮助。此外，皇帝是因为避开皇室人员和朝廷官员才去英国使馆，对于皇帝设想的行程，例如通过电报发表自己的态度，着手出国的事宜。但是，这会引起国内的政治事件，并将英国当局卷入困境中。因此，皇帝这一设想根本行不通。我提议让皇帝允许我马上赶去同使馆商议一下，保证一小时之内给他带回使馆的答复。不过皇帝不同意我的意见，他只想立刻实施自己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