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这时，张道庸和九军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等人不期而遇。李、徐二人带领的支队后尾部队，当时也跟王树声失去联系，正准备出山侦察敌情，而后再商量往哪里走。原来，连续的奔波和疲劳已使大家神经麻木，有马的骑在马上打瞌睡，没马的跟着马走，马也在瞎走，天快亮时才发现人都走散了。这样，队伍首尾相遇，唯独不见中间，而中间既是中枢神经也是力量所在，即使是条龙也舞不起来了，李、徐、张很是着急。子弹基本上没了，米袋子也空了，别说烟，就是火柴也找不出几根了。大家说，与其蹲在大山里等死，不如出去找大部队。但一起走很危险，必须分散化装潜逃。三个领导互相拉了拉手，神色黯然。张道庸说，不死的话，一定得找个馆子喝他个死！奶奶的，怎么革命革得这样背！
张道庸这一路十来个人，天亮时一出山口，就跟敌人遭遇上了。枪声一响，各自为战，一会儿工夫，便都难以照应了。张道庸的子弹打光了，只剩那把大刀在呼呼的狂舞。他边砍边退，当把大刀砍在一个迎面阻拦的敌人身上，连拔刀的机会也没有了。他一猫腰，夺路而逃……当身后没了动静，他定下神来坐下喘口气时，身边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了。
回望天际，四野茫茫。3月该是解冻的时候了，祁连山仍然覆盖着冰雪。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仿佛起伏的波涛。寒风呼啸着，卷起雪片和沙砾，从山顶扑向峡谷，又怒吼着飞向远方。
那一刻，他掉泪了。
他哭得声音很重，他从来没有如此伤心地哭过。周围没有人，连个鬼也没有，怕谁？哭出声来心里痛快一点。脑子里晃的全是那天他带出的十几个人的模样。大家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衫，裹着破烂不堪的毯子，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疲劳到了极点。前不久他还带着个几千人的队伍呢，眼下竟溃不成军。这真是红军的队伍？他妈的，老子十年革命，队伍由小到大，最后竟革成了一个人，我还有什么用，干脆死个球算了！
死？那太便宜敌人了！老子有一口气就要活，活到把他们都杀光！
他的心沉入黑暗之中，此后，他什么也不想了。脑子里只有一个火光在闪：那就是党中央还在，河东面的红军还在。他要回到河东去，找中央，找红军！指北针早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于是就等太阳升起，朝着东面走。
午后，终于看见一个小村。说是村，其实就是散落在大漠边上的几户人家。根据张道庸的经验，这种偏僻的小村不会驻有马家军，而且一般都是穷庄户人家。他试着敲了几下门，一位中年老乡侧开门缝，问：“哪的？干啥？”
张道庸说是路过的，想讨口水喝。
老乡打量片刻，还是开了门，把张道庸让进院子。老乡装上烟，让张道庸吸，张道庸说不会，老乡诡秘一笑：“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红军，对不对？”
张道庸也不想瞒他，但又不能全说真话：“我是红军，队伍打散了，我想回老家，弄点生意做做，或者种田。”
老乡吧嗒着烟袋，琢磨着，有些担心：“哎呀，你这个样子倒像个穷要饭的，但口音一听就不是本地的。这一带马家军查得很紧，听到不是本地口音的就抓，你大白天走太危险了。我看你在这吃了饭，白天在附近躲一躲，到天黑再走，或许安全点。”
