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四处旅行的人会发现，不仅在北方，就是在南方，一个个灰姑娘般的灰霾天就像老朋友一样与大家经常见面。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2012年本该秋高气爽的整个十月，灰霾天气多达30天。这样的灰霾天就像内伤严重的大地沉重的呼吸，我们感觉到了它的滞重和沉闷，感觉到了明媚的日子在渐行渐远，诗意的栖息成为我们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奢侈的梦。
中国生态文明的危机已经由局部向全局扩展，由地表渗透到了地下，为高速的工业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局部环境恶化还带来了气候变暖、空气污染等效应。
同时，中国资源的消耗速度、环境的破坏速度远远大于经济增速，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变成了世界的环境问题。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得以明显提升，创造了不少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引进外资全世界第一。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全世界第一，碳排放全世界第二，10年以后第一。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其中40%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
“大地给予所有的人是物质的精华，而最后，它从人们那里得到的回赠却是这些物质的垃圾”，中国的环境现状似乎应验了惠特曼的这句话。毋庸讳言，当前我们的国土正在遭遇又一次大蹂躏，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侵害自己、自己荼毒自己。
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危及人类环境安全，而中国正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臭氧层破坏危害人类健康和地球生物，中国又是排放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第一大国。
生物多样性锐减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也面临严重威胁；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影响深远，中国使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总量同样巨大。另外，中国的酸雨污染和沙尘暴呈现恶化趋势，两者的越境转移污染问题，已经引起邻国关注；中国陆地河流、湖泊水质污染严重，导致近岸海域污染较重。还有，有毒金属污染、水污染严重破坏当地的环境，也严重影响污染区百姓的生活。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的领导为了追求任内政绩和地方城市竞争力，不顾民意，仓促上马一些既有污染又见效益的投资项目，在解决的过程中又缺乏有效治理手段，致使环境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而行政的干预和司法渠道的不畅通，又使环境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环境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
2012年10月26日，在全国人大专题讲座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称：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但真正通过司法诉讼渠道解决的环境纠纷不足1%。
2012年7月以后，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相继发生了因环境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一方面是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另一方面，是个别地方法院受制于地方利益，当诉讼涉及关乎当地经济的大项目时，就认为“敏感”，拒不立案，将矛盾推向街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香港地区一位66岁的老太太朱绮华对在建的港珠澳大桥提出司法复核，认为大桥建设没有评估臭氧、二氧化硫及悬浮微粒的影响，香港法院接受了她的理由，叫停了这个价值700亿的工程。
并不是说所有的“叫停”都是对的，而是司法诉讼给了公民对有巨大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一个便捷、有效的表达渠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方便公众通过诉讼维权，在法庭上解决问题，是减少环境污染、避免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有效手段。
在中国，除了环境污染，资源的过度开发也给神州大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宝贵的资源也在人们的声声叹息中不断枯竭。
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荣光和桂冠的背后，许多以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在进入资源枯竭期之后，不断被单一的产业结构和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所“啃噬”。辽宁阜新、吉林辽源、河南焦作、山东枣庄……这些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大名鼎鼎的资源城市，都因被“掏空”，致使资源枯竭而一度陷入困境。据统计，中国共有118座资源枯竭型城市，涉及总人口1.54亿。
中国资源总量原本就不足，加之保障程度不高，许多重要矿产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矿产资源探明储量保障程度、人均资源占有量也低。由于粗放型的生产和管理，中国的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据国家发改委资料显示，我国火电单位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重车百吨公里油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一倍；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是同纬度发达国家的2到3倍。
在单位产值资源消耗方面，中国单位产值资源消耗高是资源能源浪费的具体反映。2004年6月14日《国际金融报》曾报道，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是日本的4.43倍，是美国的2.1倍，是印度的1.65倍；中国资源消耗大，每万美元产值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70.47公斤，是日本的7.1倍，是美国的5.7倍，是印度的2.8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相比，消耗着不成比例的资源。
在水资源利用方面，目前问题也很多。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月13日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水资源十分短缺，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的1/4，但水资源浪费严重。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农业灌溉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来实现的。据新华网2004年8月16日消息，中国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源于矿产资源。由于矿产资源的大量消耗，国内自然资源严重不足。
