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的慈父
别看陈赓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其实他的内心充满柔情，很是“儿女情长”。
抗战胜利后，别人送了两只老母鸡给陈赓，因为他的夫人傅涯快要生孩子了。陈赓很认真地把母鸡生的蛋攒起来，准备给夫人坐月子的时候吃。就在延安七大期间，傅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七大有研究建设新中国的内容，因此陈赓给儿子起名叫知建，意思就是让儿子将来知道建设新中国。但等到傅涯生下孩子时，鸡蛋却一个都不见了。陈赓抱歉地对她说：“前方回来几个老同志，负了伤，身体很虚弱，我把鸡蛋全给他们了。”战争时期物资奇缺，看着产后身体虚弱的妻子，陈赓心有歉疚，但马上又笑了起来，一转身往钱英的窑洞跑去。他记起钱英说过有红糖，调皮而又幽默的陈赓是“偷”红糖去了。不料刚把红糖“偷”到手，外面有人来了，陈赓连忙用被子蒙住身体躲在炕上，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大家笑骂一场，好不热闹。
因为出生在部队1950年进军大西南之际，陈赓为唯一的女儿取名“知进”。知进出生时，大家知道陈赓一直想要个女儿，于是争着前来探望。因为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小知进的脸上起了不少疙瘩。一位前来探望的女兵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话不知被谁传到陈赓耳朵里，他大怒：“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见到小知进都得先猛烈赞扬一番。陈知进回忆说：“这个故事当时流传特别广，以至于我后来到昆明见到那些叔叔阿姨时，他们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漂亮女儿’啊！”
陈知进两岁时，陈赓开赴朝鲜前线。在火车站，还不懂事的她哭着抱着爸爸的脖子不让他上车。后来傅涯拍了一张她的照片给陈赓寄去，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傅涯“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给削掉了一块？”其实只是因为照片上女儿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陈赓又说了句玩笑话。
有一次，玩了一天的陈知进把身上的衣服弄得很脏，陈赓回来看见了，很是心疼女儿。趁傅涯不在家，他自己翻箱倒柜找出“压箱底”的几块纱布，然后带着她跑到东华门找裁缝，做了两身裙子回来。陈赓对孩子有点宠，特别是对唯一的女儿知进。
“小时候，爸爸走到哪儿都带着我，那时候怀仁堂看戏不许带小孩子，但爸爸经常不顾这个规定，带着我进去，警卫也拿他没办法。”进门时，笨手笨脚的陈赓把口罩都戴到了小知进的眼睛上。有一年陈赓去大连参加军事演习，又把知进带在身边，早上起来，他看着梳小辫的知进犯了难，只好求助服务员。怕以后再带知进出去麻烦，回北京后陈赓就让傅涯把女儿剪成短发，陈知进后来就再也没留过长发。
说起父亲，陈知建与妹妹陈知进都不约而同形容他是“标准的慈父”。
与妹妹不同，淘气的陈知建还是遭遇过几次父亲发火的时候。“有一次我太‘皮’了，拿筷子把小伙伴的鼻子捅出了血，爸爸两巴掌打在屁股上，他的手还是很重的……父亲一般不发火，发一次我终生难忘。”还有一次，陈赓因为别人对他撒了谎而大怒：“父亲发起脾气，那真有雷霆万钧之势，一拍桌子墨盒都跳起来了。”
陈赓一家后来一直住在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这个小院子见证了其乐融融的陈赓一家。
小儿子救了陈赓
陈赓外表看起来挺健壮，结婚以后傅涯才知道他身上多处有伤。他的左腿在会昌战斗中三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胫骨、腓骨都被打折；在胡山寨战斗中，他右腿膝盖处又负重伤，虽然医治后保住了腿，但落下了终身残疾。腿部肌肉萎缩变得很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由于连年征战，解放后仍马不停蹄，从越南到朝鲜，恶劣的环境加重了他的伤情，战伤时有发作。本来他的身体比较健康，他从青年时代起长期坚持冷水浴，平时也很重视锻炼。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在紧挨客厅的一个房间里，放了一架“划旱船”的运动器械。越南领导人武元甲来访问时，他还把人家拉到屋子里，表演给他看。然而，由于战争年代身体受到的严重损伤，随着工作的加重，过度的操劳，他的运动也少了，他的健康水平已逐年下降。
1954年，在陈赓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年，在北京医院检查时就发现血管硬化了。
对于陈赓的身体来说，1957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的工作特别繁忙。2月下旬到南方检查工作，并沿途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由于过度疲劳，有天晚上摔倒在浴室里，但他毫不在意，忍着痛又继续工作。4月回京，6月底又离京，到炎热的广东、福建继续进行军事勘察。