说话间，老乡的家人已把饭烧得了，也就是一大碗小米稀饭，加几块干饼子。张道庸喝了两口，竟喝不下了，他已饿过了劲儿，只好放下饭碗，掰着饼子细细地咽。这干饼子如此之香，直到黄桥决战时，最好的黄桥烧饼送到面前，他还是说赶不上祁连山老乡的贴饼子香。其他领导都笑他是叫花子命，吃不出好坏……
天擦黑时，张道庸告别了老乡，按老乡的指点，沿一条小路往东走。
走了两天夜路，倒是安全，仅剩的两块银元也花光了，到哪去填肚子呀？他曾去庙里要摸点供奉之类的，可是除了几点香火和一堆香灰外，没有能下口的东西。于是他就改成天没黑前出发，拄一个棍子——这是根多用途的粗树枝，累了当拐棍拄，有情况当武器，最主要的是打狗用。这一带虽说穷，可几乎家家养狗。狗是个趋炎附势的东西，特别是见了要饭的，总是汪汪叫个不停。那天他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耍，便问家里有没有剩饭给一点。孩子接过张道庸的破碗，回屋去给大人说。正在这时，从院子里蹿出一条大黄狗。因为在农村长大，张道庸本来并不怕狗。于是他对周围的小孩说：“抱住它，抱住它！”真有两个小孩子拦腰抱住了狗。谁知被抱住的狗好像仗了人势，样子更凶，呜呜地低吠着，用后腿站着，露出软毛的白色肚皮，眼里冒着凶光，叫声中带着暴怒和克制着的凶狂，好像盯着一只逃跑的兔子。张道庸预感到不妙。当那个拿碗的小孩盛了半碗剩饭走出来，把碗交给张道庸时，他接过碗就快步往村外走，想趁小孩把住狗的时候，快点离开这个危险之地，于是越走越快，最后小跑起来。狗是最见不得人跑的，你一跑它就追。这只大狗一见张道庸逃跑，一使劲儿竟从小孩手中挣脱出来，边追边叫，张道庸心里一惊，拔腿就往一块地里跑，那双破鞋也被冻土绊掉一只。张开四蹄的狗跑得极快，三下两下就到了跟前，眼看狗嘴就要咬住张道庸的腿，地里一个干活的老乡也不知喊了一句什么，大约是吆喝了一声狗的名字，狗突然一个急停，扭过头就灰溜溜地回去了。
张道庸逃过了几次狗咬。一天，看看天快亮了，他就朝村落远些的地方走，想找个地方睡一会儿。衰草在寒风里微微颤抖。路已经没了，脚下都是发软的沙子。他太疲惫了，走着走着便倒下睡着了。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他被人推醒了。他想挪动一下身子，可是动弹不了。近旁有人说话，听口音像当地人。一个骑在马上的人问：“你是干什么的？”
张道庸彻底醒了：“讨饭的。”
马上的人说：“你不像讨饭的。”
张道庸没吱声，但眼睛在冒火。马上的人喊过两个端枪的士兵，把张道庸的破毡帽一揭，指着他的头发说：“你不是共产人是什么？”
两个士兵在张道庸身上搜了一遍，让他跟着他们走。张道庸说他脚打泡走不动，马上的人说拉着马尾巴走。张道庸不拉，蹒跚着跟着走到一个小镇。一进镇子，那三个兵把他往院墙里一放，拍马走了。
张道庸很奇怪，周围也没有人。他想反正是个死，三十六计走为上，逃过一劫是一劫。他在院子里转了一下，果真没有人。他怕镇上小巷走不通，干脆走大街，一直朝城东走。但一到镇子口就被两个岗哨拦住了，仍说他是“共产人”，把他送到旅部。
敌旅长问：“你是哪一部分的？”
张道庸说是九军的。敌旅长嘿嘿一笑：“哦，你该挨9刀。你要是三十军多好，那样我可以砍你30刀！不过今天我不砍你，我看你脑袋挺大，会算账吗？”
“我没上过学。”
敌人是在红军俘虏里挑兵。旅长让几个被俘的红军在操场上跑步，来判断身体好坏。张道庸和几个人约好，装跑不动。一个营长本来就胖，另一个人腿负了伤，更跑不动。张道庸本来就长得瘦，饿了几天，瘦得皮包骨，就剩一双大眼了。敌旅长把张道庸等三个人挑出来，站成一排，恶狠狠地说：“你们三个共产人，大小都是个官，当不成我的兵，就去蹲牢房吧。”说完踢了他们每人一脚。
