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大力支持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1938年12月8日，新疆省政府成立第二期三年计划设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人毛泽民、徐梦秋、王宝乾担任副委员长，毛泽民兼财政组组长，民主人士杜重远为教育组副组长，王宝乾兼工业电气组组长。毛泽民亲自主持制定了《新疆二期三年财政计划》，并于1941年1月1日首次发行新疆省建设公债500万元，各族人民踊跃认购，实际推销建设公债665万余元，为各项建设事业提供必要的资金。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努力下，第二期三年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耕地面积到1942年扩大到1638万亩；棉花亩产从30-40斤，增加到80-90斤；小麦亩产从90多斤，增加到140-190斤；1942年牲畜总头数达1280万头。农牧业生产均创造历史最高水平。创办了一批工厂，如皮革厂、面粉厂、针织厂、榨油厂、缫丝厂、发电厂、造纸厂、印刷厂、制酪厂、糖果厂、自来水公司等。煤矿已有土法开采，转为半机械生产，煤的年产量从45万吨，1942年增至180万吨，增加了3倍；全疆共有交流发电机21部、直流发电机8部，发电量1725千瓦时；全疆公有民用汽车共有1100辆，有线电报干线和支线总长3896公里，有电报局31处，电台23处。
7.改革政治，加强民族团结。毛泽民后来改任民政厅代厅长，废除了“农官乡约”制度，他参照延安解放区实施的民主选举方法，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亲自起草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经省政府批准于1941年11月1日公布实施。他还主持起草了《县政组织章程》《新疆省各区行政长公署组织暂行条例》，各县相继成立了政务委员会，重大事项由政务委员会议决。当时担任行政长、县长领导职务的黄火青、林基路、韩光、许亮、李云扬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工作岗位上十分注意实行民主，成为认真贯彻六大政策的表率。他们还处处从维护各族人民利益，增强民族团结出发，体察民情，解除冤狱，兴修水利，修桥补路，救苦恤贫，为各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
8.巩固边防。尽管盛世才不愿意中国共产党人到他的军队中工作，在苏联的敦促下，还是从“新兵营”抽调一批干部到其军队中工作，他们恪尽职守，为巩固边防作出了贡献。1938年5月，驻疏附县骑兵三十五团有两个连队在英国间谍的策动下叛乱，胡鉴领导的蒲犁边卡大队以及骑兵三十一团、四十八团奉命平叛。平叛后，胡鉴拟定了修建哨所计划，经督办公署批准，到1940年，修建成红其拉甫、达不达尔、伙比什、排依克、罗不盖等5个哨卡，巩固了边防。
新疆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业绩。
盛世才是个投机政客，1942年德国打到莫斯科城下，盛世才认为他的后台苏联不行了，决定改换门庭，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反苏反共，将中共干部和在航空队学习的人员全部投入监狱，中国共产党人又进行了英勇顽强、大义凛然的狱中斗争，“百子一条心”，要求回延安。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时期新疆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但1937-1942年有中共中央派出的驻新疆代表，中共干部参加新疆政府工作，并处在重要地位，正如陈潭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
“我们有些同志站在政府重要地位，对新省前途不能不负道义上责任。”当时新疆与延安的交往是很频繁的，1938年开通迪化至延安的无线电报电路，五年中两地收发近千份的来往电报。闭塞的新疆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直接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三区革命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一）三区革命的爆发
1944年秋天爆发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革命，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三区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
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后，成了名副其实的独夫民贼，他为了确保自己在新疆的统治，从1942-1944年秋，极度推行恐怖政策，搞得人人自危。正如在后来和平谈判时，三区代表所说：“我们好好一家人，晚饭还快乐地在一起吃，可是夜里也许父亲或儿子，也许父亲同儿子被政府叫去，从此我们再不会相逢了，财产也被没收了，从温暖的屋子里被扔出来，女人和孩子们凭着什么活呢？政府还把她们发配他地，多少家庭破碎了。试问这样的生活，谁能够长期忍受呢？所以我们要革命，要解放，要争取自由。”三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不少是盛世才的“人犯”“通缉对象”或“叛逆家属”。盛世才的残暴统治和民族压迫，使他们走上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
苏联的策动和支持是三区革命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国际因素。对于盛世才的背叛，苏联不堪其辱，必欲除之而后快。加之英美势力伸入新疆，这等于在苏联中亚后方插了一刀，苏联是不甘心的。因此，苏联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由支持新疆地方政府，改为策动和支持新疆伊犁、塔城、阿山地区少数民族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以便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取得政权。一方面可以搞一个屏障，另一方面还可继续获得在新疆的权益。
俄罗斯披露的苏联档案材料，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新疆的局势。会议指出：盛世才是个忘恩负义、没有廉耻的人，尽管苏联多年来一直帮助他，他对此不仅不加以重视，反而采取了一些对苏联造成损失的做法。有鉴于此，必须采取措施，以便能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发动新疆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计划》，其中包括：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立之前，为了确立和调整与起义者的合作关系，苏联成立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司领导的特别行动小组，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和霍尔果斯”；“在毗邻新疆的苏联境内建立由新疆本地公民或具有苏联国籍，除汉人外，其他民族属性的人员参加的‘民族解放组织’”。可见，苏联在制定策划三区革命计划时，就确定了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排除汉人这两大原则。
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起初苏联曾用马列主义来发动群众，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对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毫无兴趣，因此，就借助于“泛伊斯主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果然大见成效。二是帮助“建立由新疆本地公民或具有苏联国籍，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属性的人员参加的‘民族解放组织’”。三是突破新疆当局对边境的封锁，接待从伊、塔、阿地区越境人员，并给予训练和武器，向中国新疆派遣武装越境人员，为武装暴动创造条件。