这年9月初，陈赓（任代表团副团长）与聂荣臻一起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0月间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参加海陆空军部队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从上海回来，傅涯发现他脸色很不好看。他自己也感觉疲劳，跟她说：“傅涯，我可能坚持不了了。我得请假了，我只能干半天工作啦。”傅涯有些吃惊。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劳的时候，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后来傅涯才知道，这次三军大演习不太顺心，彭德怀是总指挥，他是副总指挥，跟苏联专家意见分歧，与彭德怀在指挥上也有些争论，弄得身心疲惫。回来后，他嘴上这样说，可是仍然在紧张工作，军委的机关建设他要操心，军工他也得过问，甚至云南方面的问题他也要解决。什么事他都不肯放低标准，把自己搞得很累。
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头天晚上，一个军事代表团归来后汇报，朱德、贺龙、聂荣臻都在，从上午开会一直开到下午1点多。傅涯都着急了，对他说：“你这样做还没什么，你还算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他不说话了。中午也没睡好，接着下午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又来汇报。到了晚上，他已经累得不行，对傅涯说：“傅涯，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星期六了，你陪我出去玩玩吧。”正好怀仁堂发了两张票，傅涯向单位请了假，陪他去看看戏。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哈军工的同志来找陈赓谈问题。从饭桌上一直谈到厕所里。傅涯去上班不久，就接到电话说他病了。她急忙往家赶。一进门就看见陈赓躺在客厅的大沙发上。最早是小儿子知涯发现的。他只有两岁，他对阿姨说，爸爸哭了。阿姨们都不信，说你爸爸怎么会哭呢，以为小孩子说着玩的。知涯又找司机老赵去说。老赵过来一看，陈赓倒在地上，满脸都是冷汗，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他抱到床上，往北京医院打电话。医院派来一个抢救小组，当时脉搏摸不到，血压也测不到，病情很严重，诊断是心肌梗塞。急得彭德怀、各兵种的领导像刘亚楼等都到家里来了。这次发病很危险，亏得抢救及时。
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回到家里，医生要他“全休疗养”，傅涯仍在上班，医院就派了一名护士照料他。医生要求他在家不许会客，如果有的人非见不可，会客一次不能超过五分钟。这样休养一段时间，病情渐渐有了好转。到了夏天，又到北戴河疗养了一阵。那时医生诊断，他血压的低压过高，脉压差很小，仍是心肌梗塞的病状。
傅涯觉得他有时像长辈，有时又像小孩
尽管如此，回到北京不久，陈赓就要求上班。医生被他磨得没有办法，只好给他仔细检查了一次，感到总的情况较前稍好一些，报告中央批准他每天少用点时间去上班试试。但他一旦开始工作，就又无日无夜地干起来，而将医生定下的规矩抛之脑后。你要劝他服从医嘱，他还有一大套“道理”呢。有一天，一位同志听说他患重病，远道赶来探望，一进门正逢他刚下班回来。这位同志十分诧异，关切地说他不该急着上班还是该听医生的话。他摇摇头，笑着说：“对疾病也和打仗一样，对敌人不要怕、坚决和它斗，就能战胜它，消灭它！”傅涯劝他也一样不听。
最明显的一次，有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距离北京市区二十多公里的长辛店试车。他那时还兼着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次试车同他分管的事情有关，他知道后就要去参加。试车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打来的，傅涯两只手拿着两个听筒，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的地方去，要她一定劝阻他。
傅涯放下电话对他说，长辛店路远，他们都怕你病犯了，稳妥一些，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可他哪里肯听？他把军装一穿，把司机一叫，就走了。后来傅涯越想越不放心，就打电话告诉保健部门，要他们注意一下，以防万一。正在这时，他看试车回来了，一进门就说生气地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显然，他对早晨她的劝阻还在生气。他对自己的病，一直不那么相信，不那么在乎，心中装的只是工作。