三个人当下被绳子绑了，押送到凉州（今武威）第二监狱。
凉州监狱
凉州第二监狱成了一座战俘集中营。
西路军的许多被俘人员都关在这里。
还算幸运的是，这时已经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敌人不敢像前些日子，抓来红军就杀。野外的万人坑已堆满了红军的尸骨。有活埋的，有砍死的，有用土炮抵住胸部轰死的，还有剥去衣服冻成僵尸的。有一个马家军的传令兵回到家跟老婆说：“杀的是俘虏来的共产人，被杀的人骂得很厉害，有的一刀没杀死，还在坑里大骂。我们就用石头往死里砸，一连杀了两夜。”更惨无人道的是，马步芳的三弟马步瀛，把30多个红军绑在树上，活活剥开肚子，将胆取下来做眼药。在凉州城东门外小南街子，一个叫李贵的马家军，先在这里杀了7个红军，第二次把13个红军杀在东门外，第三次又把6个红军杀在这里。杀这6个人时，他用软馍馍蘸着血吃。李贵还拿来两个人心让一个叫赵德的炒着吃。据查，仅河西、西宁等地被害的红军将士就有4600多人。
这座监狱据说是国民党的“模范监狱”。“模范”就模范在看得严、管得宽。它是一座五星状的建筑，共有5排牢房，每排牢房有对称的12个房间，每个房间只有六七平方米，房间里除了一个小土炕外，就是一个屎尿桶。
被关在这里的，除了张道庸外，还有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保卫部长李树芳、原九军组织部长朱潘宪、宣传部长方强、二十五师师长沈秀达、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卜胜光、原总部直属管理科长刘振堂、六十六团政委辛元林等三十多位红军干部。
刚关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说着自己的经历。
张道庸揭起裤脚指着两腿说：“被狗咬得稀烂。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一睁眼就被敌人绑了。”
另一个干部接上茬：“你算好的，我不光吃野果子，喝脏水，连尿都喝过！”
其他几个人都睁大眼睛听他讲：“有一天晚上，我走到凉州南面敌人堡垒附近天就亮了，便躺在沙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了起来，只留一个脑袋在外边。鬼晓得，火红的太阳一个劲地往下晒，沙滩里的热气往上冲，热得我七窍生烟，心都快要烧焦了似的。我再也忍耐不住了，就侧着身子，把尿尿在茶缸里，闭着眼睛一口喝了。第一次没经验，尿了就喝，又咸又苦。第二次抓了把沙子放进茶缸里，沉淀一会儿就好喝多了。可是到后来，连尿都没有了……”
由于沈秀达和另一个团长贪生怕死，给敌人供出许多情况，其他红军干部接连受审。
张道庸也被带到政训处。一个白胖子敌人问他：“叫什么名字？”
“张道庸。”
“什么职务？”
“团长。”
“好！”白胖子满心欢喜，以为遇上第二个沈秀达，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蹲到椅子上，“张团长真人不说谎，敢做敢当。”白胖子又有些不满足，提示着问：“听说老兄还当过师长？怎么降职了？”
“身上连件皮袄都没有，冻得我上牙打下牙，能不当‘团长’么？”张道庸趁机逗了个乐。
白胖子尴尬一笑：“张团长真会开玩笑！”然后宣布：“今天提问到此，你的态度不错，希望你进一步反省，不要在狱中组织小团体，遵守监规，随时报告狱中动向，这样做对你有好处。回监去吧！”
