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钳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西路军不失败反他是反不下去的。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4军、9军、30军、31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八万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四五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
他曾经对笔者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吧，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一位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
采访后，笔者很快就写好了一篇专访，题目《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访尤太忠将军》。按照惯例我把这篇文章送给尤太忠将军审阅，但万万没有想到，将军竟不同意发这篇稿子。6月1日，笔者收到了尤太忠将军对这篇稿子的批示，在打印稿的左上角空白处，将军用签字笔写道：
吴社长：
此稿，我坚决不同意发表。
尤太忠5/30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反复望着将军的批示默默发呆，确实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事实有误，还可以修改嘛；不同意发表就不同意发表，为什么还要加两个字——“坚决”。
本来，笔者还想打电话和将军商量商量，但当拿起电话时，似乎又看到了那一双铜铃狮眼间紧紧拧起的眉头——威严而又坚决。笔者不敢违背将军的意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篇稿子都符合发表的水平和要求，但将军为什么要“坚决”枪毙它呢？后来笔者才渐渐明白，尤太忠将军不是对这篇文章不满意，而是对那段历史有他内心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那是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向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下达了上演一部写好剧本的话剧任务。当时上面的指示是，总政拨给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2万元，不足部分广州军区自己补，演员不够可到海军借。谁都知道这个任务的政治背景和完成它的潜在政治压力，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将军竟然向军区政治部指示：“我们军区不演这个戏！”
尤太忠将军的夫人王雪晨对我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那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承再次向老尤请示：“首长演不演？”老尤果断地说：“不演！”孙志承为难地说：“我们不好对总政说。”老尤说：“不好说我来说。”于是，老尤打了一个电话给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他说：“这个戏我们军区决定不演了。”
对方说：“这是×××的指示啊！”
尤太忠将军回答：“天王老子的指示也不演！”
王雪晨回忆那段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他打电话时，我就在他身边。当时我担心极了，我悄声说：‘你这样说，非要丢官不可。’结果他对着电话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撤了我这个司令，我们也不演！’”
将军拍案，震动京华。据说此事在北京军界上层曾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元帅和将军们议论纷纭，最后还是邓小平说了话才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在将军以后的经历中投下了重重阴影。
在和尤太忠将军交往的过程中，笔者曾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不愿上演这部话剧？尤太忠将军眉头拧得紧紧的，回答简单而干脆：“那是瞎编。”将军说：“1981年我在成都军区就看过根据这部剧本拍的电视剧，看了一半就把电视关了。”
这部话剧作者是三过草地、九死一生的为数极少的女红军之一，她是最早把长征历史搬上舞台的剧作家。这是她在70年代创作的大型话剧，当时报刊介绍：
“剧中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与其战友周恩来、朱德等粉碎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以无产阶级的胆略和气魄，领导红军冲破敌人的封锁，胜利到达陕北的历程。”1981年，在北京首次公演。当时有报道称，该剧是符合主旋律宣传要求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禁锢的文艺路线的重要突破，但尤太忠将军却不这么看。
“总政要军区演这部话剧，我专门把剧本要来看了三遍。”将军把右手掌握成拳头，然后伸出一个个指头，一、二、三、四地数落道：“哪有那回事嘛？四方面军39军9师师长要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结果不让他北上，把他枪毙了？9师师长我熟得很，叫汪乃贵，住在武汉元宝山，前几年才去世。还枪毙了两个团长？四方面军的团长我都认识嘛，哪有被枪毙的？
“哪有那回事嘛！她（剧中女主角）与张国焘斗争？我还不知道？她编的‘反对毛周张博，右倾向北逃跑’歌，教我们在一个礼拜学会，这歌我还记得嘛，四方面军的老干部谁不知道？”将军夫人王雪晨插话补充道：“我们到北京看望几位老首长时，他们都能背下这首歌。”
“哪有那回事嘛！张国焘犯了错误，不等于下面的干部都犯错误嘛……”
长征，对于红四方面军全体将士来说，是他们心中的隐痛。记得我在采访许世友和陈锡联时，他们都表达了类似的心情。许世友挥挥手说：“我在红军的那一段，说不清，不要写了。”陈锡联则认为对红四方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百丈之战的宣传不够。他说：“我真想再回百丈看看，看看牺牲的战友们。”当时陈锡联将军已经八十高龄了。这种隐痛笔者想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三过草地使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二是如此艰苦卓绝最后落了个“错误路线”。
显然，尤太忠将军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与艺术典型化的这部话剧的故事情节进行了简单的比照。对于那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来说，这种比照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尤太忠将军的道德标准没有因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而动摇，他对红四方面军的胜败功过有着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标准，有着自己出生入死的亲身体验。他个人对当时意识形态化的长征宣传的沉默和抵制，是一种道德良知的坚持。
“不说了，不说了。”将军挥挥手，神情有点疲惫。
我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与邓小平政委“亲密接触”
“毛主席去世是一级战备，邓小平去世来了个三级战备。”尤太忠将军的眉头又拧了起来——两道竖起的条纹向中间夹紧，条形肉瘤更加突出了。
1997年2月23日上午，也就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四天，正在医院住院的尤太忠将军特地赶回家，接受笔者的第三次采访。这是将军落座后突然蹦出来的第一句话。我看到，将军在说这话时抬起曾指挥千军万马的右臂，以大拇指和食指不停地捏着双目之间的那条肉瘤。将军垂垂老矣，但高度警觉戒备和张弓搭箭的军人作风犹存。
这是尤太忠将军在战争年代的习惯动作。许多老同志告诉我，凡遇到紧急情况，尤司令就喜欢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眉头，捏来捏去，直到他考虑成熟。条形肉瘤就是将军在战争年代思考问题时不停地捏呀捏呀捏出来的。
他一边捏着眉头，一边说：“邓小平去世，是一件大事。我就要求出院了。”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为中原野战军）政委时，尤太忠将军是其麾下一名旅长。谈起邓小平，尤太忠将军不但充满了自豪，也充满了感情。邓小平与尤太忠将军的“亲密接触”应该是在解放战争期间。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千里跃进大别山。23日下午，中路先头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抢占了汝河南岸的一个桥头堡大雷岗。蒋军马上从东、西、南三面构成马蹄形攻势，把这个小小的村庄围住。
这时，东西两路部队和中路的一个纵队已先敌抢过汝河，继续南进。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野战军指挥部率一个纵队的兵力和中原局机关。而紧跟在背后的蒋军三个师，距离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千钧一发，险恶万分。
曾经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的李普在《忆刘帅》一文中曾多次提到尤太忠将军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时，尤太忠手里只有两个团和旅直属队，总兵力七个多营。另一个团先跟李德生从东面过河去了。敌军八十五师吴绍周部，在正面十几里长的地区摆成一线。大小雷岗离浮桥南岸桥头约二里地。像两只触角，护卫着桥头。大雷岗在右前方，部队南进就要从它的南边擦过。小雷岗在河堤旁边，离敌人所在的汝南埠很近。这时，天还不明，敌人不断用炮火轰击桥头和两个村子。敌人撤出之前，放火烧了村里的房子和村外的秫秸堆。四野火光冲天，人喊马嘶，炮弹爆炸，枪弹呼啸，情况十分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