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
今后，中国在环境与资源两个重大问题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和冲击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所缓解，预计这种压力和冲击将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还会加大。因此，与大地母亲和谐共处，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资源，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3.官员腐败新动向
“贪心无边海嫌窄”，“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一起，万念丛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多官员难挡诱惑。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有过一个生动比喻：假如有个美女脱光衣服躺在我床上，而要我不心动那是很难的！
2012年10月9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原厅长董永安涉嫌受贿罪案开庭审理。16年来，河南省交通厅已有4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相继落马，包括此前一名副厅长的落马，可谓“五连倒”。前车之鉴，却毫无警示，依然有重蹈覆辙者。
拿铁道部来说，2011年以来就有多名高官落马——
刘志军，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2011年2月，免职接受调查；
张曙光，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2011年2月，免职接受调查；
邵力平，南昌铁路局原局长。2011年6月，双规；
林奋强，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2011年6月，双规；
马俊飞，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2011年6月，双规；
杜厚智，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2011年6月，免职接受调查；
苏顺虎，铁道部运输局原副局长。2011年6月，双规；
……
2012年一季度，铁道部亏损69.79亿元，总负债2.43万亿元，负债率为60.62%。刘志军、张曙光下马了，腐败能停下来吗？估计很难。事实上，2012年铁道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依然高达5000亿元人民币！“贪如火，不扑燎原；欲如水，不遏滔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5000亿固定资产投资的巨大诱惑，难保不再次将意志力薄弱的官员拉下水，难保不再次上演前“腐”后继的丑剧。
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60.6万余件（次)，立案64.3万余件，结案63.9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大案要案。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违纪违法高官还包括康日新、黄瑶、王益、张家盟、刘卓志、黄胜、田学仁等。五年间，共有90多个省部级官员被查处。
“伸手必被捉”，总有些腐败官员、问题官员，自以为聪明绝顶，带着一种“贪了就跑、跑了就了”的侥幸心理，以为能够在贪腐之后可以伺机外逃。但是，有的尚未出境就被截获，有的暂时外逃成功却滞留境外，成为惊弓之鸟。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雪标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者通行证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持有金融机关、海关等部门核准的携带外汇出境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纪录。在2003年国庆“黄金周”，中国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有学者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黑金”资金不下万亿元。
那些身份级别高、涉案金额大的腐败官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身份级别相对较低、涉案金额相对较小的腐败官员，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还有一部分外逃者通过中国香港地区中转。
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多数欧洲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给跨国追捕造成了现实障碍，而腐败官员却因此得以暂时“逍遥法外”。杨秀珠、蒋基芳、陈传柏、程三昌……这些至今仍在“追逃榜”上赫赫有名的贪官，和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时刻考验着中国反腐的决心和耐心。
好在一张网正在越收越紧。
中国一直十分重视对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的防逃追逃工作，建立了境外缉捕和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两项工作联络协调机制。各有关部门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防逃追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自2000年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通过引渡、遣返、劝返等方式，成功将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黑龙江省原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宋士合、上海市核电办公室原主任杨忠万、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辽宁省华曦集团原副总经理袁同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余振东等一批外逃犯罪嫌疑人缉捕归案，并促使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件另两名主犯许超凡、许国俊等人在外国受到法律制裁，有力震慑了外逃和企图外逃的犯罪分子。
在中美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中方以遣返作为替代措施，积极协助美国方面取证，最终使得余振东于2004年被美国遣返回中国，后被判刑12年； 仍滞留美国的许超凡和许国俊，于2010年5月6日在美国分别被判处25年和22年有期徒刑。与“逃官”性质紧密相关的，还有“裸官”。“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妻子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因此，“防逃”先要看好“裸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2012年2月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对此认同的人数均超过半数，分别为53.3%、53.4%、51.7%。