回到监舍，几个狱友凑过来问长问短。张道庸还在那里琢磨：是哪个王八蛋说出去的，连我当过教导师师长、副师长他们都知道。黄鹄显、方强等人也都跟着骂。只有沈秀达一声不响，在一旁托着腮帮发呆。
张道庸明白了，冲着沈骂起来：“你他妈真是软骨头，怎么什么都招？”
“反正他们早晚都会知道，说不说都一样。你不也说了吗？”沈见众人目光都逼着他，冲张道庸说了几句。
“废话！我说的是我自己，我有一口气也不会咬别人，你算个什么师长？”张道庸最看不惯胆小的人，要是职务比他低，在战场上他肯定会用手枪或是马鞭子教训他。对这个比自己职务高的软骨头他只有骂两句了。
黄鹄显、朱潘宪两人都属虎，性子也急，本来失去自由心里烦闷不已，就像关在笼子里的虎，这时对沈秀达的变节行为深恶痛绝，轮番地骂：“你对得起死去的战士吗？连我们的军长、政委都英勇就义，为了保自己的命，出卖别人，你的命就那么值钱？”
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把这些在野外活动惯了的军人关得快憋出病来了。多数时间只能半躺着，或者起来走几圈。因为地方太窄，加上伙食又差，常常是稀粥照明月，几泡尿肚里就空了，所以转不了几圈就觉头晕目眩。张道庸会玩，他利用废纸壳做牌九，用砖块磨了副象棋。张道庸玩起来很认真，很投入，时间便不知不觉地消磨过去了。
时间好忘，可饥饿难忍。张道庸抓了一把坏牌，连气带饿，胃又疼了起来。他把牌一摔，摇摇晃晃站起来，大声嚷嚷：“不行，每天都是糟米汤，谁受得了！”他又冲门外的卫兵大喊：“你们要杀要砍随便，不能让老子当饿死鬼！”他摇得铁门咣咣响。
卫兵也不客气，拉动枪栓，把枪口对准张道庸那间房的铁门，叫嚷着：“你再喊，再喊我就开枪！”
“你开枪吧，打死老子就不饿了！”
卫兵真的把枪口抵住牢门，手指扣紧扳机。
朱潘宪过来拉了一把张道庸，小声耳语：“跟他说没用，白吃枪子儿，来，坐下。”
“妈的，当了俘虏还不老实！”卫兵收起枪，又回到他原来站的地方，歪鼻子斜眼地冲牢房骂骂咧咧。
黄鹄显刚被提审过，一回到监里，就被大家围住了。张道庸的气也消了一大半，对黄鹄显说：“我以为你回不来了，要死咱们一块死了算了！”
黄鹄显握握张道庸的手，劝慰他：“别说气话，咱们既然挺下来了，就好好活着，将来出去还能打日本呢！我告诉你们，刚才是两个《凉州日报》的记者找我，从他们嘴里我知道外面全国抗日的呼声很高，国民党也不得不让步。”
“出去后怎么都好办，可关在这里，动，动不了，吃，吃不饱，我看等不到出去抗日，就在这折磨死了！”张道庸心里又冒出火来。
朱潘宪说：“咱们不能等死，要找个事由跟他们斗，我看就从改善伙食开始！”
“事由还不好找？”张道庸眼睛一眨，“过几天就是端午节，咱们让敌人送点好吃的，过节嘛，不许虐待我们！”
“对，吃不到粽子也得吃口肉！”朱潘宪找出笔纸，“你们说，我来记录。”
“咱们要送就送给管事的，”张道庸计划着，“直接给马步青那老小子写！”
给马步青的信很快写好了，监狱不敢扣压，很快交了上去。
因为形势所迫，马步青不敢造次，吩咐监狱想想办法。6月13日，端午节那天，敌人果真送来了一大锅牛肉面条，还给每人分了半斤熟牛肉。监狱长亲自掌勺，让狱卒抬着大盆，给每人加餐，嘴里还在唠叨：“快拿碗，快拿碗，这是马师长特意优待你们的！”
用同样的办法，红军战俘每人得了十元钱的服装费，医生也进监狱给带伤的同志治了病。其实，光靠张道庸他们的力量是办不到的，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正和共产党谈判，要做点姿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