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是对礼品的处理方法。明朝有一则“悬鹅示众”的故事：一个叫周新的人担任司法按察使后，有人给他送来一只烤鹅。他坚决不受，但送礼人强行留下烤鹅抢先出门了。于是，周新叫家人把烤鹅挂在屋子后面，以后凡送礼者，他就让家人领着去看那只已经风干了的烤鹅。从此，再没有人来周家送礼了。周新的清廉之举固然令人钦佩，然而，他对礼品的处理考虑得并不十分周全，难道只有扔掉、使其坏掉一法吗？
相比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做法就显得比那位周新高明多了。这体现在两处细节上，一是根据礼品的特质区别对待，留下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变质的食物以及容易损坏的工艺品，并变价以钱偿付；而比较容易保存也不易损坏的针织品则原封不动退回，这就避免了浪费。二是从自己工资中拿出100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大约占到周恩来工资的1/4）寄给淮安县委，用以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费用。
为什么这么做？周恩来曾在另外一件事中给出了答案。一次，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龙飞虎送来一筐新鲜橘子。周恩来让秘书了解到这筐橘子价值5元，便嘱咐说：“给他寄50元钱去。”秘书说：“是25元，怎么寄去50元？”周恩来说：“多余的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来了。”加倍付资既不伤情面，又坚决地阻止了送礼的行为。让对方心知肚明，再也不敢送礼了。
最后，周恩来嘱咐秘书将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随信寄一份，要求淮安县委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希望他们认真学习《通知》精神，认真体会中央制定该通知的深刻原因，并对照他们送礼之举认清和改正错误，起到了较好的规劝和教育作用。
响鼓轻敲
“我希望你理解。”响鼓不用重锤，一句寓意复杂而又善解人意的话语，使韩练成心里豁然开朗，满腹的委屈和顾虑一下子化为乌有。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六是不分轻重。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响鼓轻敲。
韩练成原是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是桂系白崇禧的爱将，还在委员长侍从室和参谋总长办公室工作过。1940年他在桂林当师长时结识了夏衍。夏衍按周恩来的指示，与韩练成一直保持着联系。
韩练成在西北有一位莫逆之交叫周士观。周士观是一个热诚的爱国知识分子，与董必武、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人是朋友，特别是与共产党人罗炳辉将军是无话不谈的知己。韩练成在渝期间经常到周士观家做客，经周士观介绍，韩练成秘密地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周恩来。
周恩来非常热情地对他说：“我早就从夏衍那里听说了你的进步要求和接近共产党的表现，欢迎你啊！”
周恩来还很亲切地给他讲了中国革命的道理，韩练成茅塞顿开，当即表示要投身革命，并激动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
周恩来十分信任地对韩练成说：“你投身革命的愿望很好，我们党是十分欢迎你的。”但接着周恩来却说：“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抗日，团结国民党人一同抗日救国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你在那边为党工作。当然，你会因此受些委屈的。”
韩练成连忙说：“委屈是不怕的，只是国民党如此腐败，我要替他们背黑锅了！”
周恩来深邃的目光盯着韩练成，沉默了片刻说：“是的，有人会误解你的，也许时间会很长。不过，我希望你理解。”
响鼓不用重锤。周恩来深知，与明智的人在一起谈问题，不需要长篇大论地讲道理、摆事实，只需点到为止，这是对对方的信任。所以与韩练成的谈话，周恩来并没有多说什么，一句“我希望你理解”，寓意复杂深刻而又善解人意的话语，使韩练成心里豁然开朗，满腹的委屈和顾虑一下子化为乌有。这次秘密会见中周恩来的话语成了韩练成人生转折的动力，使他终生难忘。所以韩练成毅然决然地表示：“周先生，有你如此深切的理解，我情愿背一辈子的黑锅！”
这以后，韩练成确实按周恩来说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革命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抗战中，韩练成率领四十六军积极抗击日寇。抗战胜利后，驻防海南岛，不打中共部队。在莱芜战役中，韩练成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中共密切配合，把四十六军和李仙洲的部队领进了早已安排好的伏击圈，使中共在莱芜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队7个整编师（旅），大获全胜，而他自己已由陈毅预先安排好秘密撤出战场。
当陈毅代表周恩来设宴为韩练成庆功并请他留下继续指挥一个部队时，韩练成仍牢记周恩来的话，甘愿继续背黑锅。他对陈毅说：“你的盛意我心领了。我想，国民党这次并没有发现我，我打算回南京去，再与白崇禧打交道，再带出一个军来送给解放军，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
其实，韩练成回南京冒着很大的风险，四十六军和李仙洲的部队全军覆没，唯独军长只身逃出这是不可信的，再者万一还有人逃出，就更难遮掩。至于说回南京后能否再从国民党军队中带出一个军来，那就更没把握，所以陈毅一再挽留他。但他执意要回去，甘愿冒风险，甘愿背黑锅。可见，周恩来的话语对他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啊！
新中国成立后，韩练成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
委婉点化
“你们总变，我总不变。”运用委婉的方式，有效地实施点化和教育。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七是不留面子。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委婉点化。
与“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相对应的是“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周恩来教育他人很讲究方式方法，不用粗暴的方式来处理思想问题和工作问题，而是婉转灵活，强调自省和自觉。
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之时，全国掀起毛主席像章热，各种新奇样式层出不穷。这年国庆节，尉凤英作为工人代表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把一个从沈阳带来的像章送给周恩来，夸耀地说：“这是新样子，带转的，还会闪光。”
周恩来并不赞同当时这种做法，他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总变，我总不变。”他用手抚摸着胸前挂的那个铸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长方形毛主席像章说：“我就喜欢这个。”话说得似乎很不经意，但却有很深的内涵，耐人寻味。
周恩来的点化教育既顾及了尉凤英的面子，又对尉凤英进行了深刻的教育。
尉凤英回到住地反复思量，终于悟出了周恩来话中的真正含义，是点化她不要当“风派”人物，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尉凤英对此始终铭记在心。
