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与地主二姑娘
安徽霍邱叶集的周南庄这个原本十分平静的小山村，一夜之间炸开了锅。一条消息在大街小巷传播着。有的说，周家老地主的二姑娘被大头拐跑了；也有的说，不是拐跑，是两人私奔了。
人们说的“大头”是张道庸的乳名。张道庸即后来的陶勇。
因为营养不良，瘦，他的脑袋显得又大又圆，像个圆球，架在狭窄、向上高耸的肩膀中间。
消息传到张家，连母亲也不敢相信：大头能和周家二姑娘一起跑了，不能吧？二姑娘她不太了解，可周家老地主的那个厉害劲儿在这一带也是有名的。就说那个出了嫁的大姑娘吧，道庸在他们家打长工，有一次地主让他给大姑娘送一坛腌豇豆角子，大姑娘接到坛子，左看右看，接着就破口大骂：“豇豆怎么这么少，是你偷吃了？”
“我从来不偷吃你家东西！”全村的人都知道，大头干活从不偷懒，可性子硬得很，不是他干的事绝不承认。
“看，坛子里还有你狗爪子的印儿，就是你偷吃了！”说着，大姑娘一把抢过坛子，朝猪食槽里一倒，嘴里还在发狠，“猪糟蹋过的东西人还能吃！”
“你骂人！”
“我就骂你！你个臭长工也配给我送菜！”说着，大姑娘竟放出一条恶狗，指挥着，“去！去！咬他！”
那是一条板凳狗，四四方方，毛色像狼，怕它睡觉堵鼻子，尾巴被剁了去。虽然被一条锁链系住，一声不响，却警觉得很，主人一招呼就站起来，开始低吠起来，它跳到前面，几度翻转身子，想挣断锁链，但是铁链太牢了。
大头可不吃眼前亏，大姑娘去解狗链子的当口，早一溜烟跑远了。不过夜里他又回来一趟，在大姑娘家门口拉了一泡屎。
大头能和恶狗一样人家的千金小姐私奔，除非他疯了！
陶勇后来告诉孩子们，一个家有不一样的人，虽然同是地主家的姑娘，大姑娘像个恶婆，二姑娘则善良，常帮长工们干活。老地主常骂她是小姐身子丫鬟命，总想着将她早点嫁人了事。她在叶集上过学。谁都知道，安徽虽穷却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单是霍邱一地，自宋代到清末有近五百名进士、文武举人和贡生。共产党方面名气最大的是陈独秀，他是安徽人，他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代人，包括毛泽东那样的伟人。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是霍邱人。恽代英也到安徽办过学，传播过马克思主义。当年鲁迅先生创办的未名社成员中的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的故乡就在霍邱县的叶集。五四运动以后，传入安徽的革命书刊不下几十种。二姑娘大概接触了这些新思想，不愿接受嫁人生子、相夫理财的老套套，要到外面去闯世界。
而张家世代贫寒，地无一垄，房有两间。租的三亩地连租也还不上，只能让7岁的道庸上地主家放牛抵债。1926年的秋天，14岁的张道庸又被地主逼去烧窑。那是最苦的活。每天从窑洞出来，脸都是黑的，小小年纪背都是驼的。那几年，父亲常年卧床，不久就去世了。他还有一个姐姐身体也不好。家里的全部负担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是性情开朗的人，总是说些开心话，让孩子们不要发愁，要好好活下去。她除了照顾家里，还要到地主家洗衣服，每天双手都肿得跟红萝卜似的。这个地方是不能待的！道庸恨透了这不合理的一切，他决意要走。1929年4月的一天，他没告诉其他人，连母亲也没告诉，只告诉了二姑娘，他说他要走。
二姑娘目光游移地问：“你要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反正我要走。”
“我告诉你个地方吧，大别山有个游击队。”
“我不知道路。”
“我送你去！”
他们一齐上路了。二姑娘说的游击队，在河南商城。叶集和商城分属两个省，在河南安徽交界处，相距也就一百多里。本来，道庸以为二姑娘指指路就会回去。没想到二姑娘一直送，一直送，眼看过了一半的路程，二姑娘还是不回去。天快擦黑了，二姑娘突然问：“咱们要是被民团捉住了，你说什么呀？”道庸记得那双望着他的眼睛充满了企盼，闪闪发亮。
“我就说是上亲戚家。”
“行，我就说我是你媳妇！”二姑娘说着一下红了脸。
道庸也闹了个大红脸，支支吾吾地说：“还是说我是你家长工吧，你看我这一身衣裳……哪配娶你。”
二姑娘想了一下：“不说一家子也成。但这次找到游击队，我也不回家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
