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年，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决赛当晚，我和作家王棵，还有哥们程禾去河边散步。王棵在北京上一个编剧培训班，顺便来看我。当然，我们谁都猜度不到，多年后他会成为《金陵十三钗》的编剧。那天，我们都喝了不少酒，浑身发热。程禾提议说，我们不如下水吧！他的提议得到了王棵的拥赞。他们麻利地甩掉衣服跳进水里。当他们发觉我尚在岸边时，大声呼喊，快啊！快啊！我没动。我那天一点也不想游泳。我坐在岸边抽烟。刚开始尚能听到他们的臂膀劈开河水的声响，后来，声音渐行渐弱，再后来，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他们很久没有回来，我忽然担心起来。这条河足有四五百米宽，天又黑，要是游到一半，出了意外怎么办？我站起来，眯眼久久注视着河水。河水那么静。那是个没有风的夜晚，虫子也少，更不消说萤火虫。还好，不久我听到水在荡，然后是说话的声音——他们到底游过来了。他们大声地质问我，为何没有同他们一起游。他们还异口同声说，游到河中央时，一条比小船还大的白鱼跃出水面，在河面上飞了四五米后，重又落入水中。他们使用了“小船”“飞”这样的词语。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而且是优秀的小说家，他们言之凿凿的模样让我忍不住笑出声。他们似乎有点小小的愤怒，在岸边抽支烟，重新跳入水中。很快，他们的声响越来越小。我知道，他们马上就要游到河中央，重新观赏到比船还大的银鱼在月光里跃出水面，并且在水面上漂移……
这条河有个名字，普通朴质，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北河。我不知道以后它是否会有个更富丽堂皇的名字，反正在我记忆中，它永远是朴素的。多年后，芦苇丛割了，翠鸟死了，河越来越瘦，荷花越来越寡淡。还好，这两年政府重新修建了它，在两岸播了野花，盛夏时开得一塌糊涂，异常美艳；买了一艘画舫，白昼或者黑夜，可以游荡在这条不知流淌了多少年的河流之上；水中还撒了锦鲤，跟那些野生黑鲫鱼争食。孩子们扶着木质栏杆，欢快得像掉了翅膀的天使。可惜不再垂钓了。
我很久没去这条河边游玩了，更不消说在夜晚。它流或不流，都跟我没有干系。不过，宇宙这么大，我偏偏生活在地球上；地球这么大，我偏偏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小镇上；而小镇这么小，我偏偏拥有这么一条从不属于我的野河流，倒真是意外的福分了。
2011年11月19日
在南方
1995年我上大学二年级，宿舍的哥们都忙着谈恋爱，我却没日没夜地偷着写小说。那个小说有个烂俗的名字——《小多的春天》，是我模仿苏童所写的一篇先锋小说。平生第一次写小说，难免有种激荡的、隐秘的幸福感。誊好之后，我写了封文艺腔十足的介绍信，在牛皮纸信封上一笔一画写上“上海巨鹿路675号《收获》编辑部收”，然后满心欢喜地投寄出去。多年后我还隐约记得信里的内容：我是个学财务会计的大学生，可在学校图书馆里看到福克纳、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鲁迅的头像，我觉得写作才是我灵魂的归属……接下来是漫长熬人的等待。过了一个月，暗自思忖，怎么还没发表啊？又过了一个月，开始疑神疑鬼，这本杂志是不是停刊了啊？（原谅一个无知青年的愚钝猜疑吧）。第三个月，我终于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退稿信。字是钢笔字，且比我的字飘逸秀气得多：“……你的语言不错，可你对小说的理解有些偏差，希望你以后多读多写——如果你真有这方面志向的话。”
我记得收到退稿信的那天既伤感又憔悴，拉着一位余华的粉丝（他是福建人，长得像根披着白霜的甘蔗）喝了很多啤酒，回来后吐得满床皆是……我们宿舍的人都知道我写小说了，跟别人介绍时就说：“这是我们家老三，写小说的，老厉害了！收到过《收获》的退稿信呢！知道《收获》不？巴金主编的！”这群未来的小税务官语气那么骄傲、那么理直气壮，仿佛他们有理由坚信，他们宿舍的老三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很牛的小说家。
