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培训人才的途径，周恩来认为应该依据培养目标而定。如果要让农工干部有大学毕业的文化水平，或者某些工作需要大学毕业生才能胜任，就可以通过高等院校培养。为了适应这样的需要，高等院校必须进行改革，他在《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但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如果要培养符合某方面要求的专门人才，也可以另起炉灶，成立按具体要求进行培训的大学或中学。
除了采取脱产、半脱产的方式进行集中培训外，当时对基层干部培训的另一个主要方式和途径是要求基层干部在受训的同时参加政治运动、生产劳动及各种社会工作，其目的是让他们在实际工作和政治斗争中锻炼提高自己的领导能力。五六十年代所有基层干部都被要求带头参加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同时还有大批基层干部被充实到生产建设的一线学习业务知识。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周恩来还主张打破传统，大力发展成人教育，建立过渡性质的学制。他指出新中国成立时，“劳动人民在旧中国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少数人即使读了几年书，知识也很少，无法适应今天的建设工作。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应该吸收广大劳动人民参加国家建设，这就需要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条件。”“我们必须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改变。过去的传统是只为青年人办学，只讲正规化，六七岁上小学，到大学毕业是二十来岁。不能设想二三十岁的人进小学，四十岁的人进大学。现在，这种观念要改变过来。我们的学制也要适应成年人的学习要求，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成年人的教育，包括工农的教育，失业人员的教育，老知识分子的教育，老干部的再教育，都需要在我们的学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种学制不是永久不变的，是过渡性质的。”
二、干部教育培训的具体方式方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周恩来领导下政务院主要采用了两种途径和方法对干部进行培训：一是大量地动员和选送文化水平较低的基层干部参加扫盲班、夜校、半工半读学校，或进入短期培训班、工农速成教育班进行半脱产的学习和培训；二是有计划地选送一批基层干部进入初级党校、干校、军校和大专院校进行脱产培训，并选拔水平高一点的专业技术干部送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各类受训干部的学制根据不同文化水平和工作需要，从数年到数天时间不等。对各类干部培训和教育的具体方式方法主要采取了如下几种形式：
（一）通过办短期培训班、补习班、党校、干校培训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周恩来主张对干部培训不仅要强调政治训练，更重要的是补习业务和加强技术训练，以适应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需要。1952年7月25日，周恩来在第146次政务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举办的训练班一般都是进行政治训练，”“今天的任何训练班，都应该有业务训练，像革大一类的政治学校，今年下半年也应加强业务与技术的训练”。
办干部培训班对人才培养有“短平快”的功效，按照中央政府的指示，自5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委都成立了专业干部学校，举办了长短不一的专业短训班，各省各地也相继办起了不同层次的干部学校。为提高基层干部文化素质，195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的批示，要求各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文化补习学校（内设初级班和中级班），要吸收18岁以上35岁以下，具有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参加革命三年以上的工农干部入学。进入60年代党和政府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工作仍很重视。1961年9月15日中央做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培训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1965年11月1日，周恩来在谈到为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培养卫生人员时指出：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培养医务人员的方法就是办训练班和带徒弟。
随着“一化三改”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变革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加强基层干部培训的工作愈显得急迫。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提出要训练培养各项建设人才，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政策、业务文化和技术水平。195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肯定了前一时期各省市党校“普遍地采取大规模的短期训练班的形式训练了大批干部。”并决定为了把党校工作提高一步，今后各省市委党校的任务主要是轮训初级领导骨干，包括：（1）党委系统的县委委员、部长、副部长，区委书记、副书记、委员；（2）政府系统的副县长，区长、副区长；（3）群众团体的县团委书记、副书记、工会主席、副主席、妇联主任、副主任；（4）各系统所属各部门相当于上述各项职务的干部。
（二）新建大学和新设专业为国家建设培训高水平的专业领导人才
为了培养有充分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做出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组成一个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为首的十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建工作。确立了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作为立校之本。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学校根据国家需求，确定干部培养的对象主要是经过战争洗礼的革命干部和各行各业的在职干部，1955年之前主要是招收调干生，学生中党员的比例高达80%。1950年，共有学生2930人，入学前为干部和工人的占到72%，其中不少是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部分系科如外交系学员几乎全部是工农干部出身，贸易系有80%是工农干部和工人出身。1953年学生中的干部与产业工人约占总人数的70%左右。学校创办仅两年，就有2305名专修科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之后五年又培养本科毕业学生3335名、专修科学生4383名、研究生2955名，其间参加函授教育的学员达近万名。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以来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迫切需要的高水平专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领域也需要大量的干部和专业人才。1955年国务院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学院，隶属外交部主管，专门为外交部培养各级干部，同时还成立了外交部机关业余学校，举办不同类型的出国人员短期训练班。1950年初，外交部决定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校和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作为职业外交官培训基地。1959年，北京外国语学校与北京俄语研究所合并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成为新中国外交官和翻译人才的主要培训基地，被誉为“外交官的摇篮”。据不完全统计，在外交部工作的北外毕业生中就有230多位担任过大使。