1959年5、6月间，他的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以后随着病情变化，根据诊断，中央军委决定逐步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以便专心治疗。开头他还兼管国防科委的事情，后来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话，叫他退到第二线。他对自己的病情始终估计不足，对于退居二线还有点不通。从机关回到家里，他对傅涯说：“你看，叫我退到第二线！”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有天国防部长彭德怀找他谈话，当他得知要任命他为国防部副部长的时候，回到家里也是一进门就对傅涯说：“你看，气人不气人，彭总叫我到国防部去工作，你看开玩笑吧？”也是流露着同样的心情。后来庐山会议的简报里，傅涯看到还有人追问，为什么彭德怀要提他当国防部副部长？他还听说南边边境打起来了，就说那边的情况他熟悉，想到那里去工作，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在政治上、工作上，陈赓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但对于自己的病情却难以客观，总是“报喜不报忧”。有一次，保健部门请苏联专家给他会诊。会诊以后，专家对他说，像你这样的身体，不能下战斗部队工作，司令部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他一听很高兴，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声告诉傅涯：“今天苏联专家会诊，说我司令部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他是一个过惯戎马生涯的人，即使进入了和平时期，他的心仍向往着战场。
陈赓晚年，就是在他生病的那几年，正当全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十年中，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过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此期间，党内斗争开始变得复杂而频繁。陈赓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对党忠心耿耿，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他对一切错误倾向不能容忍，总是抱着不妥协的态度进行斗争。就像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说的：他虽然有病了，心没有停下来，对于什么事情都要表示态度，都很费脑筋。这也加重了他的病情。
1959年，国家在“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后出现了农村闹饥荒。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下农村当社员。傅涯要求下基层，她同陈赓讲：“我在中央机关这么多年，现在你的病情好转一点了，我能不能去呢？”他考虑半天说：“好，你去吧。”陈赓支持傅涯下去，是因为在结婚时他就知道傅涯事业心很强。其实从他的病情考虑，他希望傅涯最好在他的身边。况且孩子又还小，最小的只有4岁。但傅涯还是去了浙江萧山当社员。陈赓给她约定50天为限。傅涯有时觉得他像她的长辈，尤其在处理干部之间团结等问题上，他往往有独到的见解。碰到这一类问题她就写信向他求教，他都会细心地指正。他强调看一个人不能光看出身，不能只从一件事上下结论，要从他的发展看。其实他对1958年的“大跃进”是有看法的。当年傅涯也订了个高指标的工作计划，他知道了就给她拍桌子：“你这人还要不要命了？”他觉得她没有实事求是。他一贯都是这样：夫人力求上进，他总是鼓励的；如不实事求是，他就泼冷水。当时傅涯的身体也不好，但发现他身体不好时，她晚上就不能睡觉，得照护他。等他身体好转了，她就得吃安眠药好好睡几天，起来就乘公共汽车去看病。司机对她有意见，说你照顾病人也是工作，也是为了首长嘛，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尽管有时有些争吵，但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挺好的。他的人情味很浓。傅涯下放或是他出差，他们都约定每半个月通一次信。有时一忙，傅涯顾不上，他就要批评她。而接到傅涯的信，他会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直笑，反复地看。他的回信傅涯一直保存着。
病中的陈赓十分想念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特别是当年参加和平谈判的地方。1960年，他来到了山西，到了太原。他指给傅涯看，当年他们和谈时住的迎泽宾馆。说阎锡山为了干扰和谈，向他们示威，经常派队伍全副武装地在他住的楼下走。陈赓的随从参谋王亭兰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了阎军埋下的地雷而牺牲的，那一次陈赓本人也险遭不测。他本来要到老区安泽、沁源那里去转一转，可北京要开会叫他回去。他很怀念那里的群众，恋恋不舍地说：我要是到那里去，有一些人会向我说要儿子要丈夫的话，是啊，那里牺牲了好多人，打了好多仗。我的部队基础就是从那里来的，许多老战士都出生在那里，所以我想见见那里的父老乡亲们。慰问团到老根据地慰问以后，他就找慰问团的聂真谈，仔细向他打听老区的建设、恢复的情况，生产搞得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