再如，一次周恩来到西双版纳视察，看到路况失修，就对同车的地方领导说：“这条路啊，下雨是‘水泥路’，晴天是‘扬灰路’！”他用委婉方式暗示出路况不好，需要修缮。这样批评既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又给下级领导留了面子，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循循善诱
“叶挺这样的人你不团结，你想团结谁？”周恩来循循善诱，改善了项英和叶挺之间的关系。
做沟通协调工作忌讳之八是缺乏耐心。如何破解这一忌讳？周恩来的做法是：循循善诱。
新四军的前身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省13个地区内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一面命令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一面又同国民党进行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谈判。周恩来于1937年8月离开南京回陕北前，在上海会见广州起义失败后在国外流亡10年、失去了党的关系的叶挺，希望他出面来做改编游击队的工作。国民党方面因为叶挺是在国民革命军中有着巨大影响的北伐名将，又知道他当时已不是共产党员，也曾想拉拢他。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
叶挺的政治态度十分明朗，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的命令一发表，他就着手筹组军部和改编部队。随后，中共中央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和项英分别在12月18日和23日到达汉口。
1938年春，新四军到达皖南后，本应在稍事整顿后就迅速出动，全力向江南敌后挺进。项英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和把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各个山头的红军游击队在短期内组成新四军这两件事上是有重大功绩的；但在新四军到达皖南后，却将部队滞留皖南，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点验校阅，希望多得到一些装备补充，同时又过高估计了敌情，强调在平原水网地区行动困难，犹豫迟疑，因而坐失了挺进江南敌后的最有利时机，国民党却乘机在敌后搜罗和布置了一批反共顽固势力，使新四军挺进敌后时面临异常复杂的三角斗争的局面。
经过中共中央一再督促，1938年4月下旬，项英才派粟裕率先遣支队向苏南后方出动。陈毅、张鼎丞率领的第一、第二支队也在六七月间先后进入苏南敌后，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江南敌后的抗战局面。
新四军的战绩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在抗战新阶段到来时，存在着两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一，项英对挺进敌后仍在犹豫迟疑，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第二，在新四军军部内，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后来又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的项英对军长叶挺很不尊重，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
为此，1939年春，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到新四军去一次，说服项英听从中央的统一指挥，与中央保持一致；同时，还要说服项英和叶挺搞好关系，更好地领导新四军团结抗日。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新四军军部的驻地安徽泾县云岭。
因为此行的任务有些特殊，周恩来一到云岭就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了解各种情况，以便有的放矢。他不但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还找军部各部门座谈，听取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到附近的机关、医院、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学习、军事训练、生活等情况。
当时新四军虽有一部已挺进苏南，张云逸又率一个特务营从皖南过江，但从整体来看，仍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新四军的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后是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可说是一面临敌、三面受围。它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这个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条带。在新的复杂局势面前，如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决定采取分析法，直接从正题出发，先讲明形势。周恩来在军党委会和干部大会上分析了武汉失守后形势变化的特点，明确地指出：
“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
他强调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在这个有着举足轻重意义的地区迅速开拓抗战的新局面，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他说：“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有时候就是这样，对方并不是不愿接受正确的观点，而是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观点，只要通过分析让对方明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自然沟通工作也就完成了。在这里，正是周恩来的一通分析，让大家豁然开朗。
接下来，周恩来又使用了激将法，来激励大家的士气。他鼓励说：“越在困难的条件底下越能够显出我们的特长，越能够锻炼我们。我们不求在安逸的地区发展，因为安逸的地区谁也要来，谁也能够存在。我们主要地要向困难的地区发展，因为困难危险，国民党的许多部队和工作人员克服不了，忍耐不了；而我们新四军能吃苦耐劳，不怕困难。”
一番激励，大家已经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于是，周恩来提出在敌后确定发展方向的三条原则：“一、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
他肯定地说：“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
至于作战方针，他肯定地指出：“游击战仍是我们新四军主要的作战方针。我们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我们的游击战术应不同于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他要求重视战斗动作的教育，特别是夜战、白刃战。要学习跳跃、游泳，这是打游击战特别要学会的；并且要以政治工作保证建军工作的完成，巩固党在新四军的领导，保持并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