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话简短、明快而有分量，像地球引力一样吸引着会场上的每一个听众。他的发言使世界各国一下子缩短了与新中国在认识上的距离，使世界直接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新中国。
他成功了。
他在这18分钟的“补充发言”成功地驱散了两天来聚集在会议上集合起来的乌云，它给会议指出了一个方向，使它能够抵抗那种把它拖入对立和争吵的企图，能够绕过前面航道中的暗礁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地。不仅如此，它也使与会代表以及整个世界都认识到了新中国的真诚、善意和聪明、力量。
周恩来的发言刚一结束，会场立刻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整个会场马上沸腾了。记者们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夺门而去发表消息，各国代表纷纷朝讲台前涌来，向周恩来表示祝贺、钦佩。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
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人的一个很好的答复。”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
就连在会上用了很大篇幅攻击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罗慕洛也亲口对周恩来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美国记者鲍大可也不得不在他的报道中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攻击。”
个别交谈
面对众多的异议时，周恩来采取个别交谈的办法，使一场似乎就要猛然袭来的惊涛骇浪平静地过去了。
当你要说服一群人而又面对众多的异议时，舌战群雄当然不是唯一的选择，尤其在国际场合下，周恩来采取个别交谈的办法打破缺口。
还是在亚非会议上，虽然周恩来多次表明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但在23日的下午，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在他的别墅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发表了对中国内政——台湾问题的文件，并且在会议上重提“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等等。土耳其代表佐鲁也对“和平共处”表示异议。
一场新的暴风雨似乎又要来临。
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在周恩来身上，看他的反应如何，看他如何对待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
只见周恩来立刻站起来但却十分平静地声明：“我不能同意锡兰总理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但是，我现在不作任何解释，要求保留明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
他已经想好了说服科特拉瓦拉的办法。
散会后，周恩来马上找到科特拉瓦拉，直截了当并且十分严肃地对他说：“你今天这个发言是什么意思，你是要破坏这个会议吗？”
科特拉瓦拉一听，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不免紧张和发虚，他怎么能够承担得起“破坏会议”这样的责任呢，所以马上说：“我不要破坏，不要破坏。”
周恩来也料定科特拉瓦拉没有这样的胆子也没有这样的愿望要破坏会议，所以，他仔细地分析说：“要照你这样的发言，我们就一定要回答，回答就要争论，争论下去，结果是必然达不成任何协议。你是发起国，你请我们来，你又来破坏会议，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科特拉瓦拉一时理屈词穷，他本来也是受人蛊惑，并不想破坏会议的成功，所以他嘟哝着说：“我也就是说说而已。”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话已经初步奏效，便转而用温和的语言说：“既然你是说说而已，你不打算破坏会议，那我们看看你的发言里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我们研究一下。”
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仔细探讨了双方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取得了求同存异的共识。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说服科特拉瓦拉，不仅在于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心理寻求共同点，还在于他十分注意方式。他没有选择在会上与科特拉瓦拉针锋相对地论战，而选择了会后的个别交谈。这一方面体现了对科特拉瓦拉的尊重，另一方面则避免了在会上被围攻，因为如果在会上论战的话，科特拉瓦拉的那帮支持者肯定都会帮腔，七嘴八舌，自然会影响沟通的效果。
而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的这一席谈话是人们当时不知道的，也是人们没有料想到的。第二天，紧张的空气可以从走廊上记者数量的增加看出来。
不止一个人在预言：今天会上的第一条新闻就是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的论战。
而同预言相反，会议一开始，科特拉瓦拉就头一个声明：“我昨天的说话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并不打算提任何提案。”科特拉瓦拉退却了。
周恩来也只是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正如我在全体会议上所表示过的那样，中国代表团并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我已经在会外同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先生交换了意见，我虽然不同意锡兰总理对于所谓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是，我在研究了锡兰总理的发言后，仍然在里面找到了一点共同之处，这就是锡兰总理所说的要求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在10年内让它们独立，我支持这种积极的精神。刚才科特拉瓦拉先生已经先作了表示，他昨天的发言只不过是表示他自己不同的见解，并没有意思要引起一场争论，更没有意思要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我很赞同他的这种精神。”
一场似乎就要猛然袭来的惊涛骇浪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人们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这是真的吗？
当人们终于回过神来时，有的惊喜，因为亚非会议终于又驶过了一个险滩；有的失望，他们本来要看周恩来与科特拉瓦拉争论的好戏，尤其要看周恩来怎样在科特拉瓦拉面前败下阵来的，这下落空了。
就这样，一些要把会议拉上歧途的言行都被周恩来所阻止，从而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在会上，时常感到一只手想把会议拖向另一个方向跑，而结果是，另外一只更强有力的手把它轻轻地推开了。”“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周恩来发言后，印度总理尼赫鲁随即表示：“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周恩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以及“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着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巧换气氛