我记得大学时总共给《收获》投过三次稿，后两次只有退稿，没有编辑回信，这让我多多少少有些失望。很多个夜晚，我把那封退稿信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然后安慰自己说，瞧，你还是有点写作天赋的，不然人家怎么会给你回信。等收到《收获》第二封退稿信时，已是2000年，那时我在一个镇上的国税所当企业专管员，每天骑着辆破摩托车到啤酒厂收税款。这次编辑写了署名：“王继军”。这个叫“王继军”的人从字迹看是个好脾气的人，他委婉地对我的小说提了几点建议，并让我以后有了小说再投给他。就这样，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每次喝了点糟酒，我都仗着酒劲给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打电话。他的声音很温和，一点不像个山东人。
我想我们可能都是A型血，内向又安静。我们在电话里小声谈论着小说以及关于小说的一切，彼此彬彬有礼，偶尔问候一句“你们那里天气如何”之类的废话。那时我觉得，他就像一位自己没有见过面、长期住在亲戚家的兄长。
2003年，我终于在收获发表了《曲别针》。这篇至今还被选入各种选本、文集的短篇小说，让很多人认识了我，也让我认识了很多人。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没有发表这篇小说，我的生活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规规矩矩地做公务员，规规矩矩地给领导写讲话稿，下班了骑着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内心世界因缺乏一个契机而没有被完全打开，就这样在小镇上生老病死……
十来年后，很多初次见到我的人还会说，张楚，我很喜欢你的《曲别针》。这让我惭愧，像我这样懒惰的业余写作者可能不多。不过还好，我陆陆续续在《收获》上发表了五篇小说，可以说，这些小说是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在跟王继军老兄交往的过程中，我发觉他是个特认真的人。比如《蜂房》里有个词叫“毛寸”，他特意打电话问我，“毛寸”和“板寸”有什么区别？我只好告诉他，“毛寸”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它跟“板寸”是一个意思。他又反问，你确定吗？竟把我问得心虚起来。比如《刹那记》的初稿，我让鞋匠被裁缝毒杀了，他给我打电话说，张楚啊，鞋匠这个人身上有光彩，不能死啊。于是我只得又让鞋匠复活了，而且充当了一个“门神”的角色。交稿后他又打电话问我，旅顺那里到底是黄海还是渤海？我也拿不准，于是我们就一起从网上查地图……《七根孔雀羽毛》发表后，很多朋友非常喜欢里面的一句话：“有些秘密，除了它是秘密外，什么也不是。”我知道，这句话肯定不是我说的，从说话方式看，八成出自继军老兄之手。他的头发越来越少，说明他越来越睿智了。
2011年，我们省文学院给我和唐慧琴开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我们俩在《收获》第一、二期分别发了一个中篇），钟红明老师风尘仆仆地赶来。其实我和唐慧琴都有些歉疚，来的评论家不多，也没几家媒体。但钟老师很开心，她笑着说，程主编一个劲儿催促我快来，怕耽搁了你们的研讨会。我想，这是多么真诚、朴素、让人心暖的一群人啊。今年七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给我出了部中篇小说集，后来我才听别人说，是在钟老师极力推荐下方才促成的。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这回事。
今年夏天，我和曹寇借到上海开会的机会，去了趟《收获》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去，无端地紧张在所难免，取经之人不小心闯入大雷音寺就是我那时的心境吧。那天，钟老师他们房间的空调坏了，吹的是热风，廖兄满头大汗地给我们倒茶，钟老师则在那里时不时地鼓捣下空调，又回过头陪我们说话。那个上午，那个闷热的上午，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阳光照在他们案头成堆的稿子上，竟然恍惚起来。十七年之前的某个秋日，我的那篇蹩脚的小说肯定也摊在某张桌子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戴着花镜一张一张翻看，然后拿出信纸，开始在洁净的纸面上写下一行又一行鼓励的言语。他可能不会知道，若干年后，这个曾经的青年会坐在他的房间里，默默地喝着茶。这个青年内心是那种毛茸茸的喜悦，犹如一个孩子初次到了南方的外婆家，雀跃又懒散的心情让他想放声歌唱，可出于羞怯或不安，他只能老老实实坐在那儿，手心沁着汗，瞳孔里燃烧着小小的火苗。
2012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