四是苏联军队直接参加攻打伊宁的战斗，苏联军官指挥民族军作战，苏联驻伊宁领事插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由此可见，三区革命初期两大错误：独立、反汉排汉，均与苏联有关。
三区革命的爆发，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政策，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时，提出了政治解决新疆问题的建议。
在苏联的调解下，1945年10月-1946年6月，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与三区代表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新的新疆省政府，兼主席张治中，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包尔汉·沙赫德拉。国民党民主派张治中主政新疆时，想在新疆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实行对内和平、对外亲苏政策，解决新疆的问题。应当承认张治中主政新疆的一些措施，为以后新疆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但是，当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已经腐朽，张治中想解决新疆问题是不可能的。
（二）新疆革命青年寻找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没有组织，但抗日战争时期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影响下，新疆一代革命青年在成长。中国共产党人被捕后，受中国共产党人影响的一些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开始组织秘密的进步团体。
在迪化，1944年11月7日，新疆学院和省立女子中学进步学生张志远等8人成立“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林基路、朱丹华，民主人士杜重远教育出来的学生。这个组织成立后，就积极地慎重地发展组织，在发展组织中，发现存在于迪化新疆日报社的另一个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小组，该组织成立于1944年12月，由李泰玉等4人组成，他们曾受过中国共产党人李啸平、汪哮春、王宝乾等的思想影响。这两个秘密组织互相发现后，就于1945年1月合并，组织名称为“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组织成员发展到30多人。这个组织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过关押在新疆狱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1945年10月，“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派张志远到重庆寻找中国共产党。
张志远到达重庆后，在三联书店找到曾在新疆学院讲过一年多学的茅盾（沈雁冰）先生，再经茅盾协助与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取得联系。11月下旬，张志远按约定时间去曾家岩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接洽，邓发、宋岱（即宋黎）接待了他。张志远向他们汇报了在新中国共产党人被捕的情况和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情况，并请求中国共产党给予指示。邓发、宋岱指出：新疆地处边疆，鞭长莫及，党还无力顾及新疆。现在和国民党斗争的焦点在东北，东北需要干部。你们组织中东北人多（退入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子弟），能够转移到东北去的尽量向东北转移。留在新疆的同志，也不要打出共产主义的旗号，而应从事民主运动。张志远把他们的指示秘密传回新疆。
1946年6月，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部分成员，利用国民党向关内疏散人口的机会，分别到达兰州，然后又分批从不同地区偷越国民党军队封锁线，进入解放区。进入东北解放区的有张志远、赵普林、赵新亚、韩世冀、姚品兰（女）、姚艮、许青航、孙海澜；进入华北解放区有张玉珍（女）、王笃从、王琢成、李勇勤、桂曾义；昝玉秀进入苏北解放区；刘一匡、杜芳、王怀品进入陕甘宁边区，延安《解放日报》还作了报道：新疆青年刘（前《新疆日报》校对员）、杜、王（新疆学院学生）三人，向往边区民主政治，于上月初逃离新疆，冲破国民党层层封锁，经兰州、陇东辗转于本月十四日来延安。
留在迪化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继续进行活动。
在伊宁，1946年4月26日，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赛福鼎·艾则孜等成立了革命党。革命党的纲领是：（1）在我省彻底地完成民族、民主革命；…（2）把本省一切进步革命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扩大和加强党的组织；…（3）团结和教育本省所有的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4）把革命的基本力量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使他们适合于历史的发展，为本省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1946年11月，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作为新疆代表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会议期间，通过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时曾代表国民党中央来新疆监誓的于右任先生的关系，阿巴索夫（在新疆汉族中习惯称其为阿巴索夫，下同）于12月5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到梅园新村拜会了董必武。阿巴索夫向董必武介绍了新疆的概况，汇报了几年来新疆的斗争，转达了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问候，转交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件，并向董必武提出四点要求：（1）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认和领导他们的组织（革命党），并接纳该组织的11位领导人入党；（2）要求中共中央派工作人员到新疆工作；（3）为了经常和中共中央联系，请求派一名技术干部到新疆工作；（4）要求中国共产党对新疆问题有明确的政策。董必武非常重视阿巴索夫的拜访，连夜电告中共中央。
12月6日，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电报后，即由周恩来起草复电，经刘少奇签发。复电如下：“关于新共同盟两电悉。甲、望向阿同志询明：（1）新疆整个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情况及发展趋势。（2）新共同盟之具体主张。（3）阿同志可否能带工作人员一道回新，并建立与延安电台联络。乙、如可，望你考虑派一个得力而不红的同志作联络代表及两个机要人员随阿同志去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