与基辛格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议道：“现在该吃烤鸭了。”
紧张气氛顿时转换。
在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相持不下的谈判僵局里，换一种气氛也许僵局就打开了。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以后，于10月16日又离开华盛顿直奔北京来了。如果说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是秘密访华的话，那么这次却已是公开的了；如果说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是试探性的，那么这次却带有实质性的了，或者基辛格的这次访华是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铺平道路和打前站，更直接地说，他这次访华是要与中国搞个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成功后只等尼克松总统来时签字发表了。于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两位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基辛格国务卿便开始了谈判艺术的“比武”、交锋，看谁能说服谁！
为了巧妙地制造中美友好的气氛，以便更有效地改变美方的立场态度，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人民日报》在基辛格博士到达北京时刊登了两幅周恩来和基辛格的照片，这是明确表示中美两国友好的开端。
在欢迎宴会上，基辛格高兴地听到中国称赞他和尼克松。周恩来热情致词说：“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22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
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周恩来对基辛格重要作用的评价在基辛格心中激起巨大波澜，真是感慨万千：“这使我们感到好像我们在继续对话。这是周恩来特有的一种风格，一种非常巧妙的讨人喜欢的技能。在任何访问期间、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中国人对我讲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设计的一部分——虽然我这个西方人头脑迟钝，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两次会谈相隔数月，又把话题重新搬出来，这使人感到好像会谈从未中断过。”
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轻松地在主人的陪同下到长城、明陵和颐和园游玩。
中国人的热情和诚恳使基辛格充分感受到中美敌对的坚冰已经融化，暖和的春风已经吹开。但接下来周恩来对原则问题的坚定性，却是基辛格始料未及的。
10月24日，在约定的会谈公报内容的时间，周恩来来到钓鱼台。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听后心里一怔，昨天游览后的那种愉悦心情马上消失，原来准备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来谈他们所提交的公报草案的设想，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也随之发生动摇。但基辛格也并非等闲之辈，他与助手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原先“准备”的笑容也逐渐消失，转而口气坚定地解释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的根本性分歧。”
基辛格以为周恩来只不过是在试探美国的态度，同时宣传自己的哲学理论罢了，于是他不退让地说：“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参加美方公报草稿起草工作的代表也感到不舒服，没等周恩来答话，便涨红了脸说：“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此时的周恩来见对方没有让步的意思，并没有火上浇油，而是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样解决问题呢？”
但是，当时美方的谈判人员并没有理解到周恩来所说的深刻内涵和它的高人之处，于是，斯迈泽便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老谋深算的基辛格此时也坐不住了：“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用？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
此时周恩来见美方没有理解自己的观点，便不急不忙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同外界打交道，我们都有自己的观点。”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向大家扫了一眼，突然话锋一转，微笑着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初稿。”
在这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相持不下的僵局里，吃烤鸭不愧是一个解脱困境、双方都欢迎的好主意。
周恩来知道，双方分歧这么大，美方很有可能不接受中方的意见，但是，他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即使谈判破裂，也要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住。所以，他一方面指示拟订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另一方面他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
一顿烤鸭吃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已拟好的公报草案。他在交中方草案时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当即看了，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更是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极其鲜明的词句干净利落地直抒中国对一些问题的根本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
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大家的脸色都很严峻，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却不急不慢但十分实在地说：“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的脑子快速地转动着，顺着周恩来的话题说：“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注意到基辛格的语气明显的有些松动，便敏锐地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么？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吗？”
周恩来决定再次缓和谈判的紧张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