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
邓小平十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他同谷景生的谈话有很大一部分是讲选拔少数民族干部问题。他说：“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很高的领导位置上来。”他还说：“干部选拔不能只靠组织部门，那样有很多事情你就不知道，或者不明确，必须考察干部的实绩，实实在在的政绩，实际的工作情况，考察群众拥护不拥护。要有这两个条件，就不会出大的问题。
要建立一个制度，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提升、培训等都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避免个人主观因素的干扰。要有一个好的机制。这都是很原则的问题，能保证建设好干部队伍。”邓小平再次说到干部终身制要解决，再不解决就要误党、误军、误国，并表示将来要带个头。
三、保证新疆发展和稳定的两大决策
1981年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后，为了保证新疆的发展和稳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两大决策：
（一）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从兵团机关到团场连队，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一批又一批被揪斗，这导致了兵团人心涣散，生产下降，亏损严重。到1974年，兵团总人口比1966年增加77万人，职工增加12万人，耕地面积却减少52万亩，粮食总产下降27%，棉花总产下降39%，油料总产下降32.9%，林业损失18万亩。1966年兵团上缴商品粮2.25亿斤，盈利1.13亿元。1974年兵团仅缴售粮食2386.5万斤，同时吃国家返销粮1695万斤，亏损1.9亿元。从1967年到1974年全兵团累计亏损3.14亿元。197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了兵团和师的建制，团场下放到各地、州、县领导，400个值班连队被解散。这不仅严重地削弱了边防，而且造成组织管理混乱，生产继续下降，经营连年亏损，从1975年到1977年，财务亏损总额达6.6亿元，成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历史上亏损最严重的时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新疆农垦事业的创始人王震，对兵团的事业极为关心，他站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维护祖国统一的战略高度，积极主张恢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5月，王震率中央巡视团来新疆视察工作，正值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伽师暴乱事件，回到北京后，6月30日，王震根据新疆各族人民的意愿，出于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新疆安定团结的大局考虑，写信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兵团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央考虑恢复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他在信中写道：“新疆现有二百万人生产兵团，屯垦在全疆各地，主力屯垦于准噶尔（天山北）、塔里木（天山南）两大盆地，建设起七十多个边境团级农场，担负生产和边防的警备。应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番号，实行农工商联合企业，归中央农垦部和自治区双重领导。这样便于新疆军区将驻疆部队集中训练，又握有集中防御力量。”
1981年7月1日，邓小平在王震的信上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代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8月2日，邓小平同意杨尚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后不宜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称号的报告，并批转王震。所以恢复后不叫“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而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8月13日，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期间，在王震的陪同下，到石河子垦区调查研究，充分肯定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业绩。他说：“我过去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军垦赞歌》，一部叫《绿色的田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向我讲过你们开发准噶尔、塔里木的情况。不过还是那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哟，这次来不虚此行。”他还说：“石河子和原生产建设兵团所有的军垦将士，他们在新疆的业绩，新疆各族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相…结合。”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国家农委党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对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1981年9月22日，向中央写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策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黑龙江、云南、兰州、广州、内蒙古、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都没有恢复，唯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了，可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的地位和作用。
（二）中央决定调整自治区领导班子，调王恩茂重返新疆工作
198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开始考虑调整自治区党委领导班子。1981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调王恩茂重返新疆担任区党委第一书记。
邓小平在北京寓所同前来拜访的王恩茂作了长谈。邓小平说：“你对新疆情况比较了解，对干部比较熟悉，新疆的同志欢迎你回新疆工作，中央经过反复考虑才决定你回新疆工作。”邓小平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第一，要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要在实际工作中了解，认识符合中央干部条件的中青年干部，把他们提拔起来；第二，不要搞小圈圈，搞小圈圈要犯大错误，要团结大多数；第三，一定要保证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允许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第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第五，南疆军区有一个政治部副主任曾经发表过一个意见，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是他认为大汉族主义要不得，地方民族主义也要不得，两个都要不得，他这样讲就对了。”