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初恋，反正听了这话，道庸胸口跳得厉害，呼吸急促，浑身发烧，脚底下轻飘飘的。再看二姑娘那双火辣辣的眼睛，他一下乱了阵脚，不知说什么好。平时他也觉出二姑娘对自己不错，还偷过家里的馒头包子给他吃，但作为一个苦长工，他哪敢有什么非分之想。
那年，道庸虚岁18。二姑娘跟他一般大小。
母亲到周家去看，果然没了道庸，也没了二姑娘。老地主一见她，大骂起来，要她还人。
母亲就是一句话：“孩子大了，他有腿，他跑到哪里我怎么知道。你的闺女不一样跑了？”
老地主恼羞成怒：“今天你不把你儿子我闺女找回来，就别想活！”
不久，地主勾结反动民团把母亲活活打死，并一把大火烧了张家的草房。死里逃生的姐姐道坤，投奔到叶集叔叔家，不久也因贫病交加，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游击队长的刀
和二姑娘顺利到了游击队，之后发生的事是张道庸所始料不及的。
他记得那个游击队长的模样。一个机灵的强人，高颧骨，一双凶恶而又炽亮的眼睛，一个直上直下的刺猬头，一双特长的手，时而抓一根烟袋杆，时而拿一把大刀，时而从怀里掏出一块老怀表。在一场与地主民团的恶斗中，他带领的游击队胜了，但胳膊被砍了一刀。而为首的老地主竟从他眼皮底下溜了。游击队长气不过，又想办法将他捉回，捆绑着带到队部。这次老地主走起来一跳一跳的。
“我把这个家伙的脚指头剁下来了，看他再跑！”队长高声嚷着，右胳膊上缠着很厚的白布，白布隐约透出点血渍。他特别冲着新到的张道庸笑笑，然后用那只好手在口袋里摸，摸了半天，才掏出一张香烟锡纸，用牙剥开，摊在手心里，让张道庸过来看。
这时柴火房里传来了叫骂声：“你杀了我吧，你个臭炉匠！我到阴间找你算账！”这是那个被捉的地主。队长过去打过铁，他手里是一颗小小的、僵死的、发黑的、连着指甲的脚拇指。
“怕不怕？”队长问。
“不怕！大叔！”道庸鼓足勇气说。
“好，你很勇敢！别叫大叔，要叫队长，明白吗？”
“明白，队长！”
“好！”游击队长满意地答着，把脚拇指和锡纸一齐扔出窗外，用右手包臂膀的白布擦擦左手的污泥和血迹，又拔出身后的大刀，递给张道庸，眼色朝外一丢，说，“你去给我把他砍了！”
道庸愣住了。他毫无思想准备，口里想答应，可没喊出声；心里想上前去接刀，可就是挪不动步。
“过来拿呀！”游击队长不习惯左手举刀，一会儿就觉得累，他嚷着，“参加我的队伍，头一条就是勇敢不怕死，不怕死就得敢杀人，砍一颗头就行！砍完了这把刀就送给你！”
后来道庸再也记不得他是怎样走到老地主面前，连怎么走到柴火房也忘了，只记得他的刀挥得有些猛，刀落到地主脖子上的那一瞬间他的确很害怕，眼前的白天就跟夜里一样，满是金星在闪，刀在碰到一个硬东西后又很快滑过去了，有快镰割稻子的感觉，有几根脆骨被切断的声音……老地主的身体在地上跳了一下，呻吟着，颈腔像张开的大嘴呼地喷出血来，整个身体像倒干净了的粮食袋子一样坐了下去……他记得清楚的是，他把刀拿到河里去洗，在刀刃上看见映出的自己的脸。他觉得塌陷的脸孔生疼，大大的有点血丝的眼睛和暗黑的眼圈。大热天的，却好像冻得有点发抖，他咳嗽起来。队长说：“好，你合格了，你可以留下来了！”
过了几天，情绪稍好些，他想去看看二姑娘。
他问队长：“二姑娘呢？她当上了女兵么？”
“谁？哪个二姑娘？”
道庸说出二姑娘的大名。
“她呀？你还管她干啥？你小子是不是看上她了？”
“队长，是她把我送出来当兵的，她也要革命的！”
“一个地主家的狗崽子，她革什么命？是我们革她的命！”
道庸预感到不祥，忙问：“她现在在哪？”
“我已经送她回老家了！”
道庸松了口气，但仍不放心地问：“她哪能回家？回去她的地主父亲还不把她打死？”
“是啊，这回可省了那个地主老财的事，我已经叫人把她宰了！”
“你怎么能杀她呀？”道庸大惊失色，“她也是来革命的！”
“我警告你，张道庸，你要站稳阶级立场，她是地主家的阔小姐，你是她家的放牛娃，这是两个阶级，是你死我活，懂吗？革命就是砍这种人的头，你懂不懂？”
道庸真的不怎么懂，但他懂地主拿穷人不当人，穷人受苦富人享福这不公平，他出来革命就是要杀富济贫，要让穷人有饭吃，有地种，要争个平等。可二姑娘从没拿他当下人看，“张道庸”这三个字还是她手把手教会的呢。能平等待自己的人难道也要“革”她的命吗？直到后来成为一个正规军的指挥员时，他才明白类似这样的游击队，其实是一种从老百姓到正规军的过渡，热情很高，政策很“左”，这既有上面路线的关系，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革命初期这样的事很难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