在政务院领导下，全国还陆续改建和新设了部分高等院校以培养各专业的管理干部。1950年1月11日周恩来批复公安部：华北公安干部学校准予改名为中央公安干部学校。1953年1月28日，批示罗瑞卿，同意将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改组为正规公安业务学校，命名为人民公安学院。同时，为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调整时新设了钢铁、地质、水利矿冶、机械、邮电、铁路等12个专门工业学院，招收了一批工农及部队基层干部入校学习，以使他们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毕业后担任行政和技术方面的主要领导职务。
（三）通过具体工作实践锻炼培养干部
除了课堂培训教育外，当时培训干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让他们在实际工作和政治斗争中锻炼和提高他们的能力。周恩来认为，干部培养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提高干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绝不能局限于狭小范围的理论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开展了整党运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所有干部都被要求深入运动第一线，在参与和领导运动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斗争经验。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派大批干部直接深入建设第一线学习业务知识。在1953年《中共中央关于统一调配干部，团结、改造原有技术人员及大量培养、训练干部的决定》中规定：“各经济工作部门，应根据紧缩上层领导机关、充实下层生产单位及基本建设单位的原则，除保留必不可少的机关工作人员外，对其余机关干部应尽量派到厂矿企业工作。这样，既可解决厂矿企业缺乏干部的困难，又可使这些干部积累领导基本建设及生产的经验，从而有利于将来加强经济领导机关的工作。”1957年11月，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精神，在国务院第62次全体会议上要求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各办公室、各直属机构，尽快提出本部门下放人员的初步计划报国务院。在随后的国务院第63次全体会议上他规定了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方针是“统一安排，全面锻炼”。他指出：现在中央一级机关本身约有九万多人，加上事业机关有十七八万人，首先要从干部开始。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相结合。下放的中心精神是锻炼，到劳动中去锻炼，到集体中去锻炼，这是最积极的要义。绝不是收摊子、卸包袱的办法，全国已经下放100万人，估计可以下放280万人。下放第一是农村，第二是工厂车间，第三是到基层工作。1958年中央一级党、政、群各机关下放锻炼的干部共计25129名。经过劳动锻炼以后，调回原单位的13407名，由中央统一分配工作的11034名，继续锻炼或作其他处理的688名。
在广大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体力劳动，不仅仅是干部培训的一种方式，更是加强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的纽带，使干部充分了解实际，从群众中来而能够更好的到群众中去。在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领导下，对大批干部的培训和教育，使我国行政领导人才和专业技术管理人才迅速成长起来，在我国的社会重大变革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如何选用和培训干部，造就了一批充满热情、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选送一批青年干部和专业人才出国培养
为培养专业领域的领导干部，新中国干部培训中采取了送出国培养的方式，向当时先进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和国家干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1951年有375名学生被公派到苏联留学。中国政府决定从1952年开始每年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和交换留学生，并与这些国家的政府相继签订了派遣和交换留学生的协定。“一五计划”规定，5年内计划派出留学生10100人，其中到苏联的是9400人，留苏预备部招生12800人；另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实习生1300人左右。周恩来对出国留学生的培养问题十分重视，1953年7月25日他出席高等教育部举行的欢送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的留学生晚会，讲话中要求他们出国后做到“三好”——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体现了他对出国留学生的殷切希望。我国向苏联派出的留学生大多属于工程技术领域。苏联的高等院校、企业、设计院和科研机构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技术干部和熟练技术工人。
除了选派留学生外，当时国家还采取了将部分干部以参观团的形式派出国参观学习的方式培训干部，如1951年派出由中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率领的中国纺织工会参观团访问苏联，1952年派出由农业部副部长张林池率领的农业工作参观团。对派出国短期学习培训的方式，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会议听取张林池作关于《参观苏联农业建设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建议今后所有的出国代表团都要有自己的明确任务，都要订出出国参观访问的具体计划，并在出国后作出汇报。这样，才容易学到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学习不要生搬硬套，既不要保守，也不要急躁，要尽量不重复他们发展过程中的错误、缺点，少走弯路。有了他们的经验，我们应该走得快些。周恩来强调出国参观访问应讲求实效，应当对所学到的东西有总结有宣传，不要照搬模仿，要吸取经验教训。1953年4月24日，他在政务院会议讨论《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文化教育考察报告》时进一步强调：出国参观访问，国家花的代价是很大的，因此，在国外学到了东西，不能自已知道就算了，而是需要作报告、写文章。写出文章，除《人民日报》外，还可登《光明日报》，登各种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