这又是一个在全国独一无二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前的省委第一书记，只有王恩茂一人回原省（自治区）工作。况且这年王恩茂已68岁，他曾风趣地说：“东汉班超71岁从西域返回洛阳，我是年近70重返新疆工作。”
四、帮助新疆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1981年，新疆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怎样加快新疆经济的发展？这是摆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新疆80年代发展思路的确定是在中央帮助下完成的。1981-1986年，中央领导人多次到新疆考察，他们根据党中央关于我国四化建设的总的战略指导思想，结合新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集中阐述了如何开发新疆的一些战略设想。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积极开发新疆，开发大西北，使新疆和整个大西北成为我国在21世纪的一个重要基地
这是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设想和整体部署。邓小平认为新疆的优势在资源，他说：“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早在1958年，邓小平就提出大力发展新疆的石油工业。1979年他在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谈话时指示新疆要抓粮食、抓甜菜、抓畜牧业。1981年他在吐鲁番考察时，对地委领导和乡干部说：“吐鲁番的葡萄很好，要大力发展，增加栽种面积，你们的规划很好。一定要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粮食生产也不能放松。吐鲁番矿产资源丰富，可以向国家申请进行勘探开发，要让人民尽快富起来。”在石河子参观棉田时，他指示要大力推广地膜覆盖植棉技术。当时党中央认为新疆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新疆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有着优越的发展农牧业的水土光热资源，从资源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疆是祖国四化建设中尚待开发的一块宝地，新疆可能成为国家未来的一个重要的畜产品基地、经济作物（棉花、糖料、果品）基地和石油能源基地。但当时有四个因素制约新疆的发展，一是资源不清；二是资金不足，国家到“八五”计划时期都不可能大量投资；三是人才短缺；四是基础设施（主要是水利和交通）差。因此，中央确定新疆的开发大体可分两个阶段：80年代主要是做好准备工作，进行一些投资省、周期短、效益好、国家和人民生活急需的重点建设；90年代逐步展开建设的规模，适当加快建设步伐。
（二）新疆的支柱产业有五个
第一，农牧业，这是第一产业。新疆要考虑对农村产业结构作战略性调整。30多年来新疆着重抓粮食，现在人均已达八九百斤。在这种情况下，新疆要富起来，就应该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把畜牧业和瓜果园艺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使它们同粮棉油大田种植业一起，成为农村经济的三大支柱。
新疆瓜果品种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是少有的，瓜果是新疆的一大产业和一大优势。吐鲁番的葡萄、鄯善的哈密瓜、伊犁的苹果、库车的杏、喀什和阿图什的樱桃和无花果、叶城的石榴、和田和阿克苏的薄皮核桃、库尔勒的香梨和西红柿等，不仅蜚声全国，也闻名于国外。新疆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我国一大瓜果基地。发展瓜果园艺业需要用现代化的技术改良品种，并解决保鲜、浓缩、包装、储运等问题，这样又可以带动乡镇工业的发展。
当时，国务院对新疆棉花、甜菜基地的建设十分关注。1988年7月8日，国务院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拟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甜菜基地开发建设协议书》在北京正式签字。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出席了签字仪式。
《协议》规定，新疆要在1988年到1990年三年内完成开荒300万亩，保证棉花总产量在1987年27.5万吨的基础上增加到35万-45万吨，甜菜总产量在1987年90万吨的基础上增加到200万-240万吨。初步规划新疆棉花甜菜基地到1995年建成。8年累计开荒1800万亩，改造低产田800万亩，1995年棉花总产量达到50万-60万吨，甜菜总产量460万-560万吨。
第二，石油和石油加工工业，随着石油开采和加工的扩大，可以带动一系列的产业。这是新疆的第二大产业。
第三，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由于新疆有发展畜牧业、经济作物、瓜果业的优势，这就为发展食品工业、饲料工业和棉毛加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行业有机构成小，就业机会多，利润比较高，发展起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第四，动力工业。主要是开发煤炭和利用水力资源，发展水力和火力发电。
第五，建筑材料工业。发展水泥和砖瓦等工业，以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要发展这些产业，从新疆的实际情况看，必须首先解决两大问题：命脉和动脉问题，即水利和交通问题。讲基础设施，这两条是根本的，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其他产业的开发才有条件，新疆的经济才可以活跃起来。
（三）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引进外资，打通西路贸易
1979年春，几乎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搞大包干的同时，新疆喀什地区岳普湖县最穷的阿其克公社在公社党委领导下，秘密地在全公社12个大队实行了按人口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的包产到户责任制，1980年，口粮田加责任田包产到户在南疆各地推广。1981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新疆吐鲁番农村时，他问农民：“土地承包后，怎么样？”生产队长提力瓦尔答道：“农民很高兴，积极性可高了！不分白天、晚上都有人干活。生活比以前强多了！”
邓小平欣慰地笑了。邓小平肯定了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给新疆农民吃了定心丸。到1984年底，新疆农村95%以上的农户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6年6月7日，胡耀邦出访西欧四国路过新疆，要求新疆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打通西路贸易。他说：“恐怕还要下这个决心。西部的开发，要积极引进外资。靠国家投资，恐怕‘八五’计划也列不上。可以同外国搞补偿贸易，也可以允许他们独资经营，没有什么害处，可以用我们的资源换他们的资金、设备、技术。即使利润都归人家，我们也可以得到产品税、地产税和劳务费。用资源换资金、设备、技术，会使新疆更快富起来。我看这不是卖国，是爱国。除了打通东面的关系，比如日本、中国香港外，还要打通西亚、南亚、苏联、东欧的关系，特别是与信仰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比如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一个是发展航空，一个是发展铁路。乌鲁木齐至乌苏段修好后，可以向西延伸到阿拉山口，同苏联接轨，这要不了多少钱。以前停建是害怕打仗，事实上修了铁路，仗就更打不起来，因为有个经济利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